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影响范文
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影响范文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影响范文字数：8198字一、清朝地方管理制度的基本特点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时期，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地方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封建等级制度：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皇帝作为天子，各个封建王公作为地方统治者，下设县、乡、村等级，形成垂直分权的管理结构。
2. 道、府、州、县四级行政体制：清朝地方行政管理以道、府、州、县四级为基本行政单位，每个单位下设各级官员和职员，管辖范围逐级扩大，行使相应的政府职能。
3. 官员任命制度：清朝实行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通过殿试者即可进入官僚体系，成为地方官员。
官员的任命和选拔由朝廷集中控制，形成统一的地方管理体系。
4. 署理制度：清朝实行署理制度，即每个地方官员在调离任职地之前，要由一位临时官员进行代理，确保地方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5. 禁令制度：清朝地方管理制度中存在大量的禁令，对百姓的行为和生活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维稳。
二、清朝地方管理制度的影响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度，认定皇帝为天子，下面有王公贵族，再下设县、乡、村等级。
这种制度使得封建等级秩序得以得到维护，稳定国家的政治局势，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2. 建立稳定的行政管理体系：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建立了以道、府、州、县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每个行政单位下设各级官员和职员，从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
这种制度有利于保障政府的权威性和行政效能，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能。
3. 加强地方财政管理：清朝地方管理制度对地方财政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朝实行官员派遣和考核制度，官员在地方上任期满后，需要交纳巨额离任费，这一费用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有助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行政管理学名词解释
1.地方政府体制：地方政府是设置于地方各级行政区的公共行政管理机关。
地方政府体制是地方政府按照一定的法律标准或标准划分的政府组织形式。
2.委任制：亦称任命制，是指由立法机关或其他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过考察而直接任命产生行政领导者的制度。
3.程序性决策：也叫常规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所要决策问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有先例可参考结构性较强，重复性的日常事务所进行的决策4.行政效率：公共组织和行政工作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
5.公共行政学：研究公共组织依法处理政务的有效性，公平性，民主性的规律的交叉性与综合性学科。
6.行政区划体制：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和若干层次的管理区域并设置相应的行政机关的组织体制。
7.考任制：是指由专门的机构根据统一的，客观的标准，按照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程序产生领导者的制度8.非程序性决策：也叫非常规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所要决策的问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无先例可供参考的决策，是非重复性的，非结构性的决策。
9.管理幅度：是指领导机关或领导者直接领导下属的部门或人员的数额。
10.行政执行：行政执行是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依法实施行政决策以及实现预期行政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活动的总和。
11.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在公共论坛的言论空间中所抒发的舆论力量对政府机构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监督与制约。
12.行政效率：公共组织和行政人员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之间的比例关系13.市场失效：是指因为市场的局限性和缺陷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并且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以及社会公平问题14.行政体制：是指政府系统内部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
15.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经过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有关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16.政府职能：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起的作用。
中国市政体制的差异
中国市政体制的差异1.从各级官员的选拔和任命看，美国的市长、市议员、司法官一般与市民选出，对市民负责，权力制衡，且各党派以竞选的方式取得执政或参政权。
而中国官员一般由上级任命的，并接受上级的监督。
2. 从市政体制的形式看，美国（纽海文市）实行市长议会制，在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方面，市长和议会相互制约。
且美国体制形式灵活多样（还包括议会市长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
但中国的市政体制一般是单一制的，从上到下，“一刀切”。
3.从市政体制的工作效率看，美国效率明显高于中国的。
市长控制会议能力强，与会者发完言之后很少做长篇总结，且开展工作时很少搞形式主义。
而中国一般开会时主要领导人会做一些无关紧要的讲话，且与会者发言主动性不高，影响会议效率。
4.从市政体制组织结构设置看，美国城市不设副市长，不存在你琢磨我、我琢磨你的内耗，部门也没有副职。
城市设各种委员会，如公共管理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既有官员参加，也有专家参加，市长也是其中一些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都保证了决策不会有问题，办事效率高。
另外城市一般不辖区和县，市和县、乡、镇的政府是独立平等的地方政府，都直接受省、州政府的领导。
具有自治传统，建制性质单一。
中国内部结构统一，从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检察院到县、乡、镇的各个部门，形成层级结构。
5.从市政体制组织结构的行政地位看，美国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地位，有自治权和普通的行政权力，各组织处于平等地位，是指导、协作关系。
中国市政体制中中共市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对内设层级的领导权，且组织机构中不具有自治权。
6.从市政职能范围侧重点看，美国实行社会型政府或公共服务型政府，对市民负责，对下负责。
且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社保、教育、公共基础设施等，它以社会保障为重点。
美国的市长不管经济。
美国的政府抓环境建设，间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直接管理企业。
中国实行全能型政府，政府的重点是经济建设及对市场的管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它以社会管理为主。
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制度变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制度变革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和规则的更新和调整，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介绍几个典型的案例。
首先，制度变革可以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
