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胡风_主观战斗精神_的理论与实践_王福湘
摘 要： 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 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 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 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 三） 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胡风主张 自 我 批 评 精 神 应 是“主 观 精 神 ”的 重 要内容之一，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在和人民共 命运的实践过程中的自我精神斗争，是鲁迅式的无 情的不断的“自我解剖”，“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 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决不是为了赢得一个谦谦君子 的名誉的”，［8］ 更 不 是 带 着 永 远 洗 不 掉 的 原 罪 感 向 上帝忏悔。他批评左翼主导思想“用划阶级成份的 ‘阶级观点’”，“把‘思 想 改 造 ’成 了 一 根 随 心 所 欲 的理论 棍 子 ”，是 犯 了“危 害 性 的 错 误 ”，宣 布 自 己 “决不敢接受”“这个有点像‘吓人战术’的‘阶级观 点’的”。［6］历史严峻地证明，40 年代以后对中国知 识分子的庸俗化又神秘化的“思想改造”，结果是压 抑了、削弱了、萎缩了、扼杀了以至毁灭了他们本来 就不健旺的 主 体 精 神，人 们“只 是 急 于 坐 着 概 念 的 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4］165 可是，当他们自 卑地虔诚地欢呼“救星”“万岁”的时候，所谓“脱胎 换骨”，“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充其量不过 是把旧的唯心论换成了新的唯心论，把旧的教条主 义和奴隶主义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更 可悲的是丝毫没有了曾经可能有过的一点“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自诩已经获得的“无产阶级” 立场和世界观实际上变成了子虚乌有。针对这种 自戕式的“思想改造”，胡风提出，思想革命的“中心 点是争取主 观 的 思 想 立 场 或 思 想 要 求 的 加 强 ”，即 主体精神的 加 强，“从 这 里 拓 大 以 至 开 发 通 向 人 民 的道路（ 为人民服务） ”，［2］296 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健康成长无疑具有根本的意义。 （ 四） 关于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胡风认为中共建政以后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 用，应建立“在 作 品 竞 赛 和 日 常 地 民 主 地 进 行 从 创 作实践出发 的 思 想 斗 争 的 基 础 上 面 ”，尊 重 文 艺 的
关于胡风的批判详解
第三节对胡风的批判一、批判的缘起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菩堤坝区大经桥乡人。
1902年生。
1936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文艺笔谈》，继之又出版了《密云期风习小记》，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文艺领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寓武汉、桂林、重庆等国统区，先后创办主编了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流派——“七月”派。
解放后，他出版了八本文艺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1980年平反，1985年去世。
1954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在处理《红楼梦》研究稿件上表现出来的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当时胡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长期积累造成的。
二、批判的演变及主要内容：(一)“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春。
(二)关于民族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写了《民族问题形式》的“小册子”。
凡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
他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他说“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级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作品的“具体的活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正是反映了“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要求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五四新文学先天地就具备或已经解纠决了问题。
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提倡民族形式和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但并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新的意义。
当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用明确话说明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也在他的批评之内。
胡风与茅盾的论争探析
胡风与茅盾的论争探析摘要：胡风与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不同，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两人所持观点不同，另外，胡风还是茅盾一段不成功的恋爱的见证人，这些因素让两人形成很深隔阂。
而文学观的对立则让两人的隔阂演变为终生的积怨。
关键词：胡风；茅盾；“两个口号”论争；文学观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0）11-0051-04（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魏邦良∗∗∗第40卷第11期绥化学院学报2020年11月Vol.40No.11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Nov .2020收稿日期：2020-05-25作者简介：魏邦良（1966-），男，安徽和县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胡风文艺思想的本土传统与域外资源研究”（AHSKYG2017D134）。
胡风与茅盾早年在日本有过一段交往。
回国后，他俩在政治和文艺领域都曾共过事,同时与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
按理，两人交情匪浅，即便文艺观不同，理应求同存异，相互包容。
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他俩的关系极为糟糕。
一、“茅盾会说阔气话”1934年，鲁迅向茅盾提议，办一个专门刊登译文的杂志，杂志名称就叫《译文》。
茅盾当即同意。
后来，茅盾还向鲁迅推荐了黄源，负责跑书店和印刷所，做些杂事。
黄源工作认真，赢得了鲁迅的信任。
《译文》出第四期时，鲁迅决定由黄源主编。
不久，生活书店换了新经理。
新经理不信任黄源，要撤换他，让鲁迅来编。
9月17日，生活书店请鲁迅、茅盾等人吃饭。
宴会刚开始，新经理就提出换编辑。
鲁迅对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很反感。
之后，鲁迅和生活书店闹得不欢而散。
《译文》只得停刊。
对于此事，茅盾的态度颇为暧昧，作为鲁迅的朋友和《译文》发起人之一，他当然不便替书店方面说话；但同时，他也是生活书店老板邹韬奋的朋友，所以他也没有完全站在鲁迅这一边。
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与风格传承
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与风格传承□ 李遇春内容提要胡风在1955年后的政治受难生涯里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
