《日出》中陈白露形象分析

《日出》中陈白露形象分析

学生姓名：牛宏丽指导老师：孙强

[内容摘要] 曹禺先生的《日出》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陈白露是这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她是一位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一方面努力地追求太阳、光明、自由，另一方面又沉迷于物质的享乐，不断堕落。在“新我”与“旧我”之间挣扎，在爱情婚姻之间周旋，最终在痛苦的矛盾中，走向了死亡。本文通过重读文本，试以陈白露的新旧转变和爱情婚姻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形象，近距离观看这位五四新女性的悲剧一生。

[关键词] 日出；陈白露；矛盾；悲剧

中国的现代话剧兴起于20世纪初，是五四以来历史新时代的产物，又是中华民族戏剧史上的杰出继承与崭新创造。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呼唤，戏剧界的呼唤也十分深沉，中国传统戏剧美学原则要经受新时代的考验，旧的戏剧观、戏剧美学观一统天下的场面将被打破，新的戏剧美学原则正在崛起，高度现代化、世界化的中国戏剧舞台正在倔强地破土而出。剧坛热切地盼望新手来拉开这崭新的帷幕，全面刷新戏剧领域。

曹禺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为时代呼唤而诞生的“集体性人物”中的一位杰出艺术家。自1934年发表了《雷雨》以来，曹禺先后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剧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戏剧强烈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精神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①曹禺先生的《日出》是一部社会问题剧，从《雷雨》到《日出》，作品的主题在不断地深化，这与作家创作个性有密切关系，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感受，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看法，表现为作家的创作概括所具有的独特性。《雷雨》激起曹禺创作个性的是对人的深切关注，这在《日出》中有了新的发展。《雷雨》写的是旧家庭生活中人的命运，劳动妇女与个性解放的女性的不幸遭遇，侧重揭露封建主义，着力写封建主义与人的压抑与虐杀，《日出》进一步把人的考察放到都市社会广阔的社会面上来，写了在旧制度下挣扎的下等妓女和高级交际花这两类妇女，将主题的核心“人”放到金钱统治的社会上来考察，揭示人在金钱统治下的社会的毒化、吞噬与虐杀。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就不是浮面地写剥削、压迫，而是深入社会的核心“人”，揭露了金钱统治的黑暗社会对被压迫者的吞噬、毁灭，对人的精神追求的扼杀，而这个社会又是如何豢养了一批腐朽寄生虫，为了“让人成为人”，敲响这个吃人社会的丧钟。因此，他有力地展现了大都市金融机体全部腐烂的过程，“表明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他把它全部否定了。”

陈白露是《日出》中的主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她是可耻的、堕落的，然而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她，她的悲剧是有其社会时代背景的。面对不幸的遭遇，她尽自己所能，忍受着，煎熬着，挣扎着……，但最终还是被这个强大的社会所吞噬。她是一个悲剧人物形象，她的一生是悲剧而又复杂的，下面我就从两方面，来分析《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走进她的悲剧人生。

"新我"与"旧我"的斗争

《日出》中有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他们的人生价值追求是不同的。“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陈白露这样一个高级交际花，面对旧情人方达生的求婚，绝望地道出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她把自己的“容貌和形体变成了女性价值的全部”②，成了“一位被观赏并被商品化了的社会角色。”③。陈白露和竹筠本是同一个人，但她们确是以不同的人生态度活着的两个人。竹筠时代她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她有霜的纯洁和清高，她聪慧，美丽，有个性，有才华，与方达生有美好的情谊，就像她说的“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青，我喜欢我自己”，这些是“这位自由的女性心灵的自然流露，也是这位小资产阶级女性自我陶醉的诗。”④。这时她是幸福的、快乐的、自由的、认真的，积极乐观的。然而家道中落，让她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为了生存，她走出了家门，步入社会自寻生计，她不靠亲戚，不用朋友，抱着“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的态度去闯，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一种闯的精神，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壮举”，一个妇女单枪匹马的在社会上生活，实属不易。但生活的不如意慢慢地磨平了她的棱角，她开始堕落放荡，渐渐地走向白露，也许从竹筠到白露，是一个瞬间，也许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说，剧中“日出”象征光明自由的人的世界，那么渴望日出，但同时又明白自己是注定看不到了，这是陈白露在剧中的一个贯串动作，“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她念着《日出》诗走入沉没。白露，虽然是冰冷的，但依然纯洁，她渴望太阳的温暖，渴望日出后的光明，，她是黑夜里企盼日出的清露，但一经太阳，她就风干了。

