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作者：傅国涌

来源：新世纪网

来源日期：2004-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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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

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4]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

“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5]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

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