本文主要探讨胡风在这些旧体诗词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以及艺术风格的传承关系。
胡风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中表现了诗人的反抗意识、认同意识和疏离意识,它们分别与诗人的现代启蒙人格、传统儒家政治人格和道家隐逸人格相关,三者相互纠结,展现了胡风复杂的文化心理状态。
胡风的这些旧体诗词“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受到了鲁迅旧体诗和建安诗风的影响,呈现出遒劲拙重、沉郁顿挫、刚健清新的风格。
作为诗人,胡风在1955年落难之前,一直是以新诗创作著称的。
虽然他在此前也写过旧体诗,但数量不多,《胡风诗全编》里收录了他建国前的旧体诗二十余首,辑为《抗战风云》一辑。
在1955年的那场文坛冤案酿成后,胡风从此陷入牢狱之灾二十余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四川苗溪劳改农场、四川大竹监狱关押或劳动改造。
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胡风孤独地开启了他作为旧体诗人的苦难文学生涯。
没有纸和笔,他就自言自语,自念自听,依靠顽强的记忆力把那些呕心沥血之作记在心里,在默念和吟咏中捱过艰难的时光。
据胡风1979年的回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生活中,他写下了《求真歌》(古风长短句14章)、《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首)、《红楼梦·人物悲剧情思大交响曲》(三十余曲)、《采世巨灵狂想大交响曲》(12曲)、《创世巨人理想大交响曲》(12曲)、《女性悲剧情思大交响曲》(12曲)、《创世英烈悲壮大交响曲》(12曲)、《过冬草》(律诗、词,约三百首)、《报舂草》(律诗、词,约一百首),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数量巨大的旧体诗词作品如今所存甚少,大部分或被遗忘,或被监狱管理者收缴之后没有归还这是胡风晚年诗词创作无法挽回的损失。
据《胡风全集》第1卷收录的旧体诗词作品来看,胡风现存的旧体诗词约有四百余首。
其中除作于建国前的二十余首之外,绝大部分是在建国后的狱中写的。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胡风文艺思想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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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 玉 琴 （ ９ ５ ） 女 ． 末 龙 口＾ ．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博 士 生 姜 Ｊ６ 一 ． 山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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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２年 第 ２期
总 第 １ ７ 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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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性 与 反 现 代 性 ： 风 文 艺 思 想 剖 析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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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风 又 艺 思 恕 与 左 翼 又 学 理 论 堤 有 率 质 上 的 区 别 胡 风 反 对 现 实 王 只 只 是 反 对 某 种 胡
胡风的_主观战斗精神_论
收稿日期:2006-08-29 作者简介:童庆炳(1936-),男,福建连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国别史”,批号:02A WW 001。
第23卷第4期2006年10月东 疆 学 刊Dong jiang Journal Vo l.23N o.4O ct.2006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5)摘 要:胡风生平简要。
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
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
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
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
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关键词: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艺术真实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6)04-0001-10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
1920年考入武昌启黄中学。
1925年他是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学生,开始阅读“五四”革命文学作品,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于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1925年暑期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
在北京因为革命热情得不到满足,南下回乡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
在东京学习期间,他受当时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和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普罗文学运动。
关于胡风的批判解析
第三节对胡风的批判一、批判的缘起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菩堤坝区大经桥乡人。
1902年生。
1936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文艺笔谈》，继之又出版了《密云期风习小记》，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文艺领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寓武汉、桂林、重庆等国统区，先后创办主编了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流派——“七月”派。
解放后，他出版了八本文艺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1980年平反，1985年去世。
1954年10月31日和 11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在处理《红楼梦》研究稿件上表现出来的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当时胡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长期积累造成的。
二、批判的演变及主要内容：(一)“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春。
(二)关于民族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写了《民族问题形式》的“小册子”。
凡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
他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他说“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级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作品的“具体的活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正是反映了“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要求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五四新文学先天地就具备或已经解纠决了问题。
