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小论

郭嵩焘小论
作者：章文博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
这首诗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晚年写下的。

郭嵩焘的一生横跨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包含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

这个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郭嵩焘在那个时代并非顶尖人物，他崛起于咸丰年间，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名声远远胜于他。

他不仅在那个时代而且在现在都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思想的敏锐，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切，达到了遭忌遭骂的程度。

他因此一生背负着骂名，生既不能在咸丰将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的赐谥。

但郭嵩焘自己对时代的认识颇为自信，他在晚年写下的这首诗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态。

郭嵩焘是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洋务理论家，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见仁见智，颇有争议。

要想对其作恰当的评价，必须对其的思想作深入的分析，才不至于有失偏驳。

先来看一下郭嵩焘最受人非议的外交思想。

许多人都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无非就是妥协、投降四个字，我却不这么认为。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知情、顺势、求理”六个字，也就是说，正视中国与西洋关系的新格局，承认并接受这种新的中西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求外交上的自处之道“当求折冲樽俎方┉要使理足于己。

”2
郭嵩焘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3他觉察到中西交往已经不可遏制，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传统的“四夷观”必须加以抛弃，代之以平等交往的观念，确立新的外交观念及外交对策。

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识到西洋各国决不能再以“夷狄”视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4他大胆的承认落后，承认文明先进地区的转移，这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不能做到。

而郭嵩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认为既然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应当去了解他们，考察世界大势，从而找出应对之策。

于是，他推崇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最早热烈提倡洋务运动者之一。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和为贵，这个思想历来被近现代的历史学家所批判。

我认为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与卖国投降论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其这种思想的形成，是缘于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外力量悬殊的客观事实，其对外主和重点是为了保存国力，且体现出通过和平谈判，力争主权的一面。

在当时这样的形势下，和列强作必要的妥协、周旋，仍不失为明智之举。

如果把一味主战或采取强硬态度，就说成爱国，像郭嵩焘那样就说成是卖国，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郭嵩焘认为“战无了局”，并非不知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只是看到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紧握自强的时机。

如果国家本身不强大而轻易的主战，只有使中国损失更重。

郭嵩焘的“和”中又透着“争”。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国允准太古洋行的趸船“嘎的斯”（Cadiz）号停泊于镇江英国租界对岸，但翌年该行擅自造桥、栽桩、脱架，使江岸出现裂纹露出倒塌的迹象。

镇江海关要求移泊，而太古洋行竟不
1《养知书屋诗集》《戏书小家》第十五卷转引自《论郭嵩焘》熊月之《历史研究》81年4期
2《郭嵩焘奏稿》第343页转引自《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清史研究》98年3月
3《郭嵩焘诗文集》第225页
4《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转引自《论郭嵩焘》钟叔河《历史研究》84年1期
肯移泊。

郭嵩焘在英国运用英国的律法同威妥玛进行辩论，终于使英国方面答应太古洋行趸船移泊，郭嵩焘锲而不舍，使英国方面让步，圆满结案。

此案的交涉成功使得洋人任意曲解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和任意扩大侵略权益的行径受到了一点限制。

1877年，当他闻知，英方接见阿古柏来使，且有保护喀什葛尔之嫌，即向威妥玛质问并提出严重的抗议，使得英国方面难以招架。

此类事情还有很多，不一一细举。

但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中，片面夸大了通商在解决中外冲突中的作用，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领土侵略野心认识不足，没有觉察到列强蚕食我边境、重新瓜分世界的形势。

而且，在对待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郭嵩焘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下的中西通商会使中国自强事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根本不可能走上富强之路。

郭嵩焘是非常注重教育的。

早在1859年郭嵩焘上书指出：今世策划“制御远夷之道”，首要的一条是“疏通夷情”。

鸦片战争来，列强对中国情形虚实皆所周知，而中国对于外国，“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宽款又二十余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知其语言文字者。

”他认为不正常，是一种倒退。

他提出：令广东、上海和恰克图、库仑等地选派通熟外国语言者，“资入京，命理藩院岁蠲银两数千两，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路。

”5这是近代最早提出建立外语学校的建议，比冯桂芬提出的设翻译所的建议要早两年，而且还是在《北京条约》签约之前，外国公使驻京等问题尚未落实前，说明其见识的之远。

在任驻外公使的那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欧洲的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所以他更加力倡开办学校。

