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傅斯年与中山大学
近代大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81人名单
近代大师：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81人名单近代中国人才辈出，因此，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就汇集了在文、理、工、医等各学科方向能够独当一面的卓越人才。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然而直到20年后的1948年3月，才正式召开了院士评议会，当选出首届院士，共81人。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具体名单如下：姜立夫（1890.7.4-1978.2.3），数学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
许宝騄（1910.9.1-1970.12.18），数学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陈省身（1911.10.28-2004.12.3），数学家，伯克利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创始人。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数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数学多个领域有杰出贡献，有「”华氏定理”等。
▲ 陈省身和华罗庚夫妇苏步青（1902.9.23-2003.3.17），数学家，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
吴大猷（1907.9.29-2000.3.4）物理学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奠基人。
李书华（1889.2.10-1979.7.5），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叶企孙（1898.7.16-1977.1.13），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赵忠尧(1902.6.27-1998.5.28），核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
▲ 梅贻琦（前排左二），叶企孙（正中），赵忠尧（前排右二）严济慈（1901.1.23-1996.11.2），物理学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物理学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凤凰资讯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顾颌刚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
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
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
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
”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
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
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
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
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
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博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论敌。
1中山大学简介
一、中山大学简介中山大学是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立，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今日的中山大学，由1952年院系调整后分设的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而成。
1835年，美国的伯驾医生在广州设立医局，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西医医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博济医院，并于1866年设立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学专科教育机构；1888年，由美国人开设的格致书院在广州开学，后发展为私立岭南大学，博济医院及其附设的医学校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博济医学堂和格致书院，开启了中国近代西式教育的先河。
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将清末以来在广州地区建立的实行近代教育模式的学校，包括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以及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等整合为一体，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并亲笔题写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其后，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先后并入。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农、医、师范等7个学院。