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提倡民族形式和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但并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新的意义。
当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用明确话说明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也在他的批评之内。
认识胡风的三种角度
认识胡风的三种角度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1933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向中共中央上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自白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至今我仍难忘1985年亲历的向胡风先生遗体告别的场景。
路翎、贾植芳、牛汉、绿原等众多友人，依次走来，向他们的导师和朋友默哀。
然后，他们缓缓走至梅志先生面前，与她握手致意。
她在儿女搀扶下伫立着，如一尊雕像，清瘦而坚毅，脸色凝重但不悲戚。
自胡风去世近两个月来，大家从没有见到梅志流过一次眼泪，她的冷静让人吃惊。
然而，在胡风遗体最终被推走的一刹那，她突然号啕大哭，泪如泉涌。
大家都没有去劝她。
悲情的迸发是她等待已久的。
对于梅志，难道还有别的更好方式来与胡风作最后的告别吗？如今，二十余年已经过去，新近出版的《胡风家书》为这一感人的瞬间做了最好的注解。
从三十年代初的恋爱，到六十年代囚居秦城，胡风写给梅志的一封封家书，把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的丰富情感，动人心魄地呈现出来。
读这些信，我们可以读他们的感情世界，可以读知识分子性格的发展，更可以读在风雨中蹒跚而行的受难者的心灵史。
几年前，我曾请诗人牛汉为丁聪先生所画的梅志肖像漫画题词，其中一句印象最为深刻：“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生命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
”诗人说得好。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
精粹的诗句仿佛就是为《胡风家书》而写。
在人们眼里，胡风性格的倔强和直爽十分突出。
11,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
11，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专著中，胡风提出了对于现实主义独创性的理论阐释，他认为现实总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为作家所耳闻目睹，可称之为“感受世界”。
另外在作者心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世界，胡风称之为“观念世界”。
现实主义创作过程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
其间作家扩张“观念世界”中与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相适应的因素，而克服其不相符合的因素，这就使自身的“观念世界”得到改造和重建。
另一方面，作家所感受到的世界经过这样的“扩张”和“克服”，也不再是原来所感受到的现实，而是经过作家头脑的坩埚熔铸和提炼的新的世界。
即是说，创作主体需要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而客观对象也会以其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上述认识。
这个“相生相克”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诞生。
而能够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合而称之，即为“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础来构筑他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又有现实针对性地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作为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三个支柱。
其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在题材的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
他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
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其二，胡风提出“精神奴役创伤”说。
他认为应当继承“五四”提倡过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应看到人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他还认为三四十年代存在一种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同时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倾向，他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民粹主义底死尸”复活。
因此，他很反感那种将知识分子从人民中间抽离出来另眼看待的做法。
他认为知识分子有“游离性”、“二重人格”等弱点，应当“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练”，去改造，但不一定是被动地接受人民的教育，而要发挥“主观精神”主动搏击生活，在正视人民身上“奴役创伤”的同时改造自己。
真诚面对人生
真诚面对人生【摘要】胡风先生的文论思想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勃发。
他强调了感性对象，是相生相克的主客观融合过程。
他的文论思想体现出了锋芒性和情感性的特性。
【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主体意识；锋芒性；情感性胡风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中，在这个灰色的战场上，坚持文学与革命结合，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战斗立场，积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活动。
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存在着性灵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三种倾向。
胡风为了反对这种完全脱离社会主潮，将文学单纯作为宣传工具，图解政治和奴从现实的观点，坚持真正现实主义道路，提倡主观战斗精神，这是他在文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一、文学主体意识的勃发胡风没有论述文学主体性的论文，他没有就文学主体性问题发表过系统性的文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主体性思想。
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文学主体性思想的理论表述形式。
文学的主体性，包含着作家的主体性，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性，读者及批评家的主体性等三方面的内容。
胡风更多的是论述创作主体（作家）和创作客体（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人物）之间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
（一）感性对象的强调。
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就是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主观方面作用。
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胡风认为，创作作品不能从概念出发，而是确确实实从复杂万变得社会现实出发，从具体可感的形象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
胡风认为思想力和创造力来源于对现实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否则将会沦为市侩主义，即抒情主义或公式主义，缺乏现实作为依托。
作者在这里希望作家能够通过对血肉鲜活的真实世界的体验，写出具有自己独特个人感受的社会现实。