过去许多国家存在着过度集中的经济结构，垄断行业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通过制度变革，可以打破垄断，引入更多的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例如，中国在上世纪末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全球接轨，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推动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创新。
其次，制度变革还可以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
一些国家在制度变革中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创新的动力和回报。
例如，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改革，为国内企业的创新提供了更好的保护，激发了企业的研发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同样，欧洲的一些国家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初创企业等制度改革措施，推动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制度变革还可以提高社会公平和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许多国家在制度变革中注重建立透明、公正的法律和政策制度，保护个人和企业的权益，提高社会的公平性。
例如，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劳动市场改革，通过降低非正式工作的比例，提高劳动力的稳定性和薪酬公平性，为社会创造了更好的经济环境，激发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然而，制度变革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改革的推进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在一些政治体制相对封闭的国家，改革可能会遇到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需要克服各种困难，确保制度变革的有效执行。
其次，不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不同，制度变革的措施和路径也会有所差异。
因此，必须在实践中灵活应用，结合本国国情，避免简单模仿他国的经验，落实制度变革的各项政策。
总之，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以地方官员为主宰，同时，这些地方官员经常会发生变更。
这些变更对经济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因为这些变化往往会对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将着眼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案。
1. 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探讨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研究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依然丰硕。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不同省份30年内的GDP增长进行比较研究，结论是地方官员定期更换会对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稳定的政府团队有利于经济发展。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政策稳定和一致性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地方官员更替会引入一种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中国私营企业通常面临着抵抗政策转变和不确定性的压力，而地方官员变更的发生会让他们在实施投资项目时感到更为担忧。
有些研究还表明，地方官员更替还会影响与政府相关的租金收益（rent-seeking）行为。
当地官员不确定的接班人士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权力分配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和分歧，进而诱导官员进行更多的拍马屁和上交“礼金”，以争取利益和保障政绩。
2. 解决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解决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下是一些解决方案的建议：2.1 提高地方官员工作的稳定性地方官员变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必要的绩效管理。
如果官员在自己的领域内表现不佳，则必须被更替。
为了减少地方官员更替对投资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可以制定更为完善的绩效管理流程。
如果一个更合理的绩效管理流程能够让工作表现不佳的官员在更长时间内履行职责，这有望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2.2 透明化决策机构并减少非正式租金收益透明和透明度高的决策机构不仅可以让地方官员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减少，还可以帮助政策能够更加系统和连续。
市级官员晋升,光靠经济不行
市级官员晋升，光靠经济不行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7期□杨其静不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锦标赛当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在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的锦标赛或者标尺赛。
不过，我们认为这肯定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
首先，各种相关文件反复强调中国选拔干部的第一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这意味着，若某位干部被认为有德有才，则他并不需要经济增长业绩就可获得晋升，甚至破格提升。
其次，“谁高谁升”会从根本上否定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从而有悖于中国核心的政治制度。
不仅如此，经济增长率高的市委书记并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具有治党治国能力的政治家。
正因为此，长期以来组织部门并未明确地把经济增长业绩作为干部提拔的依据，经济增长业绩仅是众多实绩分析项目中的一项。
正是这样的现实原因，我们在2003～2012年的市委书记样本中没有找到支持晋升锦标赛或者标尺赛的证据，即并没有发现那些经济增长率高或者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靠前的市委书记系统性地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业绩就完全不重要。
或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格赛由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主要是省内的副省部级岗位，因此，对他们的考核选拔自然由中央组织部来负责组织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市委书记是否能得到晋升，最关键的是，是否能够得到提名。
与省级领导晋升不同，在选拔副省部级干部的过程中，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涉及多个层次。
首先，修订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特别规定“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还应当努力达到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当时那些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相中的候选人将在晋升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其次，由于整个选拔和任命工作是由中组部直接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因此，中组部主要领导对副省部级领导的人选也具有重大发言权。
另外，《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因此省委往往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选拔对象建议名单，以便在干部选拔活动中掌握主动权。
2016年秋行政管理公共伦理学作业答案
《公共伦理学》作业答案一、案例分析题案例1： 1、A 2、B 3、B 4、D 5、C案例2： 1、D 2、B 3、B 4、 B 5、D案例3： 1、A 2、C 3、B 4、 A 5、B案例4： 1、C 2、B 3、B 4、 A 5、B二、名词解释1、公共伦理：用以规范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以保证公益事业的公正性，合理有效的实现公益事业目标的准则体系。