1935年设立研究院，开始招研究生。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原中山大学的多个院系专业被分出，其中文理科院系与岭南大学相关院系合并，组成新中山大学；同时，两校的医学院分出后，另行合并组建专门的医科院校，后又将广州的光华医学院并入，几经易名，最后定名为中山医科大学。
这两所同根同源的大学，分别是教育部和卫生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共同继承了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中山大学和开创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岭南大学的办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特色和大学风格，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1年10月，原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进一步拓宽了学科结构，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学、医学、药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学。
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学术传统。
顾颉刚评鲁迅：一个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
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很奇怪，此文未及《中国小说史略》，大约他已知抄袭说不
成立。
他在最后说：“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
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
：“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鲁迅有三个主义：（1）架子，（2）
金钱，（3）党派。”鲁迅比顾颉刚大12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纠结如此之深
？过去有过种种猜测，取攻势的鲁迅并没有明说，顾颉刚这些话都是写在私人日记当中，
1927年3月1日这天写得比较详细：
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谷温《支那文学讲话》则确实伤害了鲁迅。陈西滢1926年在《晨报副刊》公开指出，鲁迅
对此有过正式回应，在《语丝》周刊发表的《不是信》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
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
，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他认为
公开发表与孙伏园的通信，说顾颉刚反对国民党。原文是：“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
使兼士（指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
”（《鲁迅全集》没有收入。）气得顾颉刚要起诉鲁迅，写信要鲁迅别离开广州，等他回
去对簿公堂。鲁迅回信嘲讽日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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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顾颉刚评鲁迅：一个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修前【摘要】顾颉刚与鲁迅曾同时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虽然如此，两人的交往却极少，只能算作泛泛之交。
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越弄越僵，最终几乎要对簿公堂。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等事件中。
关键词：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在谈及两人的是非曲折前，有必要先介绍下顾颉刚，鲁迅就不必了，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
顾颉刚（1893—1980）原名顾诵坤，字铭坚。
江苏苏州人。
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胡适。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民间文学研究家。
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近十所高校教授。
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
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创立者，这一学说打破了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曾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著有《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概论》、《中国三千年来民族发达史》等。
一所谓“古史辩”问题，是指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问题时，曾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于是他人便将此归纳成“禹是一条虫”。
实际上这只是顾颉刚的一种假设，不久之后，他就放弃此说啦。
但此话一经宣扬，鲁迅知后便极力讽刺奚落。
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水》中，针对顾颉刚的观点（顾颉刚假定鲧是鱼，禹是蜥蜴），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