体现在具体革命斗争中，就是作家要与人民结合，真正写出体现人民生活和精神的复杂状况，揭露“精神奴役的创伤”，从而起到启蒙作用，服务于社会。
（二）相生相克的主客观融合过程。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及其与“胡风事件”的联系》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及其与“胡风事件”的联系现当代文学辛慧秀130934早在1942年底，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
他认为，主要由于作家们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导致了文艺现象的萎靡。
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的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瞩目的倾向。
”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
据胡风解释，现实主义的关键就是，对现实要有主动的人生姿态，在将生活与创作连接的复杂而紧张的过程当中，它起到可以防止创作过程变成一个简单公式的关键作用，而后者正是作品缺乏艺术表现力的症结所在。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写到，“作家的思想态度上没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痛烈的主观精神要求，黑暗就不能够是被痛苦和憎恨所实感到的黑暗，光明就不能够是被血肉的追求所实感到的光明，形象就不能够是被感同身受的爱爱仇仇所体现出来的形象了。
”可见胡风所主张的作家的主观能动性，更多的在于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精神灵魂上血肉相连的“共感”状态。
我认为单从文艺角度来看，胡风的观点有很多可取之处。
他强调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主张作家带着对底层的真实体察和无比的热情来进行创作，应该说，是推崇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立性的表现。
但，胡风似乎模糊了自己的左翼政治身份，在追求纯文学理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为当时的政治现实所不容的。
1943年夏天，在重庆召开的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小型座谈会上，胡风对于毛泽东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
简述中国当代文学三大批判运动的内容及其影响
简述中国当代文学三大批判运动的内容及其影响1950年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争论和文艺批判运动；1954年到1955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这是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一、文坛三公案（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武训其人：武训生于1838年，山东堂邑人。
原名武七，七岁丧父，随母乞讨为生。
因受人欺负，认识到不识字的不幸，从21岁开始以文盲加乞丐的身份行乞集资办学。
至49岁时，已经积聚了230亩田，3000多吊钱，于1888年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
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
之后又相继兴办两所义学。
山东巡抚为其事迹感动，赐名武训。
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1896年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
《清史稿》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2、陶行知的评价：陶行知写有短诗《武训颂》：“朝朝暮暮，快快乐乐。
一生到老，四处奔波。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公无靠背，朋友无多。
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
不置家产，不娶老婆。
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3、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为武训撰写了《兴学节略》，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武训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
文中最后总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
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4、武训在民国时期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武训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学者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
概述胡风的文艺思想
概述胡风的文艺思想（1）“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在题材的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
他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
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2）倡导作家勇敢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因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
这一观点意在纠正当时创作显露出的一种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一味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倾向。
他要求作家不仅要弘扬赞美人民精神的光明面，同时也要揭示其精神病弱，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指出：“在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里面去担受那带着血痕和泪痕的人生，寻求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开辟从创伤里面逐渐把潜在力量解放出来，生发起来的道路。
”提倡作家用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拥抱现实、突入现实、肉搏现实，从改造现实的角度去把握和表现现实。
同时，在主体精神拥入对象生命深处的过程中，作家也要不断地用对象的真实性来修改、促成自我主观意图，引起深刻的自我斗争。
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抗战八股”等不良创作风气而提出的。
他要求作家以自我生命的热情与苦痛去感受人民的热情与苦痛，与人民生活真正结合为一体。
正是在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七月派的小说与诗创作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以痛苦为基调的情绪世界和富有力感的审美追求。
（3）胡风还提出了“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综上，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阐述了他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对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主观战斗精神因其独有的主体性内质
前言前言胡风文学理论体系的源点之一为黑格尔。
面对黑格尔，胡风呈现出其强烈的精神二律背反性：一方面，他继承了黑格尔的主客关系论的理论构架，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击碎黑格尔的流于空泛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的“鬼影”，并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从而建立起独树一帜的“主体性现实主义”。