2、非政府组织：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以社会公共事务为管理对象，以非权力手段为组织运作基础的公共组织。
3、群体：又叫社会群体，是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集合体。
4、公共权力：是公共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
5、制度伦理：通过制度来调节人们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意识的总和，它体现在各种制度安排和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是主体认知和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实践精神。
6、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关系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
7、阶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对生产资源的占有关系相同的集团。
8、管理：管理就是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运用一定的手段对客体及其关系实施协调控制的活动过程。
9、公共事务，就是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为保护社会和市场的正常秩序，维持公共环境的可持续能力而实施公共管理的目标和过程的体系。
10、行政审批：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处理相对方的申请，依法赋予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者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总称。
11、社会组织：广义指一切人类共同活动的群体，包括家庭、家族、村舍等初级群体狭义指具有共同目标和规范，行为协调的社会团体，是政府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也是次级群体的表现形式，也可称之为正式社会组织。
12、公共项目指政府及公共部门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完成社会公共事务而实施的项目。
13、道德素质：是指公共管理者将公共伦理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素养和水平是公共伦理意识和行为的统一。
最令人反感的十种形式主义
最令人反感的十种形式主义——官场形式主义状况调查2013-09-24 16:11 来源：人民论坛9月下（总第417期）核心提示：对待官场形式主义，必须“揭破它”，把这种“毛病切实改掉”。
唯物史论者揭破形式主义的工具和武器首先必须是科学的理论。
毛泽东曾说过，“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核心提示：调查时间：2013年8月10日-2013年9月13日调查方法：网络调查、书面问卷、记者访谈等多种形式调查样本：总计9197人，分为三个群体：一，党政干部群体2314人，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民智市场”调查公司及人民论坛理论调研基地联合在东中西部省份随机抽样进行书面问卷调查；二，专家学者103人，由人民论坛编辑部通过记者访谈、邮件问答等方式进行调查；三，网友6780人，在人民论坛网、搜狐网等推出网络调查问卷。
数据加权：文中数据经加权统计，专家权重10%，干部权重40%，网友权重50%形式主义作为官场顽疾，一直以来被鞭挞、批判。
毛泽东曾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邓小平同志“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当前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强调反对形式主义，将形式主义列为“四风”之首。
形式主义为何如此顽固？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广泛调查，深入了解公众对官场形式主义的态度、看法及“反对形式主义”措施的评价、建议等，为读者解析官场形式主义及其背后隐藏的机理。
（一）调查过程：四个步骤依次展开，分群体调查为保证调查结果客观准确，本次调查采取网络调查、书面问卷、记者访谈等多种形式，就以下四个步骤依次展开。
文本梳理和归纳。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前期搜集关于形式主义的经典论述，包括与形式主义相关的高层声音、专家讨论、媒体评论共计200余篇，汇集多方数据，据此找出对形式主义的基本认识脉络。
专家意见征询。
人民论坛编辑部通过记者访谈、邮件问答等方式，广泛征求100余位专家的看法和意见。
征集意见基础文本近6万字，覆盖与问题相关的各个层次和方面，从中梳理出当下官场形式主义泛滥的原因、症结等。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杨良松 庞保庆【摘要】中国的地方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当地财政支出，但文献对此尚无系统性证据，也较少注意到官员之间的差别。
论文基于对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分析，试图测量这种影响。
论文首先分析他们影响财政支出的能力和激励，并说明不同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的领导的可能差异。
基于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省级数据，论文研究了领导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教育、文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影响，发现①书记和省长都能影响财政支出，但省长影响最大，对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的案例分析也证. All Rights Reserved.明这点。
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具有更强的影响，部分印证了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
②晋升锦标赛难以解释官员对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中央政策偏好使得官员重视教育支出而忽视文化卫生支出；③不同支出项目受影响程度有差异，基本建设支出受影响最大，而事业费类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
【关键词】地方预算 财政支出 省级官员 政治集权 财政分权【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 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７２－４０通讯作者：杨良松（ｌｉａｎｇｓｏｎｇｐｋｕ＠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助理教授；庞保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两位作者特别感谢上海财经大学耿曙教授的详细指导，杨良松特别感谢麻省理工学院ＬｉｌｙＴｓａｉ教授的指导，也感谢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Ｈａｓｋｅｌｌ、任超然、余莎和刘红芹博士的修改意见。
论文曾在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工作坊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年会汇报过，感谢会议与会者，尤其是张光、宋磊、赵杰、叶静、刘骥、周嘉辰、游怡文和李羚等教授的意见。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一、导言在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下，地方党政领导对于当地预算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按常理而言，地方领导有激励也有能力影响当地财政支出。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制度变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效应也有所不同。
本文将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探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制度变迁的定义及影响制度变迁是社会制度演变的过程，它包括法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习惯等各个方面。
过去几十年，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制度变迁，它不仅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1. 创新和发展：制度变迁可能会催生新的产业和市场，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2. 资源配置：制度变迁可能影响某些资源的使用和配置，使得经济效益得以最大化。
3. 经济体制：制度变迁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的大门。