因为“顾”字繁体为“顧”，据《说文解字》，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
很明显，鲁迅在这里进行了人身攻击。
鲁迅之所以如此对待顾颉刚，是有其背景的。
方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互不相让。
一为留学英美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陈源，代表刊物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
另一派为留学法日派，代表人物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均为浙江籍，代表刊物是《语丝》、《京报副刊》。
而当时顾颉刚正师从胡适，不消说，鲁迅将顾颉刚视为英美派（即现代评论派）了，所以对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百般奚落，认为顾颉刚“将古史‘辨’成没有”。
高中语文 阅读之做人与处世 傅斯年的“当头炮”素材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是民国年间和胡适齐名的学界领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湮没数十载。
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重新挖掘出来，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身上渗透齐鲁大地固有的倔强。
他旧学功底深厚，在北大读书时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偶尔听了胡适的课，非常佩服，从此心向文学革新。
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傅斯年和同学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备受各地学子欢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二十名学生代表之一，示威时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1926年，从国外留学归来，傅斯年即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应蔡元培先生之邀，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傅斯年最可贵之处，乃是他身上有一股喜欢硬碰硬的精神。
在做学问之外，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且不畏权贵，也不跟风于时议。
其渊博的学识和长期的独立思考让他始终秉持着旁观者的冷峻姿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担任了国民参政员，心有郁结，必直言不讳地讲出来。
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贷了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
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自成立公司，套取公款。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监察院院长也同时提出弹劾。
蒋介石先是委托手下向傅斯年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
不久，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把傅斯年请来吃饭，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
”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一听，厉声喊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再加上孔祥熙确实怨声载道，只得罢了孔祥熙的官。
谁承想，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也栽到了傅斯年手上。
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越演越烈，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黄金风潮”；并且，他行事风格霸道，做完决定以后直接下达，甚至连相关的部长都不知道。
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或许因为过于敬佩老师的学问，亦或许想快点报答老师的恩情，何定生趁老师回苏州老家为父做寿之际，在老师主持的朴社出版了一部《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其中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以显示顾颉刚的学问其实已超过了学界领袖胡适。
此书犹如在学界投下了一枚炸弹，顾颉刚与老师胡适的深厚交情因此出现裂痕。这件事可以说是顾颉刚有生以来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胡适可是他恩情最重的老师啊！他怎能失去与恩师的感情呢？
拿何定生来说，为了他能成才，顾颉刚不知操了多少心，即使闯了这么大的祸，责备之后顾颉刚仍会原谅他，只希望他能像中大时那样勤奋好学。无奈何定生性情太强，怎么也学不会老师的安定与冷静。当时何定生还曾去了一趟杭州。没想到，他一去之后，便在西湖邂逅了一美丽女子，从此又陷入感情旋涡，学问早已抛在脑后，任凭顾颉刚怎么规劝都不能回头。这次顾颉刚彻底绝望了。
可不久问题就来了，由于“得势”以及他来校不久便取得了很多学术成绩，同事又开始对他侧目而视，有人甚至说出了“中山大学难道是你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顾颉刚知道暗中作梗的教授们也是北大出身，且比他资格老，但他们出不了什么成绩，又不期望别人出成绩。这样的人际关系当然会让顾颉刚感到失望，再加上自己的几个月努力虽营造了一些学术风气，但终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恢复当年北大研究所时期的学问生涯。
