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常州科教城入驻企业的调查分析报告

摘要科教城（高职教育园区）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是市产学研结合、高科技产业发展、科技自主创新的先导区。

科教城打破传统的建园模式，着力构建教育、科技和社会服务三大公共平台，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积极引进名院名所的科研机构，集聚科技资源，加快科技产业化进程，努力建设国一流、国际先进的国家级示性高等职业教育园区、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培养园区和科技创新园区。

目前占地5500亩，完成建筑190万平方米，即将启动科技园区1800亩。

科教城是全国第一个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著特色的大学城，是省政府重点项目。

科教城位于武进文教区，远景规划2万亩，学生规模10万人；首期建设用地5600亩进城院校6所。

产学研合作指产业界和高校、科研院所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协同完成特定任务的合作关系，政府在其中引导和协调。

而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是产学研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我国的产学研合作从1992年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开始正式实施，多年来，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表现为企业寻找科技成果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低等。

其重要原因在于产学研合作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利用组织优势寻找合作伙伴，信息和资源流通不畅。

关键词：，科教城，入驻企业，调查，分析，研究；目录引言产学研合作是指产业界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形成的合作交流关系，通过技术开发、信息共享产品生产等方面相互协调的活动，达到多方“共赢”，政府在其中起到引导和协调的作用[1，2，3]。

而产学研组织是理论界[2，3，4，5，6]对一系列具有产学研合作能力的社会部门的组合和治理模式。

1992年，“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产学研的正式开始。

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极运作、组织，尝试了多种模式的合作，产学研合作在全国围迅速普及。

其中参与构建产学研组织的社会部门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以及供货商和客户等，试图在缩短的时间达成基于技术的合作，将各参与部门的技术或资金优势整合以发生创新，从而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

对企业而言，产学研合作可提供创新所需的技术，支持广大中小企业在更广阔的围把知识转化为专门产品，使企业拥有的技术和产品具有超前意识，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言，产学研合作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结合起来，不仅为科研带来资金和设备，而且高等院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企业实际经营活动，通过不断检验实现再次创新。

对政府而言，通过集中产业界和高校、科研院所双方优势，协调其合作过程并优化资源配置，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2]。

产学研合作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科技成果转化，将科研成果产品化，产生市场利益。

这也是发展产学研组织的最主要目的。

但近几年来，我国产学研组织逐渐进入滞缓阶段，后劲愈发不足，暴露的问题也愈发明显:从总体角度讲，主要有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合作层次较低、合作项目脱离市场、合作后利益分配易产生冲突等，并由此进一步造成了产学研组织部门合作缺乏动力。

由于没有合理的促成机制，健全的利益保障机制，使得当前产学研组织中存在的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越发严重，即企业寻找科技成果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低等。

组织结构和资金配备不能得到应有的应用。

在中国，产学研组织中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较之发达国家尤为突出，这与我国发展产学研组织的方式密切相关。

发达国家，如美国等，在二战后大力发展产学研组织的过程中，将科技成果的产出与转化作为组织构建的首要目的，并依此目的设立大量科研院所及高校系所，研发具有市场潜力的高科技产品[3，10]。

因此，产学研组织中的各个部门，由于目标一致而结合紧密，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而我国的产学研组织工作起步较晚，市场中的企业和高校等都已具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将这些社会部门按创新目重新组合。

从组织周期上说，缩短了建设时间，但组织结构上说，由于目标差异和运作模式差异，可能会造成合作断层。

这一问题的直接后果是浪费了国家为了促成产学研合作而优惠提供给企业和高校的土地、资金及其他资源，消耗了企业和高校等部门为了寻求合作而花费的时间与资金等，在市场求多变而细节化的当前竞争环境下，大量机遇被浪费。

产学研组织的构建旨在将社会部门组织化，其目标在于，第一，整合各个社会部门的不同目标，建立共有目标，已形成合作动力第二，缩短合作形成的寻找和沟通路径；第三，建立有效的合作利益分配机制与保障机制。

