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作者 :  周燕芬

摘要：通过梳理20世纪40年代

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呈现40年代文艺论争的复

杂面貌，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特征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在，廓清并理解这段文

学历史，进而透视到40年代文艺思想的论争与建国后胡风事件发生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胡风；希望社；40年代；思想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33－06
一、伏笔：3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

想论争
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

摩擦和对抗，必须从胡风30年代参与的文艺论争谈起。
胡风参与的第一场重要文

艺论战是发生在1936年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这是胡风进行现代文艺论争的开始，也

是胡风与周扬理论分歧的发端。其后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由于涉及建立文艺上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也因为鲁迅先生的参与，引起文艺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文

艺界特别是追随鲁迅先生的一批文学青年，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篇著名文章中认识和理解了胡风，使胡风在文坛和文学青年当中具有了相当大的感召力，

而所谓宗派对立的根子也由此埋下。
与胡风相关的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战是1939

年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这场论战在延安、重庆等地的文艺界大规模地展开，由于它

从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出发，逐渐引申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所以讨论波及面

广阔，影响深远。此时的胡风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抗战以来文坛上种种不良风气，在斗争中

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曾经发生在国统区重庆的那场讨论，胡风并没有参加，但他一直关注着论争的过程，双

方的文章也都通读了。胡风意识到论争的关键，是要打破向林冰形式辩证法的自有体系，揭

露向林冰的“中心源泉说”和“移植形式论”。胡风决定从新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出发，结合

文艺实践的现实情势进行讨论，有力地回击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1940年底，胡风撰写和出

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这一总结性的五万言长文。正如胡风所说，他探讨的“不是一个单

纯的形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途径问题。所以，胡风“是

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民族形式问题的”。这篇文章标志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走向自觉，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这场论争发生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国统区，是一场相对独立的

讨论，但后来人们在批判胡风的观点时，多将其与毛泽东的论断相对应，罗织出胡风在民族

形式问题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相悖之处，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胡风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在

此时已经形成了，由此引起的对胡风的非难，其性质显然比较严重了。但胡风不以为然，他

认为自己批评的中心对象是向林冰，凡是论及的人和观点，也都是提了名的。而且胡风以为

自己在重庆的讨论文章与毛泽东提到的“民族形式”问题以及在延安的讨论应该是各行其事，

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观点固然不同甚至存在某些对立，但胡风并非有意挑战毛泽东，因为

毛泽东和向林冰立论的背景不同，现实依据也有差别，对向林冰的批评文章，不能牵强为是

挑战毛泽东。胡风自认为问题是很清楚的，但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虽然胡风长久以来对

毛泽东深怀敬意，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风对自己文艺思想的独立建构，虽然胡风著述《论民族

形式问题》并无意与延安的官方文艺思想直接冲撞，但确实是客观上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而且，毛泽东和胡风作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角色职能已经决定他们之间的分歧必然带来

极其不利于胡风的后果，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情形就更加明白了，只是

书生意气的胡风迟迟不能够自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中，看

起来是胡风一人代表论战一方，而实际上，胡风也代表着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一批同道伙友。

早在1938年4月24日，七月社在武汉组织召开了议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社团成员在此问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认识。聂绀弩说：“我以为利用旧形式，一定要和实

际联系，否则意义是很少的。”“用旧形式写出的东西，比之于新形式的作品，总要粗浅或低

“我要说我自己对于利用旧形式这一口号是取怀疑的态度的。级一点。”艾青的观点也很明确：

如其为了宣传不得不利用旧形式，我们也应该有利用的界限。宣传与文学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我们的文学革命已这么多年了，一开始，它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他们强调利用的“界限”，强调现实宣传和文学长远发展的区别，希望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有“适当的新形式”，成为“更高风格的文学”，而且坚信“把新形式大众化，或大众化了的新形式用到宣传上去，大众也不见得一定会拒绝。”其后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在《七月》上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路翎，继续坚持胡风的思想观点。从路翎的代表性文章《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可以看出，胡风一生所奋力穿引的“启蒙主义”红线，同样明显地贯穿于路翎的文艺思想当中，甚至有着更为极端的表述。路翎的文章显然与胡风属于同一话语系统，是胡风思想理论的得力助手和忠实同盟。这场思想论战表明胡风身边开始有了同盟者和追随者，只不过这种群体意识不够自觉和明显。
这场论战，扩大了胡风及其文学社团的影响，增强了同人间的思想凝聚力，但同时也开始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思想与派别对立的局面。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除了直接对手是向林冰外，“但同时也提到了和他对立的，和他的理论有联系的一些人的论点，而且还是提了名的。”胡风所说的“提了名”的人是指当时参加论战的一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即郭沫若、周扬、潘梓年、艾思奇、胡绳、光未然、何其芳、张庚等。胡风解释说：“我是把这次论争当作人民内部的文化思想问题，而不是当作政治上的对敌斗争看待的，因此，非对两方面采取平等的态度不可。否则，不能说服向林冰，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说服读者群众。”于是，胡风既没有在乎双方都是左翼作家，也没有在乎他们有些是文艺界的领导者，毫无顾忌地一概点名批评。胡风一人出面论战，却为自己树立起如此强大的对立面，这无疑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胡风其后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一教训，胡风直至晚年才意识到。
二、摩擦：《希望》引发的重庆论争
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的不和谐之音和广为树敌大有引火烧身之势，但毕竟论争的中心在于向林冰。而真正使胡风成为论争对立面，并且自觉地以集体的形式开始对抗文艺界主流力量的，则是1945年开始的由《希望》引发的文艺思想论战。
这场论战的开始时，文艺界以胡风创办的《希望》刊物为切入口，对胡风及其同人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批评可分为两个时期。
首先是重庆时期。1945年元月《希望》创刊号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同期也发表了胡风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轩然大波随即而起，引发了重庆时期的批评。在《(希望>编后记》中，胡风指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对此，胡风后来进一步解释说：
他那篇《论主观》，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半年之久，我很踌躇，因为我对它无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到编《希望》时，我发表了它。原因是，那以前(我还没有回重庆)，《中原》和《群众》发表了几篇谈思想问题的文章，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被认为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界陷入了沉闷的状态。舒芜说明，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所以得研究‘主观’这个‘范畴’。他还用哲学上斯大林阶段迷惑了我。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
胡风这里说的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国统区的胡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以延安的整风运动为背景，针对国统区文化界的各种不正之风，认为也有整顿的必要，于是，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陈家康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陆续发表，以呼应延安的整风运动。在胡风拿到舒芜的《论主观》的时候，胡风依然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文坛形势，最切近的问题是还是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而反教条主义，依然可以从根本上归结到广义的启蒙运动，换句话说，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还是解决当时文坛一切不良倾向的有力武器。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