二、国内外案例分析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案例来了解这个关系。
1.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这个增长得益于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机遇。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宽了外商投资的政策，这促进了经济的国际化，增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投资和技术。
同时，中国建立了环境保护制度和科技创新制度，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2. 欧洲的单一市场计划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单一市场计划”，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加速欧洲经济的发展。
这个计划通过去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不断深化经济一体化来促进欧洲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的GDP 占全球的33%。
在长达30年的单一市场计划实施后，欧洲的GDP占全球的22%。
虽然单一市场计划的实施遇到了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但是它提高了欧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
3. 美国的金融改革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并逼迫美国政府进行金融制度变革。
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近年来，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了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不同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多种多样。
本文将结合相关学术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民主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民主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可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制度，也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而独裁制度通常会削弱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监管作用，导致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混淆，影响经济发展。
例如，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大多数是独裁制度，经济水平落后。
2.法制与非法制政治权利的法制化是保障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条件。
法制化的政治制度可以保护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提高法治环境，有利于经济活动产生良好的信誉。
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对经济发展比较重要。
与之相反，缺乏法治环境的政治制度将破坏市场秩序和商业信誉，大大影响经济发展。
3.中央集权与地方权力中央集权和地方权力的结构化不同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可行权更具决定权，力度较大，究竟如何改革就取决于高层层面的攸关；而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通常会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服务水平，这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和地方经济发展。
二、经济发展对政治制度的影响1.经济发展的强化作用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成熟的经济体需要健全的政治制度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发展与市场自由化使得政治制度自然地变得越发成熟和健全。
2.经济萧条的政治危机经济发展的失败也可能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危机。
经济萧条和社会危机通常会导致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政治震荡，从而导致政局不稳定。
这样的例子有多种，如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社会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等。
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
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
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中国，官员的任命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完成的。
中央政府对于高级官员的任命有着很大的权力，并且会根据官员的能力、经验和政治背景来做出任命决定。
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官员任命是基于能力和表现的。
在中国，官员的任命不是基于政治关系或其他非能力因素，而是基于官员的能力和表现。
这种制度可以确保政府高层官员的素质和能力。
第二，官员任命是分级的。
在中国，官员的任命按照一定的等级和分类进行。
高级官员的任命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中级和低级官员的任命则由地方政府来决定。
第三，官员任命是周期性的。
在中国，官员的任命通常是按照一定的周期进行的，这样可以确保政府高层官员的交替和更新。
总之，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它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该制度的稳定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可以保证政府高层官员的素质和能力，推动国家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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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制度的变化趋势
官员制度的变化趋势
官员制度的变化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选拔机制的改革：官员选拔机制从传统的由上级直接任命转变为更加公平、竞争和专业的选拔制度。
例如，一些国家引入了考试、考核和竞聘等方式来选拔官员，以提高选拔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2. 职业化和专业化：官员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需求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一些国家鼓励官员参加培训和学习，提高专业能力，确保其胜任相关职责。
3. 权力监督和制约：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
通过加强反腐败工作、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加强审计和调查等方式来防止滥用职权和腐败问题。
4. 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对官员制度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通过各种方式如舆论监督、公众投诉等来监督官员的工作，提高公众参与官员选拔和决策的程度。
5. 建立责任制和激励机制：官员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和激励机制。
通过建立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和激励机制，激励官员为公众利益工作，同时也加强对官员不当行为的约束和惩处。