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周勇
“读书种子”的家庭烦恼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漫谈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
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顾颉刚于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系毕业。
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他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一生与学术为伴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
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著和点校，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
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谈及古史辨，就不能不谈顾颉刚和胡适。
1916年，顾颉刚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胡适。
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
”是胡适教会了他钻研学问的方法，带领他走上史学的道路。
1922年，胡适来上海治病，请顾颉刚全权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此之前，顾颉刚已与钱玄同互相交流过经部的辨伪问题，此时正是胡适给予的机会，让顾颉刚一夜成名——他把自己与钱玄同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发在了《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那是一种原子弹般的威力，轰动了整个中国史学界。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
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
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
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本文提供了全部院士名单，这也是首次在内地公布，可匡正一些流行的错误，对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颇有帮助。
（摘自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来自光明网）数理组（27位）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25位）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驌、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28位）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博主按：此处共计80位院士，还差一位，遍查网络，无果——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是这一个么？待考。
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罗丰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选定不久，新中国成立，院士选举中的内幕鲜为人知。
本文利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资料，对院士的提名过程、选举情况详加披露。
院士候选人都是当时学界顶尖人物，几轮候选名单上的学者更不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晓。
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与会的夏鼐的辩护下才被列入。
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
·图书馆史研究·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Gu J ieg ang’S Th o u g h t s and Practice of L ib r ar y S cie nce张光华王燕Zhang Guanghua Wan g Yah摘要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顾颉刚一直关注图书馆事业，形成了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
他倡导“各科分立”布局馆藏，主张教授、学生共同参与图书馆建设；广泛收集四库以外其他类型的文献，主张五种目录配合为用，从不同侧面揭示馆藏；强调工具书的学术意义，致力于前人疑古文献和经史要籍的整理，给后人留下大量可资信据的图书资料。
参考文献37。