这一继承与改造是一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撞击与建构的进程，它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其一，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曾借助黑格尔的术语“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来说明作家的主观和客观生活现实的关系，他另辟蹊径，在总结五四运动和鲁迅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和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将其改造成为“主观战斗精神”。
在政治化年代，“主观战斗精神”因其独有的主体性内质与主流意识形态悖逆，其光芒最终隐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抗衡中。
其二，主客体关系论。
胡风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主客关系论的整体构架。
在他的主客关系的理论框架中，主客体之间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互渗共存、双向同构的规律。
他以人的生命意识来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并在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的过程中，悟解到主客体之间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场相生相克的斗争的过程，主张主体将自身的生命力化合在客体之中，达到交融状态。
其三，典型论。
作为典型理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性格代典型，并用个性塑典型，为典型注入动态性与丰富性的内涵，揭示了典型背后的社会、历史的内涵，从而较清晰地划分了类型与典型的界限。
总览胡风的典型理论，他基本上继承了黑格尔典型论的精华。
尽管胡风在与周扬的论战中存在着淡化典型个性特征的弊病，但这只是在论战中出现了割裂典型共性与个性的“错位”现象。
造成“错位”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界没有谁真正理解典型的内涵；胡风的失误，是简单地搬用高尔基理论的结果；胡风偏执的性格缺陷也传承与超越造成了他的典型理论的错位；他与周扬之间的私人恩怨使论争蒙上了过重的敌意的阴影。
其四，黑格尔诸因素。
胡风诗案“时间开始了”之后
认为“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最终仍然是一位诗
在与丁玲、萧军、陈绪宗、冯白鲁、天蓝等来自延
பைடு நூலகம்
人”，“他的炽烈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神，不仅表
安等解放区的文坛朋友的交谈中，对解放区的文艺
现在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中，同时更表现在他的评论
状况和作家们的处境产生了不小的震惊和忧虑。3 月
文字中以及他所编印的书刊中，后者同他的诗作一
风不仅见到了先期抵达的各界民主人士，忙于参加
“易于招怨”并终于“招怨”的命运中印证了个体生
会议、宴请，观看新秧歌剧和平剧，应邀到工厂、
②
命与群体历史天然本有的曲折和复杂 。同样是“胡
学校等处参观访问，产生了走在“满天星满地花的
风集团”一分子的诗人绿原曾经这样评价过胡风，
道路”⑥上的新鲜、愉快的感受；与此同时，胡风也
的事实表明，胡风当时并未认识到这次警告的严重
⑧
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 ，“例如在华北大
性，他仍然从表面现象上认为这一切只是因为“文
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
艺上的负责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但“无论从抗战
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
期间和解放后看，周总理总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
气势，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
所回忆的：
定了，五四文学是小资产阶级，不采用民间形式是
进解放区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文代会期
小资产阶级，鲁迅的作品不是人民文学…… 我觉得
间，在我的感受上有两方面的基本情况。一方
有的同志是陶醉于胜利之中，带着好像是文坛征服
面，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 （包括
套”④，胡风、舒芜的理论和“七月派”作家路翎的
胡风的文学思想之我见
关于胡风的“为人生”文学理论胡风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理论个性。
他曾说：“文学必须为人”、“为人生”。
在那个“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环境下敢于发出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呼声，他注定成为一个悲情的战斗英雄。
在胡风的文学理论中往往出现一些带有主观色彩，有悖于“唯物主义”的‘敏感’概念。
针对于当时主流文学理论的观点，胡风认为：“‘为人生’与‘为政治’，两者并非一回事。
他说：“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
”这里所强调的是作家的主体性，是主体性的张扬，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
在胡风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一直是扛着现实主义的大旗，主张文学要同时代、社会和人生紧密相连，揭示社会的历史内容，反应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独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最高的艺术目的。
作家创作要“直入生活”，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跟紧时代，把文艺创作和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融合在一起，强烈表达了一种“为人生”的文学观念。
这一点是和鲁迅的文学主张相契合的。
鲁迅曾回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
”对于文艺关注人生，发掘人生，指导人生，他曾十分明确的说：“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
”胡风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时期“人生派”的观点。
也是对鲁迅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继承，胡风的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开拓发展而来，他的文学思想也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和思想体系。
虽然都是坚持为“人生的”的文学态度，但是胡风的理论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特点特色，胡风在反对客观主义的时候，就提出作家在创作中须得发扬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其实在当时很多作家缺乏把人生的问题同改造社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觉意识，胡风则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深化的基础上，不仅仅是表面肤浅的现象描述，而是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内涵，深入了解本质问题，探究人的内心情感，升华到人的灵魂。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论文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
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
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
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
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
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那么要怎样才能达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呢?