总的来说，官员制度的变化趋势是向着更加公平、透明、高效、公正和法治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何系统性偏离实际?——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何系统性偏离实际？——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实证分析魏建;鉴闻【摘要】对经济增长进行预期管理是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形成过程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收集2004—2014年我国277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系统性偏差.那么,这种系统性偏差是如何形成的?实证分析发现:省级偏差与市级偏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委书记的更替与偏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偏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对偏差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在我国东、中、西部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形成机制,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指导.【期刊名称】《学习与探索》【年(卷),期】2018(000)003【总页数】10页(P98-107)【关键词】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系统性偏差;影响因素【作者】魏建;鉴闻【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济南250100;中国农业银行国际结算单证中心,合肥2306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4一、引言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现代国家往往根据本国实际对本国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预期，并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朝着预设的方向发展。
在计划体制下，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约束性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增长的约束性目标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自2006年开始，我国将约束性增长目标改革为预期性目标。
在每五个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规划中，设定预期性的经济增长目标。
预期性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全国以及各地经济增长的努力方向，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
① 尽管是预期性的，但实际上各级政府都会努力使实际的经济增长水平与预期水平接近或者超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很高的约束性。
在确定预期目标时肯定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经济的实际增长并不能完全与设定的目标一致，经济预期目标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一般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以下简称“偏差”)。
清廉机关建设存在的问题
清廉机关建设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清廉机关建设的力度，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将从组织结构、制度建设以及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探讨清廉机关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组织结构问题1. 缺乏多元化人才培养渠道：目前，很多机关的高层领导岗位被固化为内部晋升人选，导致少数特权阶层垄断了权力资源。
缺乏开放公平的选拔平台和激励机制，使得能力较弱或具有创新思维的年轻干部无法获得发展空间。
2. 人事任命不透明：在某些地方和单位，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人事任命往往存在着非理性因素。
有时候政绩考核并不重要，更注重政治背景和个人关系等因素。
这种做法容易滋生腐败行为，损害公信力。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 推进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的选拔机制，实行竞争上岗、能力导向的人事管理模式。
促进干部职称评定等方面程序规范化和市场化。
2. 加大对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积极鼓励年轻有为的干部参与决策和重大事务，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平台。
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和教育，引导其成为清廉机关建设的中坚力量。
二、制度建设问题1. 内外有别的审批标准：在一些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着“单线审批”现象，即只有一个主管领导进行审批决定，缺乏约束和监督。
此外，在相同案件环节下，对内审批标准比对外严格很多。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容易带来贪污腐败问题。
2. 目标考核过分追求经济指标：现行考核体系普遍偏重产出数量指标，忽视了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等非经济指标。
这使得一些官员过分关注项目完成率或GDP增长速度，而忽略了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等重要领域。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 完善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多级审批机制，实行权力下放和公众参与。
加强内外部监督，确保程序的公正透明性。
2. 平衡考核指标：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指标，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为官员提供一种全面、客观的评估方法，鼓励他们在各项任务中平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也在不断地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都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对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权衡。
因此，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一、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税收等方式来影响经济的政策。
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小觑。
政府支出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就业机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
2、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税收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影响。
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提供收入，但如果过高的税收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企业盈利的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合理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消费和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3、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债务是指政府为满足自己的支出需求而发放的债券，政府债务的多寡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政府债务过多，就会导致债务利息的增加，从而使得政府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货币政策是指央行通过管制货币供给量、调节利率和汇率等方式来影响经济的政策。
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货币政策对购买力的影响货币政策对购买力有很大的影响。
货币政策掌握着货币供给的量，它能够影响价格水平和购买力，负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影响消费能力，进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货币政策对投资也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控制利率，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行为。