关键词顾颉刚图书馆管理馆藏建设馆藏揭示文献整理Ab st ra ct：Gu J ie g a n g p ai d c lo se att enti on to library c a u s e du r i n g mor e than sixty years of academi c c a r e e r，and f ormed abunda nt th o u g ht s of libr ary s c i en c e．H e advocated col lec tio ns la yo ut ac c o r d i n g to subject，an dat· tractin g p ro f e ss o rs，s tu d e nt s to partici pat e in t he co n st ru c ti o n of li br ary．H e c oll ec te d o th er types of literatureo u t of fou r sections of books based h is t o r i a n’S a cad emi c v i s i on，a n d argued tha t libraries s h o u ld five di—rectories to reveal th em c o m p l et e l y．G u J i e g a n g s tr es se d t he a cad emi c sig ni fi ca nc e of i n d ex and su bd ir ec to ri es of boo k s e r i e s，a n d was committed to t he p hil ol og ica l st ud ie s of Confucian c la ss ic s，hi st or ic al works a nd ancient t e x t s expressing doubt previous tim es，l e a v i ng large n u m be r of a c c u r a te books and reference ma- terials．Keywords：Gu J i e g a n g；L i b r a r y Man ageme nt；Cons truct ion of Li br ar y P r es e r va t i o n；D i sc l o s ur e of L ib ra ry P re s e rv a t io n；R e o rg a n iz a t io n of Li te rat ur e顾颉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尤以高举表，对他在图书馆事业上取得的成就进行探讨。
江苏籍教授的西南往事
江苏籍教授的西南往事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学、政两界人物中，属于浙江籍或是生长在浙江的要远多于其他地区，比如王国维、章太炎、蒋介石、蔡元培、鲁迅、徐志摩、郁达夫、夏鼐等。
其次要数山东、湖南、江苏等地。
1937年之后，华北以及沿海的一些高校先后迁到昆明、重庆等地，一时间，祖国的西南聚集着众多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学界人物。
一部分江苏籍著名教授也迁到了祖国的西南，在大后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白璧之瑕，费孝通跟随吴文藻创办民族学会1935年夏，费孝通赴广西大瑶山考察时不幸受伤，后回到家乡吴江养伤。
在其姐姐费达生从事蚕丝改良运动的吴江开弦弓村，开始记录考察当地村民的生活。
后来，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就是根据在开弦弓村获得的资料写成，其英文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凭借本书一举成名，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并获得了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然而，他在昆明时期，却跟随吴文藻做了一件并不风光的事。
在1938年，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聘请，赴昆明任职。
由于顾颉刚的边疆情节，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
然而，当时云南的情况极为复杂，云南省的掌门人云龙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也没有足够强硬的手段完全控制云南，涌入的大批外地人难免与当地人产生矛盾。
针对顾颉刚创办的《边疆》周刊，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的分析，清醒的认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
于是傅斯年写信告诫顾颉刚这种做法极为危险。
虽然傅斯年和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时期就彼此割袍断义，互不往来，但顾颉刚接信后深以为然，当即作了《中华名族是一个》的长文刊登。
就在顾颉刚和傅斯年达成一致的时候，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和其得意门生费孝通，联合其他学者创办了民族学会，本着“为学问而学问”和“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合时宜的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向傅斯年、顾颉刚对垒论战。
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是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他的底气来自于中英庚款基金会的财力支持，当时该基金会的董事长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
真正的大学教授
真正的大学教授作者：周勇来源：《视野》2009年第07期天真的大学教授1926年，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顾颉刚去了厦门大学，成为鲁迅的同事。
有趣的是，等他要去中山大学投奔好友时，鲁迅也因为不满意厦大的情况要来广州。
两人本无多少矛盾，但因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原因，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演变成剧烈的冲突。
无奈之下，顾颉刚只好答应林语堂的邀请，前往遥远的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
顾颉刚本不想去，但为了生计，只得去了。
1926年8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给他换了聘书，改为研究教授。
顾颉刚有些惊讶，林语堂只说因为顾颉刚新近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地位比以前更高了。
也许林语堂认为顾颉刚身兼两大主任，职称却不如手下的鲁迅等人高，所以才会如此周旋，以便把顾留住。