郭嵩焘到英国参观学校后，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中国收招虚浮不根之弟子，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斜，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破裂之，而学校遂至不闻不问。

”6他认为应以实学代替八股，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封建的传统教育，这是要求改革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先声。

具体内容包括：①着眼于西学的普及，而不是单独地为语言和加强防务需要。

②主张要求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变革，而不是添加几门课程。

③提出“学仕两途相倚”，7学生毕业后，找到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以所学专业谋生。

还可以通过公开竞争，取得参与国事管理的职位，为官吏选择提供更充分的条件，亦为知识分子开拓了更广阔的生活道路。

④认为中国的留学生不应只是学军事，应学一些勘探、测量、煤铁、兴修铁路电学，以求实用。

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艰巨性，甚至要用几百年的时间去改变。

他提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化。

在政治上郭嵩焘也有高出同时代人许多的思想。

首先，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批评“中体西用”论的思想家之一。

“中体西用”思想自1861年有冯桂芬明确提出以后，中国大多数欲图新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或受其影响。

而洋务派则把此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早在19世纪70年代，郭嵩焘就看出“中体西用“的弊端。

他在1875年《条例海防事宜》的奏折中指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

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节也。

”8在郭嵩焘看来西洋立国的基础是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所谓“其本在朝廷政教”；在此基础上才有工商业科技的发展，所谓“其末在商贾”。

造船制器只不过是增强国力的一种辅助手段，是“末中之一节”。

洋务运动最大的失误在于，效仿西洋的“造船制器”而速求中国之富强，以西用来卫中体。

他认为这舍本求末、急功近利的做法非但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就连抵御外侮的目的也做不到。

因此，在他使西期间，他十分注意观察和了解西方的“强兵富国之术”和“尚学兴艺之方”。

在对西方的政教、军备、民情风俗都作了一定的考察后，他更认定学习西方不应局限于军事方面，而要从炼矿、铁路电报及人才教育着手。

他写信劝李鸿章扩大仿效西方的范围，但是没有被李鸿章采纳。

显然，这里郭嵩焘就高于李鸿章一筹，在知有兵事、外交的同时尚知有民政、内治。

诚然，由于
5《郭嵩焘先生年谱》尹仲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专刊》133页转引自《论郭嵩焘》熊月之
6《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初八
7《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621页转引自《郭嵩焘的“富强”观》《福建论坛》（文史哲）94年2期
8《郭嵩焘奏稿》条例海防事宜转引自《郭嵩焘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庄竺华《求索》92年2期
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郭嵩焘还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但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的祖宗成法。

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学校教育才是国家举办洋务所应注重的“本”。

只有把西方的这些“本”学过来，才能达到以末来振兴国家的目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具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郭嵩焘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研究并提倡西方议会民主的思想。

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郭嵩焘就提出了沟通君民上下之情的政治主张，这成为他日后倡行西方议会民主思想的基础。

1876年，出使外国后，郭嵩焘专门研究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

在伦敦，他亲赴议院旁听，从中理解两党政治的意义与长处，有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这就是两党政治能够达到制衡的效果。

他还明确指出了议会和市长是英国立国之本：“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其初国政亦甚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 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

设买阿尔(mayor 市长)有顺从民意之情。

二者相持，是以君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

”他特别羡慕土耳其学英国设议院之举，而自叹中国不如。

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批评。

郭嵩焘能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求英国繁荣的根本原因，研究英国的“君民兼主国政”、君权向民权演变，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时的王韬未对英国的政治深入进行研究，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也未提出类似的意见，郭嵩焘在这里开了一个先河。

但是，郭嵩焘又认为民权过重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对民主观念有其局限性“要须略存君主之意，而后人心定，国本乃以不摇。

”在郭嵩焘的思想里，西方的议院民主制度尽管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许和向往，可就是没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来，更没有向最高统治者以奏疏形式上呈，他只是把它记载在日记中，这无疑是郭嵩焘政治民主思想一个缺点。

郭嵩焘在经济思想这一方面，可谓是独具卓识。

特别是其关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理论的详尽，是李鸿章所万万不能及的，这正是郭嵩焘思想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并研究的原因。

郭嵩焘是最早批评洋务派官督商办政策的人物之一。

1875年他就认为官督商办不如商民自办好，“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

”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在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政府派出总办监督，企业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都掌握在这些官员手中。