胡风认为, 艺术的真实性“是不可能自流式地进入人 的意识里面的”,这里要靠创作实践, 靠创作实践中“火热 而坚强的主观思想的要求”,因为“客观的历史内容只有通 过主观的思想要求所执行的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才能够被 反映出来”。胡风这里所讲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的确, 历史内容并不是摆在表面上的东西, 它往往是深藏在历史 深处的东西, 如果作家不能进入对象, 不能以自己主观的 与人民共甘苦的精神深入对象, 透过现象看本质, 怎么能 够把历史内容的实性揭示出来呢?所以我们可以说, 胡风的 “主观精神”或“主观战斗精神”不是别的, 它是一种敏 锐的历史感觉, 是一种犀利思想锋芒, 它能够深入到人生 现实和历史的深处, 把真相、真实、真理揭示出来。因此, 胡风的“主观精神”论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一、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概说
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点。
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 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 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 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 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
胡风在这里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对于脱离生活的 人来说, 生活是第一位的, 如果没有生活, 你从哪里 去寻找创作的内容呢? 生活是创作的内容, “现实的 认识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点应该是创作的前提; 但是 对于那些已经获得了创作的生活源泉的作者来说, 那 么问题就转移到如何去处理你所获得的题材, 就是对 题材的艺术加工问题。胡风对于生活和生活经验的重 要性, 曾经反复强调过, 如说: “如果靠一两篇或几 篇作品走上文坛以后, 就从此脱离了生活, 戴着纸糊 的桂冠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 失去了对现实人生的追 求的热情和搏斗的魄力, 那他的生活经验的‘本钱’, 过不几天就会用得精光, 只好乞丐似糊扎纸花度日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胡风充分肯定这一点。胡风 提出的“主观精神”恰恰是在有了生活经验后如何对 题材进行艺术加工的一种见解。
也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也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阎丽杰;张红梅【摘要】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时代特点,把握了文艺的特质。
胡风意在在现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唤起作家的创作热情,调动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作家、艺术家以主观精神把人类带入光明的世界。
%Hu Feng＇s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relevance.It reveal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grasps the qualities of literary arts.Based on realism,he arouses writers＇ fervor forwriting,motivates their initiative and advocates writers and artists bringing human into better world with subjective spirit.【期刊名称】《沈阳大学学报》【年(卷),期】2011(023)006【总页数】4页(P35-37,41)【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现实针对性;文艺特质【作者】阎丽杰;张红梅【作者单位】沈阳大学传媒学院,辽宁沈阳110044;大连教育科学研究所《大连教育》编辑部,辽宁大连11602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45胡风强调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
文艺作品一定流贯着作者的感情、欲求、理想。
作家在创作时不能有冰冷的旁观者的心境,他认为冷情就必然虚伪。
没有了爱,作品就不能够有真的生命。
没有大的感情就不能有艺术,那种公平无私的不能使读者也不能使作家自己兴奋的冷淡的文学作品,没必要产生。
胡风反对创作上的两种错误倾向,他既反对言不由衷的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也反对冷冰冰的客观主义创作倾向。
他认为冷静的创作是失败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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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article_tit"> 20世纪40年代胡风与文坛思想斗争论析 </div> <span>作者 : 周燕芬</span> <p> 摘要：通过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呈现40年代文艺论争的复杂面貌，认识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特征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在，廓清并理解这段文学历史，进而透视到40年代文艺思想的论争与建国后胡风事件发生的内在联系。
<br/>关键词：胡风；希望社；40年代；思想论争 <br/>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33－06 <br/> 一、伏笔：3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想论争 <br/> 梳理20世纪40年代胡风及其希望社与文坛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性力量的摩擦和对抗，必须从胡风30年代参与的文艺论争谈起。