其实，顾颉刚要求不高，他只想能读书，给他不错的薪水和科研条件就够了，但厦大国文系及国学院要想在学界扬名。
确实得有名气的大学者来挂帅，新近暴得大名的顾颉刚可谓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可国文系及国学院的人并不都像顾颉刚那样缺少心机，学界的人心以及人际关系就是如此复杂，顾颉刚、林语堂以及厦大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种复杂的局面，以至哪一方都不能实现“从心所欲”。
顾颉刚在厦大的苦乃是无法安心做学问。
天真的他安顿下来后，便写信对老师胡适说：厦门素无文化，生活颇为干燥。
但我志在读书，只要无杂事烦扰，亦可安居乐业。
他真是太天真了，哪里知道人家正在背后不断地给他制造烦恼，使他早点走人。
他与同仁的一切冲突或许都可以归结为“学术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一方面有些人不像他那样以做学问为“真生命”，另一方面，有些人喜欢做的学问与他喜欢的不一样。
前一类人看重的是“位子”，后一类人则看不起顾颉刚做的那种纯粹考证的学问。
顾颉刚本人一直没法回避冲突，他才来几个月便决定离开了。
他去了新组建的广州中山大学。
好友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就任了中大的文学院院长，能与学术风格相似的好友共事，况且中大眼下经费充裕，薪水稳定。
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争论
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争论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同一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吗？对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大佬们有不同的意见，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抗战时期学术研究应服务于政治需要，适应抗战救国，而不宜造成民族分裂，影响抗战。
同样的，前些年也有人提出岳飞不算民族英雄，因为宋金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学术服务政治也算是一种常态吧……文/刘劲松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函顾颉刚，称：“吾等到此，本不能一律抄续在北平时之旧习，纵令吾辈此日在北平，(恢复后)则检点往事，亦有应分别何续何革之处，学术、事业皆缘此以进步也。
”提醒顾颉刚在学术、事业方面要注意时间和地点，颇含教训意味。
傅斯年的忧虑傅斯年和顾颉刚是朋友，都是学界一流人物，对中国历史都抱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就学术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有时相当激烈。
这就是傅信中所说的“北平之旧习”。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继沦陷，大量文教人员内迁云南等地。
顾、傅两人也是如此。
顾颉刚此时任职云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傅斯年则继续负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
傅信中的“吾等到此”的“此”，指的是云南。
他们虽然处于不同岗位，但都从事研究工作，配合国民政府抗战。
到云南后，两人联系不多。
那么，傅斯年为什么突然致函顾颉刚呢？事情要从《边疆周刊》说起。
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创办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正式面世。
发刊词(顾颉刚拟定)称：“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陆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发刊词外，更有一系列关于民族的文章刊出。
《边疆周刊》的出版，引起傅斯年极大忧虑。
他认为此事“关系不小”，不能缄默，立刻致函顾颉刚。
根据顾颉刚的说法，傅信的主要内容是：“现在日本人在泰国宣传桂滇为泰族T 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指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
24021994
力花费太多 ， 以致 自到 中山大学后 ， 竟没有写成一
篇 论 文 ， 连 读 书 笔 记也 顾 不 上 写 ， 对 “ 学 如 就 这 嗜
命” 的顾颉刚而言， 自然非常痛苦 。他写信给胡适 说 ， 照 现在 这样 做 下去 ， 到五 年 ， 是 一个 落 伍 “ 不 我 者 了， 我完了 ， 我除 了做学 阀之外 ， 再没有别 的路 了” 因而，９ ８ 。 １２ 年春 ， 燕京大学来 函请他去做研究 工作 ， 他便答应下来 ， 准备离开中山大学 。对此 ， 傅
语 言历史研究所事务 。一段短暂的合作后 ， 两人关 系趋于恶化。顾当时由于负有一定的行政职务 ， 精
收 稿 日期 ：０ ５ ０ － ０ ２ ０ － ７ ３
（） １ 自信力太强 ， 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
放 弃 ； ２） （ 急躁 到极度 ， 不能容 忍 。又有 不 同的
