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亨廷顿政治思想的三个疑问

2010年11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 ov .2010第42卷 第6期Journal o f Inne rM ongo li a U niversity(P hil osophy and Soc ial Sciences)V o.l 42 N o .6收稿日期:2010 03 08作者简介:于春洋,男,蒙古族,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呼伦贝尔学院,副教授。

有关亨廷顿政治思想的三个疑问于春洋(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摘 要:塞缪尔 亨廷顿在国际政治领域著述颇丰,在其代表性著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及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中,存在着一些尚未被完全解答的疑问。

可将这些疑问概括为 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 、 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 和 世界文明与美国文化的断裂 。

廓清和厘定这些疑问的过程,也是对亨廷顿政治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

关键词:塞缪尔 亨廷顿;政治秩序论;文明冲突论;文化冲突论分类号:D 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18(2010)06 0021 07 塞缪尔 亨廷顿(Sa m ue l P .H unti n g ton)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亨廷顿在国际政治领域著述颇丰,其中,1996年出版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书被翻译成39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论,以至于 文明冲突论 几乎成为亨廷顿的代名词。

此外,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等著作,也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本文以其代表性著作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及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作为讨论的基础,以其中存在的一些尚未被完全解答的疑问作为视角,来对亨廷顿的政治思想进行粗浅的梳理和检视。

一、疑问之一: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初版于1968年的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是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是当代西方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代表著作,也是亨廷顿的政治理论奠基之作。

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 政治秩序论 (又称 强大政府论 ),认为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都趋于稳定,而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现代化过程,却容易产生不稳定。

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根除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政治动荡和政治衰朽、保持政治秩序的惟一办法。

亨廷顿认为,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

这一理论曾经风靡一时,在当时的学术界和决策层都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亨廷顿本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领域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书从宏观上阐述了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出在 变化社会中 保持 政治秩序 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亨廷顿是把政治秩序作为一个目标,讨论发展中国家怎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暴力、政变、起义等破坏政治秩序的现象的发生。

对此,亨廷顿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

本书标题中所用的 政治秩序 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

[1](前言)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探索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认为 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21权威的、合法的政府 才是问题的关键。

而 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1](2 6)。

可以看出,亨廷顿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让政府拥有有效的权威作为保持政治秩序的有效途径。

亨廷顿的这种 政治秩序论 的观点,其学术价值早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有学者指出,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书的 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现代化中国家政治秩序的脆弱性,他把政治秩序看成与经济发展一样的社会基本目标,唤起了人们对政治稳定的关注 [2]。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也正是由于亨廷顿对政治秩序的过度关注,对政府拥有有效的权威的过分热衷,他的 政治秩序论 也因此具有难以消解的内在矛盾。

(一) 秩序 与 自由 的矛盾亨廷顿强调政治秩序,并将保持政治秩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且至关重要。

然而,在亨廷顿那里,出于对政治秩序的过分强调, 自由 似乎走到了 秩序 的对立面,似乎在发展中国家,要保持政治秩序,就必须要以牺牲 自由 作为代价。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遗憾的事情。

基于对美国与发展中国家有关政治秩序的历史经验的比较,他指出,对于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如果说他的这种观点只是在探讨一个被政治动荡和政治衰朽困扰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话,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该国的政府或政党而言,维持公共秩序和政治稳定,是头等大事 毕竟,这已经危及政府和政党的存在本身了。

然而,亨廷顿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很快就进一步指出: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1](6)如果说其中的第二句话尚可接受,也较为符合一个被政治动荡困扰的国家的现实的话,那么,第一句话则显然将 秩序 和 自由 对立起来,并将 秩序 置于 自由 之上。

换句话说,在亨廷顿那里,有 秩序 而无 自由 被看做是 当然可以 的事情,抑或是,在对两者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秩序的价值压倒了自由的价值, 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

姑且不去讨论 秩序 与 自由 的同一性远比矛盾性更接近于事情的本质,即使单看 秩序 的价值超越于 自由 的价值这一结论本身,也是难以被我们接受的。

说到底, 自由 、 民主 、 正义 等,都是政治哲学最为终极的价值关怀,而 秩序 和 稳定 ,则一般是为保证上述价值的实现而需凭借的手段或依赖的条件。

显然,为维持 秩序 而贬低 自由 ,甚至为了实现 秩序 而排斥 自由 的说法本身,是缺乏依据的。

而且,保持 秩序 应该是政府和政党的责任, 自由 则是全体民众的权利。

这种主体的不对等性,这种将政府和政党的利益置于全体民众之上的企图,导致亨廷顿的观点 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独裁主义倾向 [3](341)。

为了证明自己上述论断的合理性,他以 共产党政府 为例进行了说明。

他说, 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 。

他们(指共产党人,笔者注) 也许不能给予自由,但他们的确能够提供权威,建立能实行统治的政府 。

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够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

[1](7)这里的问题在于,其一,苏东剧变的历史事实证明,亨廷顿关于 共产党政府 可以提供有效的权威,保持政治秩序的论断显然过于乐观;其二,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出版的1968年之后,大范围的、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几乎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 总体上的稳定程度出人意料 ,以至于连弗朗西斯 福山都不得不承认, 在某种程度上,亨廷顿指出的问题是过渡性的 [1](序言)。

(二) 现代性 与 现代化 的矛盾如前所述,亨廷顿是把政治秩序作为一个目标,讨论发展中国家怎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避免出现暴力、政变、起义等破坏政治秩序的现象。

他用是否拥有政治秩序去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而认为发达国家已实现政治的高度发展,已拥有良好的政治秩序,以至于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政治秩序几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它在自己的历史经验中,从来就不必去创造什么政治秩序 [1](6)。

这样的国家,显然是获得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现代性的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

通过对于现代化与政治意识、现代化与暴力、现代化与腐化之间关系的比较和分析,亨廷顿提出了他非常著名的观点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1](31)。

这样一来,他的 政治秩序论 的第二个内在矛盾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 现代性 与 现代化 的矛盾。

应该说,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洞见到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区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宏大的政治发展理论范式,从而为致力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启发。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亨廷顿的观点也使得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被过分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以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 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 而已。

进而,他的观点使得在发达国家与稳定、发展中国家与动乱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联系。

显然,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逻辑推敲。

比如,在比较和考查了1955年至1960年间的70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总产值与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度、1958年至1965年这8年间 人均国民收入与暴力冲突 的数据之后,亨廷顿得出结论: 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政治上更稳定、更太平。

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 ,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1](31)。

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从1955年至1960年,还是从1958年至1965年,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之内来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都太显狭窄。

虽然亨廷顿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这些数据和资料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真相,指出 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

如果贫困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 [1](32)这样令人震惊的事实,然而,支撑这个结论的数据和资料的时间跨度,也同样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而且,这样的问题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书中是随处可见的。

还需说明的是,时至今日,亨廷顿的 政治秩序论 依然被国内许多学者广泛运用于对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并且取得许多学术成果,达成许多共识。

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该理论所拥有的影响力和学术价值。

然而,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政治秩序论 也存在着自身难以消解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理论的普适性和科学性。

因此,在选择 政治秩序论 作为研究范式时,应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重构。

二、疑问之二: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1993年夏,美国 外交 季刊发表了塞缪尔 亨廷顿的论文 文明的冲突? 。

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刻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议。

为 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为详尽论证的解答 [4](前言),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他的 文明冲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