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个为时代不容的“异己者”

郭嵩焘：一个为时代不容的“异己者”

快，关注上方“岳麓书社”，一起分享阅读心得，共享读书生活～郭嵩焘：一个为时代不容的“异己者”钟叔河出使英国时之郭嵩焘马克思在谈到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

中英鸦片战争时，指出这场战争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而代表“天朝帝国”走向“地上的世界”的第一位高级代表，便是郭嵩焘。郭嵩焘不同于在他以前去西方国家的人。他是“文馆词林”出身的“少宗伯”，是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上层人物。他的亲历西方，代表的不仅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天朝帝国”，而且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出使前请训时慈禧太后与郭氏之对话（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郭嵩焘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不仅超越了“天朝帝国”朝廷交给他的使命，而且还能够超越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形成的观念和教条，能够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去考察和发现这个陌生的“地上的世界”里的新事物和新道理，从而作出了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在“政教”“文物”等方面都已经优于当时的中华，中国若要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缔结时，马克思曾在文章中举出伦敦《每日电讯》的一句挖苦话，说是这样

一来：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郭嵩焘并没有在英国报纸预先摹绘的这一出滑稽戏中露面，却因为走向“地上的世界”，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新世界的真话和好话，而在他所属的“天朝帝国”的士大夫阶级中演出了一场悲剧。梁启超在六十年前便讲过下面的故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这里所说的“一部游记”，便是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从上海到伦敦五十天的日记，由他本人整理后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刻板印行。谁知这本两万来字的小书，竟像一颗炸弹投入死水潭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可以从《越缦堂日记》中略见一斑：（《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郭嵩焘《使西纪程》扉页现在这五十天的日记和《使西纪程》的原稿具在，都一字不漏地印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里，显然不能成为“有二

心于英国”的罪证，然而有诏申斥、传令毁板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郭氏言：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蠲弃，不复编录。从此这部有价值的日记遂被埋没，直到今天（《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出版）才得以和世人见面。《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从此未再起用。光绪十七年他病卒，疆臣援例奏上学行政绩，请予立传赐谥，奉旨：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又过了十年，到庚子年间搜杀“二毛子”时，还有京官上疏：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郭嵩焘为什么会被“圣上”和京官们切齿痛恨到如此地步呢，主要是由于他和他们在以下三点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一）清朝统治阶级的主流认识，是希望使中国保持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郭嵩焘却说，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要隔绝也无从隔起；“而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反对他们的主张。（二）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用一点“羁縻之术”，买一点洋炮洋枪，学一点洋人技艺，便可以使旧中国保持下去。郭嵩焘却说，这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盖“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之类的事情仅仅是“末中之一节”；而所有这一切，“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反对他们的做法。

（三）清朝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是所谓“天朝上国”“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优于“夷狄”（外国）的神话。郭嵩焘却认为：在清朝快要完了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英国“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馀年适得其反”，故而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彻底揭穿了这种自欺欺人的神话。反对派从来是不受欢迎的。郭嵩焘本身虽是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一生都在统治阶级内部充当反对派的角色。他既反对守旧派，又在很多做法上反对“洋务派”，甚至还反对了统治阶级的某些根本观念。因此，他之引起士大夫的“公愤”，受到当权派的打击，也就无怪其然了。郭嵩焘对封建政治、文化及“洋务”的批判态度，决定了他的悲剧性结局。一八七九年的归国，便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受命出使后不久，荐引郭氏的军机兼总署大臣文祥病卒。其他几位大臣沈桂芬、景廉和李鸿藻，对郭氏早已侧目。他们不顾郭的反对，硬要派一个唱反调的刘锡鸿为副使。据说刘“在京师受命李兰生（鸿藻），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准备奏劾郭氏），亦出李兰生之意”。出国之前，郭氏曾草疏条陈办理洋务机宜，“疏成，刘锡鸿守争三日，遮遏使

不得上”。刘锡鸿刘锡鸿这颗钉子，对制约郭嵩焘起了不小的作用。郭氏在嘲骂声中出国，心情本已不好。何金寿奏参、《纪程》毁板后，刘锡鸿立即向郭发起攻击，指数郭之“三大罪”：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接着刘又在使馆同人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后又“密劾”郭氏“十款”，于“三大罪”之外又加上“藐玩朝廷”、“议论黄旗”、“违悖程朱”等罪名，还有一条是“怨谤”，说：以一运司而署巡抚，以一臬司而授侍郎，国家何负于郭某，而终日怨谤？“第一险毒处”则是举英国蓝皮书所载郭氏一段议论，“据以为交通之实证”，“直欲见诬以逆谋”。郭氏当时受到的构陷攻讦，的确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Roman Cetlnlie”——郭氏日记手稿中仅有的两个英文字（手稿局部）（光绪四年二月九日）郭嵩焘曾上疏为自己辩解，请求查处刘锡鸿、何金寿勾通构陷情形。但上谕反而责备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京师士大夫也继续攻击他，要求将他撤职。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疏称：《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