作者简介 ： 刘召兴 （ ９ １ ， 湖南娄底人 ， １８ 一）男， 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研究生 ，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史核心人物的参与，或受研究者后见意识的 “ 聚 不参与筹办事。１２ 年 ６ ， ９８ 月 顾又欲辞 中大职 ， 赴 焦”， 其中的意义可能得到 “ 过量” 的放大。 京从事中央研究院之研究 ， 经校方和学生十多 日 “ 之挽 留， 允再 留半年” 《 这期间顾颉刚曾写信 。圜ｌ Ｐ １２ ９６年底傅 斯 年 留学 归 国 ， 朱 家骅 之聘 ， 应 于 给胡适倾诉苦衷 ，并嘱切不可将信的内容告知傅 ， １２ 年赴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 （ ９７ 后改文学 院 ） 兼 没料后来傅在胡适处又看到此信 ，因之大动肝火 ， 回来与顾又大吵一架 。 最后 ，９９年 ５ １２ 月顾离开 中 大 。此后 ， 两人昔 日的深厚交谊不再依 旧。 对于中大时期两人 的冲突 ， 顾颉刚在其书信 中 年邀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快信后 ， 便于 ４ ５日 电 月 致 在他写给胡适 的信里说： 傅斯年意 “ 到粤面商”， 月 １ ４ ５日乘船离厦 ，７日 １ 提及较多， 抵广州 ，８日面傅斯年 ，同年 ｌ 月受聘担任史学 １ ０ 我 和孟 真 ， 本是 好 友 ， 我 们俩 实在 不能 在 但 系教授兼主任 ， 与傅一起筹划刚刚组织的中山大学 同一机关作事， 为的是我们俩 的性质太相同了： 文学 、 历史两系主任 。 其时， 顾颉刚卷入厦 门大学 国 学 院风波 之 中 ， 颇不顺 心 。故他 ３月 １日接 到傅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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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傅斯年与中山大学作者：朱洪涛来源：《粤海风》2015年第05期1927年3月1日、3月16日顾颉刚接傅斯年信邀其往广州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顾颉刚表示同意，不久抵广州。
顾颉刚能应傅斯年之招，一来是熟人之谊，二来此时留居北京，手中缺钱，不好过活。
顾甫到广州，朱家骅怕其与鲁迅再生事端，命其到江浙买书，充实中大图书馆。
顾知此非久远之计，写信傅斯年，提出三条办法：一是用一二年时间为中大购书，半年回广东整理一次，以为研究开新路;二是派其到日本学习;三是回粤后，专任研究，不兼行政，不上课，不管图书馆事务。
[1]观顾颉刚日后行止，傅并没有同意顾的要求，顾回粤后担任史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28年11月顾还担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一职。
其实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之前也接到武昌中山大学、燕京大学聘书，只是顾囿于武昌中大设备不良、燕大有教会背景而作罢。
及至顾颉刚就职中山大学，其面临问题亦不少。
一则，顾颉刚自谓在厦大与鲁迅交手后余波还在，顾在1927年6月27日、1927年6月29日给傅斯年、罗家伦信：“我现在想和鲁迅避面，并不是怕他，实在我觉得时间可惜，精神可惜。
我自己的事业，尽了我的时间精神去做还嫌得不够，那里可以分心于人我的争战上。
所以他若不在报上露脸攻击我，我是不攻击他的。
所怕者，到粤之后，他处心积虑的对付我，我为自卫起见，也不得不处心积虑的对付他。
他是整天闲着的，时间不值钱，我便苦了。
”“得友人书，知鲁迅已回校。
此公一去，吾如入囹圄矣。
以骝先先生及孟真相待之厚，我固说不出辞职。
但秋间赴粤后如他再作无理由之攻击，或鼓动学生向我胡闹，则弟实无才干、无时间、无精力和他对付，惟有一走了之。
”[2]顾颉刚自认与鲁迅的结怨使其无宁日进行学术研究。
二则，广东政争、战事激烈，对民众心理影响甚巨，也导致学校经费困难。
顾颉刚日记1927年12月11日，“昨夜广州共产党起事，今日四处纵火。
城中与国民党军格斗，东山警署由工人缴械。
屈园被抢，绍孟等损失均大。
夜中长堤火光烛天，终夜枪炮声不绝，予与履安均彻夜不眠，真有…不知命在何时‟之感”。
[3]第二天，顾颉刚避地岭南大学以保万全。
日记记载两军交战，“闻死者极多”，“与丁山，莘田到元胎处，路见死尸甚多”。
因战事影响，顾颉刚的“上古史”课程缺课人数颇多，罗常培的课堂竟无人上课，“盖学生大部分归家，其家广州者又赴港避难也”，周予同从上海发信顾颉刚表示关切之情，认为时局纷乱，“学术运动恐非三十年后不易谈矣”[1]。
鉴于广州之乱，顾颉刚父亲令其归家，以编书为活，但顾颉刚并没有马上动身，此时上海暨南大学邀其担任史学系主任，顾也未同意。
顾由于人情，仍决定留中大，“予在粤固无甚意味，但为骝先，孟真友谊所困，无法决绝，非至万不得已不便易地耳。
”（1928年1月27日）。
顾颉刚多次表示北京（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图书最多，最适宜为学。
因此当容庚招顾颉刚前往燕大任教，顾此时确是愿往，其原因有三：一，予尚未经过正式之研究生活，日夕盼望达到。
二，予书籍器物俱置京中，两年在外，总难宁定。
三，康媛（顾颉刚之女顾自明）不入北京聋哑校，无其安心立命之所也。
（1928年2月23日）顾颉刚想完全致力学术研究，但燕大要求须兼本科课程，加上傅斯年反对，因此事不果行。
顾颉刚在中大只是权宜之计，这一点傅斯年看得明白，“且顾、杨（杨振声）诸兄而下，均不觉广州之可久居，颉刚望北京以求狐死首丘，金甫居广州如乌孙远嫁。
何缘如是，或亦斯年之过。
”[5]但顾颉刚去志已定，他再次强调只是碍于情面，不好陡然离开，“予回京之计早决，而近日骝先先生苦为挽留，学生代表亦然。
人情难却，因提出不上课，不办事之要求。
”（1926年6月28日）除慰留外，顾若想离粤，也得傅斯年理解才行。
另外，顾颉刚不能爽快离粤，还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有关。
中大语史所本是傅斯年创办，但傅事多，主要由顾颉刚负责，所耗心血不少，顾希望能将语史所后续事项办好，不致使其塌台，这是顾颉刚“良心上不能自已的责任”。
因此顾颉刚想离粤赴平又不想甩手不管中大语史所，乃向傅斯年提出“假请假，真辞职”的办法：至弟离粤之后，实际上弟当然不为中大办事，不支中大薪水，与辞职无异。
所以说暑假后或来一月者，以弟走后如研究所主任不定，研究生不能招成，则前途仍危险，故弟拟于到平后为校延聘主任，成则弟不必来，如延聘不到，而锡永可以支援下去，则请学校即实任锡永为主任，而弟亦可不来。
万一主任延聘不到，锡永又支持不下，则弟只得自向粤方一行，招定二、三十个研究生，既有学生则学校说不出停办，这个机关的生命便不至夭折矣。
[6]顾颉刚这种拖泥带水的方法，虽则盛意可感，但傅斯年既不相信也不同意。
傅认为不向中大表示决绝的辞职是“狡兔三窟”，既不放弃中大语史所，又到中研院史语所，是“两头马之伎俩”。
顾颉刚认为自己的办法是保存中大语史所，觉得傅斯年惑于谗言，不信任自己。
根据中研院史语所的规定，专任研究员必须真实专任，在不再添聘兼任研究员的情况下，顾颉刚不能与中大斩断人事关系，是不可以专任或兼任研究员，因此顾提出任特约研究员。
这又与顾颉刚1928年12月15日草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书》第三条矛盾：颉刚现在任职中山大学，课务綦繁，本组尚未能即行组织。
