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税改革牵动中国整体税制改革

房地产税改革牵动中国整体税制改革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课程前言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近年来中国内地的财政收入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房地产税试点，资源税改革也相继启动，税制改革稳步推进，随着上海，重庆两地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房地产税改革问题正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在全面减税的大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开征房地产税呢，被地产大佬潘石屹形容为“狼来了”的房地产税仅仅只是为了打压房价吗？还是有其实质上的多种正面效应呢？房地产税的改革试点对优化中国内地税制结构和收入的再分配有什么样的影响，房地产税改革到底应该如何改？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有幸地邀请到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方向要领与路径选择》，大家欢迎。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贾康所长。

解说：贾康，经济学博士，著名财经专家，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贾康先生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是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

孙治方经济学奖和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2年贾康先生受朱镕基总理之邀，2006年、2007年两次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2003年至今7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为“中南海问策”。

王鲁湘：贾所长您好。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您好。

王鲁湘：您觉得目前开征房地产税，当然沸沸扬扬已经也讲了好几年了，是否就是只是为了调控房市，打压房价？贾康：这就是一个误区，其实它的意义绝对不只限于要压抑房价，我们感觉它是现在中国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的这样一个已经处于焦灼状态，相互连接状态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看起来带有技术色彩的，税制里面的一个具体税种的改革，它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跟配套改革密切相关的一个重大事项。

王鲁湘：也就是对整个中国税制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贾康：牵一发动全身。

王鲁湘：那么中国内地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中国地方的财政就是一种土地财政，那么这个如果房地产税全面铺开以后，肯定直接地，不可避免地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那么地方财政的一个税源，或者是一个财政来源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点上地方政府会和中央政府怎么博弈呢？贾康：它这个事情要说起来，要说很多的相关的解释，但最简要地说，如果我们在，现在成为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这个房地产税制度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它通过这种机制转换制度建设会使地方政府层面的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得到不动产保有环节的常年的支撑，年复一年的非常合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形成一个它的财源支柱，那个时候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原来的土地批注环节转到了土地和它上面附着建筑物的不动产的保有环节，而这个保有环节的税收成为它的支柱来源的话呢，地方政府就会有一个内在的动机，它专心致志地履行市场经济所要求它履行的优化本地公共服务，改进本地投资环境，改善民生的这样的职责，这是一个跟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地方政府可持续财源建设内洽的一个机制转换和制度建设。

王鲁湘：那么国际上不同的这个所有制的国家中间，房地产税的推行情况一般情况如何？贾康：如果咱们简要地说一下呢，我们先看看现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这比较典型的情况，美国的政府分三个层级，联邦、州和地方，它们称为LOCAL，这个地方层级上的，它的主要的支柱财源就是不动产税或者称为房地产税，它在不同的地方比重高高低低的，但是一般来说不会低于40%，这是很大的一个比重，高可以高到80%以上，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情况。

它的不动产税或者称为房地产税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主体税种，是覆盖它的各种不动产的，包括居民自住的不动产。

那么咱们再看看东方的大国，应该说二战以后出现经济奇迹这样一个走在前面的，有一定先进性的经济体日本，日本的情况是在它的也是三个层级的地方这个层级，它主要的税就是被称为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的不动产税，它这两个税合在一起，它计税的依据是基本一样的，和美国的那个基本情况很类似，它成为日本地方政府层面的一个收入的支柱，这个情况就很带有一点，西方和东方对比起来可以提炼出来的共性。

但是同时要提到一句，日本的资料我们查到了一个，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日本它的这样的称为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的不动产税，对于居民住房的第一套是排除在外的。

王鲁湘：排除在外的，基本住房是排除在外。

贾康：这就有后边说到，中国要借鉴的，我觉得这是有一点，中国的国情跟日本更接近，是东方的这种特点。

王鲁湘：对。

贾康：老百姓特别看重自己的这个有产权的不动产。

那么再有我们还可以看看老牌的工业革命发祥地英国。

王鲁湘：英国。

贾康：英国它的也是靠近低端的地方政府层级，它开征被称为邵县市政税的这种不动产税或者房地产税，而特点就是英国它的这个不动产税的制度它是可以看到，系列是很全的，从私有到不同形式的公有，比如说有最大的国家的公有，它可能称为是皇家所有，但实际上是。

王鲁湘：国有。

贾康：它早就“虚君共和”了。

王鲁湘：对。

贾康：它实际上是国有，还有不同层级的公共的团体，持有的这个不动产，无论你什么样的，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不动产，它的这个税是全覆盖的。

王鲁湘：那么我们知道，房地产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这个十几年里中的，对中国的经济拉动其实做了很多贡献的是吧。

贾康：对。

王鲁湘：那么这个房地产税一征以后，会不会打压了整个房地产建设的积极性？然后整个房地产萎缩了，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直接影响到很多很多产业链，包括国家税收，是不是得不偿失了？贾康：比较概括地说，这个税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王鲁湘：没这么大的本事。