他们把封建衙门的一套搬到企业的管理中来，援用亲信，排除异己，挥霍公款，侵吞商股。

这些使得商人不得利，甚至破产，这严重地挫伤了商民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郭嵩焘认为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是必然的趋势。

他还认为洋务企业开支大收效却不大；耗费过大；洋务企业垄断民间企业，无异于“强夺民业”。

他认为：“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

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而不在国家也。

”9他对洋务运动深刻而有预见性的批评，启发和影响了王韬、马建忠等资产阶级改良派。

郭嵩焘在1875年的《条议》中就提出了“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主张。

在他看来，国家的富强基础在民富；国家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只有百姓满足了，国家才有昌盛。

他在给朋友的几封信中透露出这样的主张：主张民间私人可以开矿，政府不可以横加干涉；主张铁路也可以效法西洋让人民集资办理。

先从小段的铁路开始，取得利益后，再把铁路延长。

为保护商民的利益，郭嵩焘还建议商民参与对港口轮船的管理事宜。

他建议：“各海口官商制造轮船，宜略仿宋元遗制，设市舶司领之，┉其市舶司由商人公举，督抚考其名声，察其才能檄委之，咨其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年一更易，而量授以官。

”10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谓商民参政思想的萌芽。

为了提高中国商品的竞争能力，减少商民的负担，郭嵩焘又在19世纪70年
9《郭嵩焘诗文集》254——255页
10《郭嵩焘奏稿》条议海防事宜转引自《郭嵩焘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庄竺华
代提出了废除厘捐的主张。

厘捐制度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缴纳了2.5%的子口税后就可以通行全国，而中国的商品却要缴纳厘捐。

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没有通过税收抵制外国商品的大量的输入，以保护和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反却给外国商品免厘，这无异于帮助洋人扼杀中国的民族经济。

当是能有如此远见卓识确属罕见。

在郭嵩焘的整体思想中，经济思想是其中最光辉的部分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即提出的思想，只是到了19世纪80——90年代才被一些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所倡导。

总之，郭嵩焘是晚清社会，尤其是封建管理中罕见的思想解放派。

他第一个打破世俗的偏见，向皇帝建议建立外语学校；第一个主张建商务轮船公司，依靠商民的力量与洋人争利；第一个走出国民，担任驻外公使；第一个从整体上肯定资本主义由于封建主义，全面怀疑传统文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的“夷夏”观，他旗帜鲜明地抛弃了狭隘的华夷之别；他不怕担离经叛道的罪名，公然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尽善尽美与天朝上国的神话；他敢于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主张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并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在民族进步中的作用；他斥责传统的教育为无用的“虚文”，呼吁建立新式的近代教育；他对封建的盘根错节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改造中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必须全国几百年的努力，大力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彻底改造旧的“人心风俗”。

郭嵩焘的思想和见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难怪梁启超会把他与魏源等人并称为中国讲求西学的先驱，并认为他是洋务时期时“最了解西学”的人。

不少史学界的人认为郭嵩焘应属于维新派人物，我并不这么看。

我认为郭嵩焘是洋务运动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表现出了洋务派中分化的趋向，但是其思想仍是洋务思想。

他的思想中有扶植民间经济和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方面，但是仔细看他的思想，就会发现这两个方面缺乏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建议。

他主张通商，但不像早期维新派那样主张商战——采用西洋机器，制造商品与西方列强进行商业竞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繁荣富强？郭嵩焘始终提不出具体的答案。

他并不像早期维新派那样，以为议会民主与重商的经济制度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他虽然肯定西方民主议会制度，但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应当仿效的话。

以郭嵩焘思想的开放而论，这决不是有所顾忌不便明言，而是有更深的思索。

在著名的《条陈》中郭嵩焘的意见可谓高瞻远瞩，但所见不甚分明。

他感到了封建文明完全落后于资本主义文明，枝枝节节的应急措施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

他力求探索这个问题的本源所在，但受到历史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终于找不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

他力图改变现状，却没有看到根本在于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同，因此提不出改造中国的正确方案。

郭嵩焘他不懂得不推翻清政府，不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不改变封建所有制，中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革，发展科学、实现民主政治、培养新的社会风尚都是空想。

然而，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洋务运动的著名思想家，无论在洋务、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适应了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他代表着洋务思想的新时代趋向，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洋务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