如果利率太高，就会降低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3、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对汇率也有很大的影响。
元的地方管理制度
元的地方管理制度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地方管理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重点探讨元朝的地方管理制度，从政策制定、官员任命、地方自治以及农业经济等方面加以分析。
元朝建立初期，为了统一全国的统治，大蒙古国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地方管理制度。
首先，元朝实行了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行省，由行省管理地方政务。
每个行省设立都元帅、行省衙门等机构，负责监督管理辖区内的各项事务。
行省下设州、县等地级行政区，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垂直管理。
此外，元朝还设立了一个中央行宫和宦官衙门，以监督行省政务并监控地方官员的行为。
其次，元朝在地方官员的选拔任命方面也有一套独特的制度。
元朝设置了三级官职，分别为省官、府官和县官。
官员任命采取了严格的考试制度，以质量优秀者为官。
元朝实施了“师傅说经，门生考试”的制度，即由高级官员担任门派、考试官，选拔有能力的人出任官职。
此外，元朝还普遍实行了“兼任制”，即一位官员可以兼任多个职务，以便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
这种选拔制度提高了地方官员的素质和执政能力，有利于加强地方管理能力。
元朝还注重地方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元朝为部分地方设置了自治州，赋予其较大的地方自治权。
自治州由本地土著领导，负责地方内部事务的管理和决策。
元朝政府对自治州的干预相对较少，对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此外，元朝还通过地方组织、俱乐部等形式，大力发展地方社会组织，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
在农业经济方面，元朝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保护农民的利益。
元朝建立了政府管理的农田地产制度，对每一块土地进行严格的登记和分配。
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确，为农民的土地权益提供了保障。
同时，元朝还实行了限制土地流转和农民迁移的政策，以确保农田的稳定性和农民的福利。
此外，元朝还建立了农业技术培训机构和水利工程管理机构，提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灌溉设施，以增加农业的产出和效益。
夏朝实行地方管理制度
夏朝实行地方管理制度一、地方管理制度的基本构成夏朝实行的地方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地方政权、官员任命等方面。
行政区划是指夏朝把国家划分为一定的行政区域，将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县、乡、村等级。
地方政权是指夏朝国家在各地设立县、乡等地方政权机构，由地方官员管理当地事务。
官员任命是指夏朝国家对地方官员进行任免、考核、激励等方面的管理。
在行政区划方面，夏朝采取了先进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国家划分为若干个州、县、乡等级。
每个州、县、乡都设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由地方官员管理当地事务。
在地方政权方面，夏朝实行了县守等地方政权机构，地方官员担任该地区的管理者，并负责管理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务。
在官员任命方面，夏朝实行了严格的官员任免制度，地方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选拔才能上任，一旦任命则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否则将受到处罚。
二、地方管理制度的运行机制夏朝地方管理制度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政府机构设置、官员选拔任免、地方政权关系、政策宣传等方面。
政府机构设置是指夏朝国家在各地设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行政机构、法院、监察机构等。
官员选拔任免是指夏朝国家对地方官员进行选拔、任免、考核等方面的管理。
地方政权关系是指夏朝国家与地方政权机构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管理模式。
政策宣传是指夏朝国家对地方政权机构宣传国家政策、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工作。
在政府机构设置方面，夏朝国家设置了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州府、县政府、乡政府等，负责管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务。
在官员选拔任免方面，夏朝国家实行了严格的选拔制度，地方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选拔才能上任，一旦任命则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否则将受到处罚。
在地方政权关系方面，夏朝国家与地方政权机构之间实行了一定的统一管理模式，即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权相互支持、相互制约。
在政策宣传方面，夏朝国家对地方政权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宣传工作，宣传国家政策、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增强地方政权机构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三年青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
三年青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1.引言“三年青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任务名称在古代中国官员任命制度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将详细探讨这个任务名称的背景和含义，并解释其中蕴含的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政治经济联系等方面的内容。
2.任务名称解析“三年青知府十万雪花银”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三年青”、“知府”和”十万雪花银”。
下文将对这三部分逐一解析。
2.1 “三年青”“三年青”意味着一个官员在相同职位上工作三年。
在中国古代，官员晋升考核制度非常严格，晋升官位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和条件。
“三年青”就是这一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要求官员在某个职位上工作三年，以便进行考核评估。
2.2 “知府”“知府”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一个重要职位，相当于现代的地方政府首长。
知府负责监察地方事务、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任务。
知府是地方政权的代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3 “十万雪花银”“十万雪花银”意味着官员在三年青期间所获得的收入。
雪花银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单位，它与现代货币有所不同。
官员在三年青期间如果能够累积十万雪花银的收入，这代表着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和财务收益。
3.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是古代中国政府中的一套评估和选拔官员的制度。
这个制度包括一系列的考试和评价环节，旨在选拔能力优秀、品德良好的官员，以推动官员队伍的整体提升。
“三年青”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突出了官员在一个职位上经受时间考验的能力。
只有通过了”三年青”的考核，官员才有资格晋升到更高级别的职位。
4.政治经济联系“十万雪花银”这个概念体现了官员晋升和财务收益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
在中国古代，官员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贪污腐败等非法手段，因此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紧密。
只有通过政治关系和金钱能力，官员才能够在三年青期间积累到足够的财富。
因此，“十万雪花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财务概念，它还暗示了官员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利益交换。
5.任务名称的价值“三年青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任务名称在古代中国官员任命制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代基层管理制度