但这些目标的达成前提在于组织能够从目标和结构上有序地组合在一起，并建立大量满足组织运作的法律法规和机制，而不是冠以组织的名称，实际仍然是互无关联的状态。

而当前我国的产学研组织，正存在这样的现象，以至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生了阻碍。

加入WTO后的中国正迫切需要尽快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以推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年发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重新强调了产学研合作的集成力量，产学研课题急需引入新的研究容和方法。

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必然包括从组织结构和机制上重新建设产学研组织，使部部门的目标更一致，结合更紧密。

本研究认为，产学研组织具有明显的网络组织特性，开发和优化此特性有利于疏通产学研的科技成果转化流程。

本研究拟将产学研组织模拟成二维网络，以网络组织的视角综合考虑该组织中的信息和物质资源匹配方式，用现有复杂网络理论中的传播动力学理论对现实网络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伙伴寻求和合作关系形成的过程，得出影响合作关系形成的要素和途径，为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提高成果转化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一、“产学研组织”与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概念界定1.1、产学研合作与“产学研组织”理论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产学研合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特曼式大学”[10]。

被称为“硅谷之父”的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结成伙伴关系的创意，认为应强化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并于50年代初创办了具备产学研合作功能，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硅谷模式”。

其所倡导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及其在面上的大发展应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即是二战以后开始的，它与迎接高新技术的挑战和日益全球化的知识经济竞争，无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产学研合作旨在将学术活动和产业活动相结合，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产生创新。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生产、分配和应用各种知识的主体之间一整套复杂关系的结果。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过程中，通过产、学、研合作计划，网络计划，以及建立中介机构，可以纠正企业因短浅的眼光而对研发的投入不足导致创新的系统失效和市场失效。

在中国的“产学研”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1992年4月，由原国务院生产办、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围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并会同财政部成立“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领导协调小组和办公室。

尽管“产学研”的概念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很多学者就这个概念本身提出了不同看法。

邓存瑞[11]早在1989年就引入了“官产学”的概念。

“官产学”来源于日本产经联自1981年开始实施的《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其中心容是保证“官、产、学”各方面力量相互协作和充分发挥自己优势。

原中国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2000年提出“官产学研金”的概念，认为国家创新系统不只包括产学研，还要加入代表政府管理创新的“官”和代表金融资本的“金”。

王成军[12]在2005年提出“产学研”概念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官产学”能比较明确地体现中国大学、政府、企业三者合作关系的理念。

王丽萍[1]认为“官”的提法容易让人把政府想成是管理机构，管理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而使用“产学研”的概念，能够涵盖学术界和产业界合作关系以及政府在其中的引导和协调行为。

二、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综述2.1、区域经济理论随着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区域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产学研组织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代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北部的中关村的高新技术园区到南部的南模式、模式以及模式,都证明符合地区经济特点的产学研组织，将大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37，38]。

由于参与产学研组织的社会部门众多，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部门。

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以行政单位为边界进行产学研组织建设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

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分强调行政边界的做法已经开始限制产学研组织的发展。

以地理为畴，会限制产学研组织中的社会部门找到从技术上说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从本质上说，产学研组织不是以行政单位为边界的，它需要在跨地区乃至在全球围的流动，它在合适的区域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同一行政区域部门与跨行政区域部门相结合的产学研组织建设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

在此组织中，应适度控制参与部门的地域性，而着重强调其合作能力、合作道德以及持续发展的能力。

根据城市体系空间研究的系统论，Haggett[38]提出以区域经济发展为目的，结合本区域和一定跨区域社会部门组成的产学研组织的演化过程可以从“相互作用”“网络”“结点”“等级体系”“面”和“扩散”等各个角度进行研究。

各个不同地区作为产学研组织的结点，在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作用，根据不同的地区发展可能形成不同的等级圈层，突出结点还可能成为网络的中心轴，对其他结点产生扩散作用。

在此网络上的基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即是一种网络上的个体行为的总和。

三、基于网络视角的科技成果转化形成模式研究结论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