贾康：它没有这么大的效力，因为中国是整个的一个，从现在的官方所说的，50%的城镇化率，实际上不到，因为我们把很大的一批在城里长期居住，但没有享受户籍待遇和均等公共服务的人都算作城市人口了，也只到了50%，那么今后几十年，这个城镇化率应该是要一路走到70%到80%的这个高位，它才可能相对稳定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间，房地产税这个制度和这个制度的建设，和它这个机制的创新，恰恰是给这个过程增加一个平稳的因素，就是这个不动产它价格一定是随着这个过程一个上扬曲线，但它会使这个曲线平缓一些，平稳一些，过程平静一些。

解说：房地产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它对中国整个税制改革有何种正面效应？怎么看待它在中国社会经济转轨中的作用。

开征房地产税又有哪些障碍，怎么突破这些障碍？《世纪大讲堂》，《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方向要领与路径选择》正在播出。

王鲁湘：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贾康所长给我们进行演讲。

一、房地产税对中国税制改革的正面效应贾康：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税改革的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这个目的不是单一的，房地产税改革这个制度建设和机制转换它绝对不能理解为唯一的是为了压抑房价，实质上这样一个改革举措它是以房产保有环节征税，形成规范的经济调节杠杆这样一种制度建设，来追求多种正面效应。

那么我先概括地把自己对于这个改革的大方向和正面效应的看法，做一个尽可能简练的总结。

我认为现在要把握两个大的角度，观察相关的改革问题，第一就是中国税制现在面临什么突出的问题，老百姓愤愤不平的所谓“馒头税”，是说我们作为纳税人现在知道消费品里面哪怕基本生活需要要得到满足的，吃馒头的这个我们的口粮，它里面都是含税的，很多人听到了以后非常气愤，其实何止是馒头，所有的消费品里面，或多或少它都含着税负，这个间接税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所有的消费品里面它有一种复杂的转嫁和传导机制，但是多多少少都含税，如果整个一个社会，国库的收入或者公共财政收入的这个总的税制池里面，它的收入来源70%左右是来自间接税，那么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税收体制里面的所谓税负它的问题的实质，其实不在于很多人争论的这个宏观税负水平是不是高得离谱，数据摆下来确实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没有达到说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明显高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税收痛苦在大众的感受上是切实存在的。

这个税收痛苦的实质性的来源我认为应该强调，就是间接税比重如此之高，那么消费大众，特别是里面低端，恩格尔系数比较高的消费大众，他们成为给国库做贡献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是在自己生存资料的层面上让渡了一部分成了公共收入，而他们一旦知道这个情况，随着纳税人的这个意识的提升，他们会越来越多地知晓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感到这方面的痛苦。

如果说构建一个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合理的税制，那么必须借鉴国际经验，适当地调整我们现在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这个相互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另外一个重要的视角，中国的地方税体系不成型，我们1994年的财税改革已经建立了和市场经济配套的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框架，这是具有历史功绩的，但是走到现在针对着基层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层面的所谓土地财政中的问题，对分税制的抨击可以说不绝于耳，许多人把板子打到了分税制的这个身上，我认为是打错了地方，为什么？实际上我国现在省以下体制的实际情况是迟迟没有进入分税制状态，它还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非常浓重的分成制和包干制。

我们财科所的研究人员是把各省的情况，体制的具体情况列了一个一览表，那就看得非常清楚，省以下有4级，怎么分税，现在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了稍微规范一点的省以下4级的分税制，包括最发达的区域都做不到，为什么在省以下迟迟不能进入分税制状态？如果简要分析，第一我们的财政层级太多，分税分不清楚，除了中央级，省以下还有4级，总共这20种左右的税在5级里怎么分，国际商没有任何经验，中国人自己这么多年也没有走出一条稍微像样点的路子来。

不得已一现在滞留在这种省以下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这种我们知道它注定要产生弊病的这个状态上。

第二就要说到地方政府它没有成型的地方税体系，没有大宗稳定的主体税源和收入支柱，不得已它要搞出很多的隐性负债，这是我们大家都在关注的所谓地方债，天文数字的地方债这样的一个问题，与它相伴随，地方政府它还必然特别看中土地批租，如果我们今后能够转成在保有环节这个税收，年复一年的提供现金流，又有了其他的融资条件，各个方面的参与者的预期就都改变了，就不会动不动把土地批租，这个一级市场交易环节这样的一个地价冲到天上去。

问题的实质仍然是我们怎么解决有效制度供给和激励约束机制合理化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土地财政一无是处，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它有明显的短期行为特征，那么怎么遏制它，怎么把其他的要素配上去，以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仍然会有土地批租是吧，但是应该给它找到一个更健康的环境和机制，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么从整个国民经济看，现在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房地产业的情况引起了严重的不满，房地产业和国民经济其他组成部分的联动关系我认为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们必须真正解决好房地产业在必要调控之下的健康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