<br/> 胡风参与的第一场重要文艺论战是发生在1936年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这是胡风进行现代文艺论争的开始，也是胡风与周扬理论分歧的发端。
其后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由于涉及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也因为鲁迅先生的参与，引起文艺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文艺界特别是追随鲁迅先生的一批文学青年，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文章中认识和理解了胡风，使胡风在文坛和文学青年当中具有了相当大的感召力，而所谓宗派对立的根子也由此埋下。
<br/> 与胡风相关的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战是1939年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这场论战在延安、重庆等地的文艺界大规模地展开，由于它从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出发，逐渐引申到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所以讨论波及面广阔，影响深远。
此时的胡风正在不遗余力地反对抗战以来文坛上种种不良风气，在斗争中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在这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
曾经发生在国统区重庆的那场讨论，胡风并没有参加，但他一直关注着论争的过程，双方的文章也都通读了。
胡风意识到论争的关键，是要打破向林冰形式辩证法的自有体系，揭露向林冰的“中心源泉说”和“移植形式论”。
胡风决定从新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出发，结合文艺实践的现实情势进行讨论，有力地回击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
1940年底，胡风撰写和出版了《论民族形式问题》这一总结性的五万言长文。
正如胡风所说，他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途径问题。
所以，胡风“是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民族形式问题的”。
这篇文章标志着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走向自觉，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br/>这场论争发生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国统区，是一场相对独立的讨论，但后来人们在批判胡风的观点时，多将其与毛泽东的论断相对应，罗织出胡风在民族形式问题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相悖之处，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胡风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在此时已经形成了，由此引起的对胡风的非难，其性质显然比较严重了。
但胡风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批评的中心对象是向林冰，凡是论及的人和观点，也都是提了名的。
而且胡风以为自己在重庆的讨论文章与毛泽东提到的“民族形式”问题以及在延安的讨论应该是各行其事，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观点固然不同甚至存在某些对立，但胡风并非有意挑战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和向林冰立论的背景不同，现实依据也有差别，对向林冰的批评文章，不能牵强为是挑战毛泽东。
胡风自认为问题是很清楚的，但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
虽然胡风长久以来对毛泽东深怀敬意，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风对自己文艺思想的独立建构，虽然胡风著述《论民族形式问题》并无意与延安的官方文艺思想直接冲撞，但确实是客观上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而且，毛泽东和胡风作为政治家和文艺家的不同角色职能已经决定他们之间的分歧必然带来极其不利于胡风的后果，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情形就更加明白了，只是书生意气的胡风迟迟不能够自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br/> 在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中，看起来是胡风一人代表论战一方，而实际上，胡风也代表着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一批同道伙友。
早在1938年4月24日，七月社在武汉组织召开了议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社团成员在此问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认识。
聂绀弩说：“我以为利用旧形式，一定要和实际联系，否则意义是很少的。
”“用旧形式写出的东西，比之于新形式的作品，总要粗浅或低“我要说我自己对于利用旧形式这一口号是取怀疑的态度的。
级一点。
”艾青的观点也很明确：如其为了宣传不得不利用旧形式，我们也应该有利用的界限。
宣传与文学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
我们的文学革命已这么多年了，一开始，它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他们强调利用的“界限”，强调现实宣传和文学长远发展的区别，希望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有“适当的新形式”，成为“更高风格的文学”，而且坚信“把新形式大众化，或大众化了的新形式用到宣传上去，大众也不见得一定会拒绝。
”其后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在《七月》上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路翎，继续坚持胡风的思想观点。
从路翎的代表性文章《对于大众化的理解》可以看出，胡风一生所奋力穿引的“启蒙主义”红线，同样明显地贯穿于路翎的文艺思想当中，甚至有着更为极端的表述。
路翎的文章显然与胡风属于同一话语系统，是胡风思想理论的得力助手和忠实同盟。