明代基层管理制度一、政治方面在政治方面，明代的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通过官员任命、土地制度和赋税管理来实现。
在明朝，地方政权实行了一套由中央政府派遣士大夫管理地方事务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主要通过举荐、选举等方式来选拔地方士绅，然后将其派遣到地方来担任县、乡的官职。
这些官员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权力，能够对地方人事、财政、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管理和调查。
另外，明代的土地制度也是基层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朝，土地制度主要包括租佃关系和土地征收制度。
通过这两个制度，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农民的生产、生活等方面进行管理和调节。
另外，中央政府还通过对土地的赋税来征收财政收入，这也是基层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总的来说，在政治方面，明代的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通过任命官员、土地制度和赋税管理来进行管理和调节。
通过这些方法，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事务，维持社会秩序。
二、经济方面在经济方面，明代的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通过土地所有制、农田水利、市场管理等方面来进行管理和调节。
在明朝，土地所有制主要是封建制度，大多数土地都属于皇室和贵族所有，普通农民只能通过租赁、佃耕等方式来进行耕种。
在这个制度下，地方官员可以通过对土地的管理和调节来控制农民的生产活动。
在农田水利方面，明代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管理和调节，主要是通过修筑水库、引水渠等方式来改善农田的灌溉条件。
在市场管理方面，明代政府也实行了一套市场监督制度，主要是对农产品的价格、质量等方面进行管理和调节。
总的来说，在经济方面，明代的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通过土地所有制、农田水利和市场管理等方面来进行管理和调节。
通过这些方法，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经济，调节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生活。
三、社会方面在社会方面，明代的基层管理制度主要通过户籍制度、教育管理等方面来进行管理和调节。
在户籍制度方面，明代政府实行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政府能够对人口的数量、流动等方面进行管理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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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卷第4期2010年7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 ol 19,No 14July,2010*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贤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通信作者及地址: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电话:(020)84110495;E 2mail:Ln sxuxx@m 。
本文曾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联谊会(YES)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讨论班上报告,代谦、聂辉华、汪丁丁和聂海峰等给予评论和修改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03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90103)、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79006)、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姚洋教授、两位匿名审稿人和戴天仕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徐现祥 王贤彬*摘 要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
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
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关键词 地方官员,任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引 言/在中国经济以奇迹般速度增长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兴趣和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不多见的0(周黎安等,2005),张军(2005)更是把其概括为中国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0。
因而,地方官员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视角。
沿着这个视角,现有文献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探索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基础,尝试从中国政治体制安排的有效性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Zhur avskaya (2000)、Bardhan (2006)认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经济成绩差异不是源于财政分权上的差异而是政府治理上的差异。
Blanchar d and Shleifer (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强弱成为地方财政分权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
王永钦等(2007)、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也提及政治激励的有效性是保证地方财政分权有效性的必要条件。
中国在政治集权下采取了恰当的地方经济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标尺竞争(Besley and1448经济学(季刊)第9卷Case,1995),周黎安(2007)把其概括为政治晋升锦标赛,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间形成的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
总之,这类文献强调,中国利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晋升激励成为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激励1(Maskin et al.,2000;周黎安,2004;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2005;张军,2005)。
政治激励假说无疑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理解,但似乎无法较好地解释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绩效的显著差异,毕竟,地方官员大都面临相同或相似的政治激励。
另一方面,定量考察中国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徐现祥等(2007)从干部交流视角考察了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存在正的官员交流效应。
张军和高远(2007)从干部交流和任期角度考察了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现官员交流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同时发现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在任期内呈现倒U形。
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进一步细化了各类地方官员治理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地方官员的经济绩效显著不同;控制了省区经济变量和地方官员自身特征等变量后,地方官员间的经济绩效仍然显著不同。
这自然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面临着相同的政治激励等,不同类型的省长、省委书记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却不同呢?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人们从地方官员的视角考察中国地区的收入差距。