兹定于明年春初辞职北返，专任本组工作，故本组办公应于民国十八年二月开始。
[7]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顾颉刚自身又起反复，傅斯年难免反感，最后商之于蔡元培，同意顾颉刚任特约研究员，时间是1929年4月。
此举大惬顾颉刚心意，一来顾本不想再参与史语所所务，其次特约研究员给了顾颉刚很大发挥空间，拘束少了许多。
顾给傅斯年的信，“故得在中央研究院作一散工而又得借支常工之工价，实为弟极大之福泽，以既保此自由之身，又免于家人之埋怨也。
”[8]顾颉刚本无长居广州之意，但顾之离粤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如广东政局不稳、地方主义、南方气候等问题，而与傅斯年关系不睦也是重要一环。
上述顾与傅斯年这种属于公事的往来，矛盾可激化处还少，但若共事一处，商量具体细节，则摩擦遂生。
首先是二人性格之差异，胡适评价顾、傅：“适之先生评予，谓予性欲强，脾气不好，此他人所未可知者也。
又谓予的性格是向内发展的，彼与孟真是向外发展的。
”（1927年8月25日）顾颉刚的性格内实倔强，自主性强，能办事，不喜人压服，顾颉刚自评，“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
”（1928年4月29日）顾在1973年7月补记这一次的相争写道，傅斯年“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
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
”胡适以为顾颉刚在中大是因骄傲而树敌，顾回信解释并非骄傲，是自己现在负了事务上的责任，难免与人“碰伤”，“我树的敌人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妒忌我，一种是想征服我，这两种都是没法避免的。
我不能求悦人而自暴自弃，迁就了别人的标准。
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来压迫我。
如有人想要压迫，当然反抗。
”[9]傅斯年不属于敌人之列，但时有压迫顾颉刚之处，当傅斯年看到顾这封致胡适的信（该信写到与傅斯年相处不睦，指出两人性格有两点相同：一，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主张又不肯放弃;二，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
），二人又“相骂”，傅斯年“久不慊于我，今乃一发也。
予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矣。
”（1928年11月13日）顾颉刚在1946年12月16日给妻子张静秋家信中对傅称名不称号说，“傅斯年真不是东西，今夜看见我，他摔转了头颈和我握手。
这个傲慢的人迟早要失败的，他失败之后必然又来趋奉我了。
”[10]（此信背景是顾在南京参加宴请教育界人士的会议，胡适、朱家骅等熟人均在场。
）这是1949年前二人交恶后顾在私信里称“傅斯年”而不称“（傅）孟真”的极少例子。
二者，二人学术见解存在差异。
从之前傅斯年赞叹“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颉刚的《古史辨》，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到中大共事后，傅斯年对顾提倡民俗学，征集民俗歌谣的研究表示不屑。
中大语史所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丛书”，如《台湾情歌》《扬州的传说》《情歌唱答》等，傅认为“浅薄”“无聊”，谓出版学术书籍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而不应如此草率出书。
顾也不完全否认傅斯年此种说法，但他更强调在学术社会未成型、学术风气未养成前，先出书以提倡一种研究风气，使治学青年能看到一种奖掖之风，当学术风气养成后再来改变草创时期的粗疏之误。
换言之，顾颉刚认为学术首在普及，傅则认为学术旨在提高：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
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养一批班子，积叠无数材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
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
（1928年4月30日日记，1973年7月补记。
）二人学术动机、为学目的存在不同，傅斯年评价顾颉刚搞民俗研究是“上等的天分，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顾颉刚反驳，“材料是客观实物，其价值视用之者何如耳。
岂能分高下乎！”（1929年2月13日，1973年7月补记）顾在1929年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中也申明：“我们承认凡是一件材料没有不可供研究之用的，材料本无生命，有方法用它时它就有了生命，所以死活是方法的问题而不是材料的问题。
”最终，顾颉刚北上选定燕京大学以其环境清静，无人事纠缠，实治学佳地。
顾之没选母校北京大学（北大校长陈百年亲自邀请），以其“北大党派太多，攻讦太甚，婉辞拒之，心中痛苦可知矣。
”（1929年9月21日，1973年8月补记）好友罗家伦邀其至清华大学任教，顾回信表示不愿意在同学太多的地方做事，免得“招尤纳悔”，并进一步谈为何选择燕京大学：“如果弟当时应聘，则此一年中，不是由他们离间，使我二人不睦，即是由他们造谣，拟弟于兄之走狗死党。
此乃必至之局，非弟之神经过敏。
弟之所以宁愿卖身于教会学校，正欲与这辈活动人物断绝关系，使弟不致成他们之眼中钉，而得专心致志到学问上，成就我理想中的著作。
故卖身其名，超然其实。
”[11]民族情绪强烈的傅斯年对顾颉刚栖身燕京大学，之前就表示不同意，此时也电函顾：“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1931年6月12日），时隔六天，顾颉刚草长信答傅斯年，谓其并非奴颜婢膝，也绝不会成为洋奴，且谈到傅斯年对自身态度之变迁，从人事、学术到生活交往层面，让其不解：当兄自沪到平，弟偕何定生君到站相接。
弟非习为迎送之流，乃因兄数月前曾到长堤相送，报施之道应如是耳。
兄乃不解，以我为营谋之流，当兄嘱领取借款时，对赵元任先生及我言云：“明天今甫由南京来，我们应到东车站去接他，谋个清华学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