我们是随着方达生认识陈白露的，方达生从数千里外的乡下来到这个大都市，找到陈白露，他立即发现：“你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天真可爱的女孩子，你变了。”是的，陈白露变了，这时的她已不再是先前的竹筠了，她住在那个只有朝日可见的旅馆里，在那个有着畸形陈设的休息室，在鬼的阵营里，陪着一群有钱人玩，她变得爱应酬，爱打扮，爱跳舞，爱玩……当方达生要她离开这里跟他走时，她只一句“你有多少钱”就吓住了方达生，她要钱，要舒服，她已在这个物质充裕，充满交易的环境下生活惯了，受不了贫寒，她看到了方达生的穷酸和不现实，享受着自己的“荣华富贵”，她已走不出了，她宁愿卖自己也不愿去尝试方达生给她的生活。钱的诱惑已让她无法回头。“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面

对两种不同的生活，前者她是以竹筠而活，后者则以白露而活，她有过事业，有过爱情，有家庭，有亲人，但随着这些美好的东西渐渐离她远去，她多了一份迷茫和失望。先前她也是积极地，热情地，她对自己的一切很骄傲，出身书香门第，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当过一阵社交明星，做过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当过电影明星，做过红舞女，她与诗人结过婚，过了一段天堂似的日子。可后来，婚姻的破碎，生活的压力，让她看清了社会，她学会了麻痹，看到“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自己飞出生活的狭之笼。”。当初爱情的幻梦做的太美，少女时代的竹筠“憧憬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电影小说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这种维特与绿蒂、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恋爱的神往与狂热，使青春男女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最美妙，最理想的对象，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⑤

可现实不如梦幻，婚后带来的物质生活就显得平庸，终于失去了新鲜感。当初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孩子没了，维系婚姻的线也断了，她没有了理想，没有了追求，随着精神追求的落空，她转而返回去追求物质刺激的老路。在那个时期，个性思想解放在反对封建主义、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的斗争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世界上属于纯粹精神的东西是没有的，人性的精神追求也与物质性的欲望分不开。特别是当追求者一旦失去当初奋斗、反抗的具体目标，对于像竹筠那样的五四以来的第二代女性，封建主义对她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精神束缚已不再像鲁迅小说中的子君时代那样严酷。因此，她们就易于片面地追求物质刺激与享受。金钱社会的腐朽逐渐玷污了她纯洁的心灵。她再次投入金丝笼生活的时候，与第一次不同，过去是怀着新奇与幻想，对未来充满憧憬，现在则是难以自拔地在这种刺激中麻醉自己，并且愈陷愈深。

爱情憧憬的幻灭，失去了原先在人生中进取的勇气，生活的玫瑰色转为灰色。她痛定思痛，初次认识到她的幻灭的打击来自腐朽的物质刺激生活的冲击。但她毕竟曾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女性，特别是她与诗人生活过一段时期。她之前做过明星，当过舞女，也许诗人在最初只是看中她的光鲜和靓丽的外表，在三从四德的标准下，诗人还是无法接受她的过去，无法用贤妻良母，忠贞等来形容她，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她。诗人走了，却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相信太阳终究会升起来。诗人的向往加深了她对自由、光明的渴望，尽管这种向往是朦胧的、模糊的。她越是向往，对现状越是不满，就越痛苦。就这样慢慢地沉沦，沉沦……在半梦半醒之间，自我麻醉。她开始堕落，开始享乐，变得玩世不恭，抽烟、喝酒、打牌，厮混于鬼似的在夜里行动的人之间。她是那么的自尊，那么的高傲，女性的骄傲使她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在旧情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和创伤。只为能意外的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的生活。虽然周旋于“主顾”们之间，但却又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借嘲讽与他们拉开距离。她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