但至少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现有文献并没有答案。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把激励搞对固然重要,但地方官员是异质的,其发展辖区经济的能力不同,当地方官员展开增长竞争时,面临相同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
具体而言,当中央授予地方的政策及其官员的能力不同时,在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经济体里对称性均衡将不会存在。
比如一个地方中央授予的政策差、官员的能力差,在经济增长竞争中,地方官员无疑处于/劣势0,在增长锦标赛中胜出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会倾向于把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在职消费增进自身福利,而非投资于生产性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等,结果当经济体均衡时,该地区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资本将可能流出。
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地方中央授予的政策好、官员的能力强,在经济增长竞争中,地方官员无疑处于/优势0,从而会选择把财政支出更多地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因而从其他地区吸引来更多的资本,最终促进本辖区的经济增长,增进其在增长锦标赛中胜出的可能性。
总之,在经济增长竞争中,竞争本身1段润来(2009)强调,激励省级领导人竭尽全力发展地方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是中央政府将惩罚不努力发展经济的省级领导人,而不是提升经济发展较好的省级领导人的承诺。
并不一定促使地方官员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理性的异质的地方官员可能会对相同的激励做出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
本文把这种想法模型化,证明了,在一个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2,即中央根据授权于地方的政策和官员能力配置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在财政支出上权衡自身消费与生产性支出、企业进行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当资本等生产要素完全流动时,地方官员间开展经济增长竞争将会出现两种效应: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s)和极化效应(polar ization effects)。
竞争效应是指,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参与增长竞争的地方官员会把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生产性支出,而非消费支出,以期在竞争中胜出。
极化效应是指,理性的异质的地方官员会对相同的激励做出不同的反应:高能力的地方官员在竞争中倾向于把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生产性支出,促进辖区经济发展,提高在增长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从而通过提高政治晋升的可能性增进自身的福利水平;低能力的地方官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0,则倾向于把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在职消费增进自身福利。
正是竞争效应和极化效应决定了面临相同激励的地方官员最优地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从而辖区的经济绩效不尽相同。
本文还发现,地方官员异质的增长行为源于中央为不同地区任命适宜的地方官员的匹配前沿。
具体而言,当中央最优配置地方官员时,中央授予地方的政策和地方官员的能力是互补的:中央授予某地区的政策越好,中央任命的适宜的地方官员能力就越高。
这意味着,在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里,中央授予地方差异化的政策,与任命能力差异化的地方官员相匹配。
既然地方官员异质的增长行为根植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那么中央自然可以通过调控地方官员的任命达到协调或极化地区发展的目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本文的工作表明,中国现行的上级任命的人事制度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而且还能够解释与之相伴的差距。
与本文最相近的工作是Cai and T reisman(2005)以及王世磊和张军(2008)。
Cai and Tr eisman(2005)考察了当存在初始禀赋异质性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会出现极化效应。
与之相比,本文有两点不同:一是Cai and Treisman(2005)考察的是一个经济分权的经济体,Xu(2008)明确指出,包括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文献也是基于选举的,中国的典型事实是任命而非选举。
本文考察的是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即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引入分权的经济体,考察了中央对地方授权与任命地方官员是如何匹配的,进而把官员异质的经济增长行为根植于中央任命地方官员的技术。
另一点是,Cai and T reisman(2005)重点考察的是地方初始禀赋,本文2许成钢(2009)强调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是中国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的典型特点。
1450 经济学(季刊)第9卷考察的是官员及其中央授权的与之匹配的政策。
地方官员相对于初始禀赋更具有可变性,毕竟地方官员是有任期限制的。
现有文献已经发现,当初始禀赋等不变时,领导人的更替将对辖区经济体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3本文也不同于王世磊和张军(2008)。
王世磊和张军(2008)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分析在政治激励机制作用下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表现。
他们主要是强调了竞争效应,并没有涉及地方官员异质性及其可能存在的极化效应,而后者恰是本文的重点。
3Jones and Olken (2005)证实了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人更替具有显著影响。
王贤彬等(2009)也发现,中国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前后经济绩效会发生显著变化。
4姚洋(2004,2009)先后提出了追求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泛利性政府0和/中性政府0的概念,并以此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
本文并不是第一篇考察面临相同激励的中国地方官员会理性地选择不同行为的文献。
比如徐现祥等(2007)和皮建才(2008)考察地方官员区际关系选择时发现,面临相同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是选择市场一体化还是分割,因条件而异。
显然,本文与之不同,因为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辖区内的增长行为,而非辖区间的区际行为。
最后要明确的是,本文也不同于现有的增长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 owth )文献。
主流文献主要是基于选举经济体,Acemoglu (2009)在其经济增长教科书中对此给予了详细阐述,本文是基于任命经济体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
显然,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多的是任命而非选举。
更甚,本文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抽象为中央在匹配地方官员能力与辖区禀赋,贡献了一种模型化任命制的方法。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假定;第三部分是基准模型,考察地方官员不开展增长竞争时的增长行为;第四部分是拓展的模型,考察地方官员开展增长竞争时的增长行为;第五部分是一个初步的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假 定本文考察一个由N 个岛屿构成的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竞争性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