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琏湖笔的传说与现实

善琏湖笔的传说与现实
作者：刘阳
来源：《市场周刊》2010年第10期
善琏镇西有一处废弃的码头。

碎裂的条状石阶上,不时会有女子洗衣的身影。

用来栓船的铁环一动不动地吊在石壁上,几只鸭子从布满水草的河道游过,在黄昏的余晖里漾出一圈又一圈波纹。

水草爬满一条废弃船舶的半个身子,露出的一边船头静默在那里。

对于镇上的笔工来说,这个码头曾经很重要。

上世纪80年代,小镇通车前,这里一直是小镇通往外界的主要渡口,沿水路往北,到历史名镇南浔,经大运河去往湖州、苏杭和上海。

一把雨伞、一个笔袋,是当年笔工们外出卖笔的随身之物。

早上五六点从码头摇船出发,不眠不休,到上海也要整整两天。

辗转于湖州王一品、苏州贝松泉、杭州邵芝岩、上海周虎臣、李鼎和、茅春堂等笔庄,一趟下来,基本上划出了湖笔流布的轨迹……
传说中的永欣寺
善琏的起源建立在一个传说之上:秦将蒙恬被秦始皇遣往江南购置珍玩,私自将银两用于赈灾而不敢回朝,在善琏西堡村的永欣寺小住。

其间,蒙恬偶然救下西堡村的溺水女子卜香莲,两人互生情愫。

一次打猎归来途中,蒙恬发现山兔毛可供制笔,将兔毛纳入竹管,卜香莲又在无意间用石灰水将兔毛脱脂,制成毛笔。

从此,在蒙恬夫妇的传授下,西堡村民世代以制笔为业,并祀蒙恬为“笔祖”。

这个传说至少包含了永欣寺这个可信的要素。

外人很难了解永欣寺对于善琏镇的意义。

在涉及湖笔为数不多的方志、掌故中,它是善琏唯一可以被指认的历史地标,而不是善琏人更为熟悉的蒙公祠。

据考证,关于永欣寺的信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

现在坐落在镇东的永欣寺正在翻修,外表红墙绿瓦,雕廊画柱。

专程来买笔的外地人并不知道,这个永欣寺以前一直是当地的“土祖殿”,并非历史上的永欣寺。

事实上,即便是镇上最年长的老人,也没见过历史上的永欣寺。

唯一能证明永欣寺存在的实物,只剩下镇上荒坟村金济仁家的一篇遗文《善琏乡土地历史》。

每年农历九月十六,蒙公生日的“游神”传统被保留下来。

最近的一次“游神”是3年前——背着笔袋、胸前插几支毛笔的笔工们,抬着小号的蒙恬像在镇上游行,晚上请越剧班子来蒙公祠前的空地上演戏。

蒙公生日那天,笔工们都要去摸“笔祖”夫妇的手,祈求来年手艺见长,生意兴旺。

每年农历三月十六,“笔祖娘娘”卜香莲的生日,被关注的程度则要小一些。

今日善琏
除了冯应科、陆文宝,张进中等几个传奇笔工的名字偶现于文人们的酬唱(以诗词互相赠答唱和)之作外,湖笔在文化史上的辉煌似乎与笔工们毫无关系。

这个小镇的名字很少见于正史,即便是在当地的府志和县志中被提及,也不过寥寥数语。

在这种被外界忽略的静谧中,几百年一晃而过。

善琏的制笔业在1929年颇为旺盛,全镇从事制笔手艺的有三百多家。

镇内有皮毛行四家,专门从事笔毛的采购、储运和精选。

有笔杆行四家,其余就是个体制笔者。

湖笔的销售权都操纵在笔商和笔庄之手。

解放后,善琏湖笔行业开始集体化,私人不允许再做笔了。

凡是做笔都要进善琏湖笔合作社,由合作社集体统一采购,统一销售。

1958年,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善琏湖笔厂。

“其实,含山是第一家湖笔厂。

1956年含山湖笔合作工厂成立的时候,现在的善琏湖笔厂还是合作社。

含山湖笔厂很大,有好几百号人,笔工基本都是农业户口的。

大跃进时,含山湖笔合作工厂和善琏湖笔合作社合并,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善琏湖笔厂。

只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善琏湖笔厂的农业户口笔工全部下岗了,都回去种田了。

”退休笔工王宝兴说。

外人所不知的是,湖笔挥洒出来的艺术,往往是以笔工们的健康为代价的。

由于需要长年保持不动的姿势,腰部的损伤与胃病是这个行业的通病,作水盆的女笔工,因为双手需要长期泡在水中,每到夏天,手指根处的溃烂会一直蔓延到手掌。

此外,冻疮和风湿病也是常见的职业病。

一定程度上,正是某种封闭性,让善琏笔工们能够安于单调、辛苦的生活方式。

这一切,随着流动和开放成为社会的主流命题而改变。

孙育良是镇上中年笔工里最后的传奇人物——从事刻笔的他将微雕艺术引入湖笔笔杆的雕刻。

1992年,他曾经在0.75厘米的青笔杆上,刻出900字的《陆文学自传》。

从小热爱书画艺术的孙育良,依靠自己的刻笔绝技和湖笔生意,走上了艺术道路,现在成为湖州名气响亮的中生代画家。

1980,湖笔厂的工资比一般的工厂高,孙育良为了找到这份笔工工作,曾经托了点关系;同样是八十年代,外国人来善琏参观,看见善琏湖笔厂的职工们戴着金项链、金戒指,有些不可思议。