这场思想论战表明胡风身边开始有了同盟者和追随者，只不过这种群体意识不够自觉和明显。
<br/> 这场论战，扩大了胡风及其文学社团的影响，增强了同人间的思想凝聚力，但同时也开始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思想与派别对立的局面。
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除了直接对手是向林冰外，“但同时也提到了和他对立的，和他的理论有联系的一些人的论点，而且还是提了名的。
”胡风所说的“提了名”的人是指当时参加论战的一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即郭沫若、周扬、潘梓年、艾思奇、胡绳、光未然、何其芳、张庚等。
胡风解释说：“我是把这次论争当作人民内部的文化思想问题，而不是当作政治上的对敌斗争看待的，因此，非对两方面采取平等的态度不可。
否则，不能说服向林冰，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说服读者群众。
”于是，胡风既没有在乎双方都是左翼作家，也没有在乎他们有些是文艺界的领导者，毫无顾忌地一概点名批评。
胡风一人出面论战，却为自己树立起如此强大的对立面，这无疑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胡风其后处境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教训，胡风直至晚年才意识到。
<br/> 二、摩擦：《希望》引发的重庆论争 <br/> 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胡风的不和谐之音和广为树敌大有引火烧身之势，但毕竟论争的中心在于向林冰。
而真正使胡风成为论争对立面，并且自觉地以集体的形式开始对抗文艺界主流力量的，则是1945年开始的由《希望》引发的文艺思想论战。
<br/> 这场论战的开始时，文艺界以胡风创办的《希望》刊物为切入口，对胡风及其同人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
批评可分为两个时期。
<br/> 首先是重庆时期。
1945年元月《希望》创刊号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同期也发表了胡风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轩然大波随即而起，引发了重庆时期的批评。
在《(希望>编后记》中，胡风指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
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对此，胡风后来进一步解释说： <br/> 他那篇《论主观》，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半年之久，我很踌躇，因为我对它无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到编《希望》时，我发表了它。
原因是，那以前(我还没有回重庆)，《中原》和《群众》发表了几篇谈思想问题的文章，是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被认为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界陷入了沉闷的状态。
舒芜说明，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所以得研究‘主观’这个‘范畴’。
他还用哲学上斯大林阶段迷惑了我。
我想，可以用这篇文章引起论争来，借以打破沉闷空气，在论争的假象上迷惑国民党的审查官，借以扩大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
<br/> 胡风这里说的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国统区的胡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以延安的整风运动为背景，针对国统区文化界的各种不正之风，认为也有整顿的必要，于是，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陈家康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陆续发表，以呼应延安的整风运动。
在胡风拿到舒芜的《论主观》的时候，胡风依然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文坛形势，最切近的问题是还是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而反教条主义，依然可以从根本上归结到广义的启蒙运动，换句话说，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还是解决当时文坛一切不良倾向的有力武器。
所以，尽管胡风看到舒芜的《论主观》有幼稚、混乱、生涩等问题，对文中的一些观点，胡风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大方向上，胡风还是认为舒芜的文章有益于推进当前的讨论，舒芜关于发扬主观力量解决机械教条主义这一核心观点，与胡风的一贯思想还是相契合的。
胡风在审阅了舒芜的几篇论文后，曾写信给舒芜：“今天，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
那或者是科学思想发展的评介，或者是即于现实问题(包括现在成为问题的思想问题、历史问题等)的斗争。
这是一个工作的两面，过去都没有好好做过。
你的这四篇(连上次的一篇)，我觉得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工作。
”胡风鼓励舒芜：“不能写写社会评论的东西么?不用术语而深入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解剖，我觉得今天是非常必要的。
”舒芜的《论主观》适时而发，这篇檄文与胡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的言论合力构成国统区反教条主义的一股风潮。
但他们“都自以为是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的，但在党内引起了大问题，认为他们是用唯心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尽管当时的舒芜还没有很自觉地理解胡风一贯的启蒙姿态，但《论主观》所引起的关注，却直接引发包括延安在内的文艺界对胡风启蒙思想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质疑和否定。
<br/> 胡风发表《论主观》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文坛讨论，《希望》一出，果然反响非凡，只不过反响的强烈和性质的渐渐严重出乎胡风的预料。
1945年1月底，胡风信告舒芜，说自己25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