湖笔厂曾经是辉煌的,笔工七八百人,整个庙桥弄前前后后都是湖笔厂的范围,有宿舍、食堂、浴室、幼儿园。

(现在的湖笔厂,大概不到一百号人,大量厂房都已经废弃了。

)
“高档羊毫的价格,还是以前的高。

改革开放初,日本人的价格开得很高。

善琏人100块一支批发给苏州的进出口公司,他们卖给日本商人1000块一支,日本商人再卖到日本的笔店里,就是2000块一支了。

苏州那个时期的湖笔卖的很好,利润很高。

”孙育良说,“那个时候生意很好做,随便做做都有个千把块,甚至上万,湖笔厂的工资虽然只有一两百块,但我随便卖几支笔就赚了。

”
这份优越感仅仅保持不到20年。

湖笔价格的涨幅远远小于原料和人工价格的涨幅,这20年几乎就是湖笔利润逐渐压缩的过程。

作为唯一能控制的成本,一线笔工的相对收入持续下跌。

2010年的某一个早上,工人们依然准点上班。

一楼,做笔套,选笔杆,四五个工人;二楼,阳台上晒了几个晒箕的羊毛、兔毛、笔头。

水盆和择笔在同一间厂房里,女工居多。

工人们分退休的和没退休的。

退休的工人可以继续在善琏湖笔厂做笔。

做笔的原料自己带来,工具可以用厂里的,做的笔,卖给厂里,按件算工资,做多少算多少。

女工51岁退休,男工61岁退休,湖笔厂还在做工的未退休的工人年龄大概都在四十岁左右,再年轻的就没有了。

“我1980年到善琏湖笔厂工作,当时一个月工资17块钱。

一支长锋玉兰蕊湖笔,7、8块钱。

现在一支长锋玉兰蕊,贵一点的也就20几块,一般的14块左右,工资呢?湖笔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六百多元。

”孙育良说。

在他的记忆中,二十年前的善琏湖笔厂,一个全劳动力择笔,一天工作8小时,择13支笔。

现在的湖笔厂工人,起码一天择80支笔,但是按照湖笔的工艺质量,一天8小时是做不了80支的。

在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同时,湖笔的质量开始严重的下降。

夹缝中的生存
周鹏程是江西文港镇周坊村的笔商,上世纪90年代,他到河北省兴隆县卖毛笔,画馆、书院都不认可江西的毛笔。

经过不断的试笔,书画家们开始逐渐认可江西毛笔,江西毛笔也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

其实很简单,江西人做毛笔生意就是从开笔庄开始。

到各个城市开笔庄,慢慢地,国内市场就被占领了。

江西制笔商人们通过开笔庄的方式来进行毛笔的营销。

在文港镇本地,大大小小的笔庄密集分布,甚至是几个人的小作坊,也能号称笔庄。

“笔庄不看规模大小,关键是品牌的力量”周鹏程说。

笔庄的运作模式,大部分是购买制笔原料,甚至是毛笔成品,贴上自己笔庄的品牌标签,再推广出去。

虽然运作过程简单,但有名气的笔庄,倒手的毛笔利润大多在50%以上。

江西人也到善琏买笔。

善琏始终是有传统的做法,工艺比较深厚,品牌也还是在的。

江西人作笔过程很简单,基本上都是加件。

老一代有名的书法家写字是不用自己买笔的,总会有人相送。

在国内,买笔的多是写刚练字的初学者,用不了善琏的纯羊毫,太软,笔立不起来。

江西人就根据这个市场需要,在羊毫中掺杂了猪鬃、尼龙等。

湖州书法家王似锋写字画画,只用纯羊毫善琏湖笔。

他觉得江西笔的弹性是借助了外力,迎合了现在一些所谓的书法家的需要。

他引用潘天寿的话说,学书法要用纯羊毫,初学者不能借毫力,要学会用指、腕、肘的力量,让笔力收放自得。

只是,原料涨价,笔价不涨。

工艺不得不粗线条制作以求数量,毛笔市场被迫二分天下。

中低档毛笔供应国内市场,高档毛笔,出口日本、韩国、法国。

而善琏湖笔的局面就落得两头不着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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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笔传说——拜师
旧时,湖笔业收徒有一条规定:非善琏人不收。

到了民国初年,湖笔业早已发展到全国去了,这条规定已不存在。

外地人到善琏来拜师学技,只要有中保人,师父也照收。

拜师仪式:由中保人出面,师父、学徒两方联系好。

择日由学徒前去拜师。

拜师时拿四件礼品:蹄子一双,酥糖两包,炮仗、蜡烛。

学徒到师父家,点蜡烛、放炮仗,师父坐在椅子上,面前铺毡毯,徒弟跪在毡毯上,对师父行叩拜之礼。

拜师时还要应约,用红纸写成,师父、学徒、中保人各签姓名。

此契约叫“关约文书”,关约中写定学徒三年。

学徒时没有工资,学徒费基本上一年一担米等话。

还有一句“各听天命”,其意为学徒在学笔时期发生意外事件,如病故等,师父概不负责。

拜师仪式后,师父收一半礼品,还有一半礼品送给中保人。

三年满师,学徒办满师酒。

师父当场将“关约文书”归还给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