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_的现代变迁

现代大学教育 2008年第2期

史海钩沉

收稿日期:2007-12-10

作者简介:王学青(1970-),男,安徽宣城人,南通大学杂志社助理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南通,226007。

“大学之道”的现代变迁

王学青

摘　要:《大学》之“大学之道”,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高等教育宗旨,阐发了儒学的学习门径,近代以来屡屡成为教育救国者挞伐的对象,但其理念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效组成已广植于国民与社会的心理深处,并未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在现代高等教育的百年进程中,“大学之道”应时而变,历经了瓦解、浮沉、变异直至衰微的发展变迁。当前,“大学之道”随传统文化升温重新为人津津乐道,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警惕其负面价值观对中国现代大学精神构建的不利影响。关键词:大学之道;科举制度;传统文化;现代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8)02-0038-05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的“大学之道”亦即《大学》之“道”。

《大学》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人将其抽出,常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不但成了“四书”之一,而且列为“四书”之首。这样做的理由按程颐和朱熹的说法,是因为《大学》是“可初学入德之门也”,也就是说是儒学的入门读物。很显然,“入门”并非粗浅,而是类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指导思想、教育宗旨,是封建社会“大学”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不仅如此,《大学》中还有具体的阶梯式的学习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

可以看出,这“三纲八目”不但指明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的理想境界,还规定达此目标的行动路径,以及人才的培养目标———“治国、平天下”的“仕”。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其一,教育目的及其实现路径的单一,全国文人以取“仕”为读书的惟一出路,“穷则独善其身”往往是科举失败者的自我安慰。其二,由于道德形成的自律性和过于理想化,“仕”并不能自然过渡、也很难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一道德境界。结果是:封建社会的“大学之道”和“学而优则仕”划上了等号。中国古代的太学、国子学等高等教育

机构大多徒具空名,无“教养国子”之实,学生常“空挂学籍久不到校”

[1]192

,实为未来官吏的

“养成所”,明朝李贽感慨言之:“阳为道学,阴为富贵”[2]

。故而一代代的知识分子皓首穷经,钻营仕途,“治人之学”盛行而“做事之术”式微,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科技发展却严重滞后,直接导致了清末内忧外患的衰败局面。

“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3]

,如何对传统的“大学之道”予以批判与重建,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们救亡图存的不懈追求。然而《大学》为儒学经典“四书”之首,“大学之道”已随科举制度深深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其瓦解、浮沉、变异直至衰微的变迁历程对今天的我们仍有着诸多启示。

一、瓦解:从洋务学堂到壬子癸

丑学制

洋务学堂的建立在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被扭曲或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受左倾政治思潮影响,只强调阶级的分析方法而丧失了历史的理性思考。所谓“恨乌及屋”,把对曾国藩、李鸿章等镇压农民起义、签订卖国条约的激愤,转嫁到洋务学堂的评价上来83

王学青:“大学之道”的现代变迁

了:放大它的落后的历史遗留,比如“中体西用”口号中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缩小它先进的超越前人的突破与创新,比如倡导“西学”、“西艺”所造成的对传统儒学教育的瓦解,以及推动我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催化剂作用[4]55。

洋务学堂在传统的“中学”课程中,增添“西学”,这不仅仅是对传统儒学一统天下设课格局的历史性突破[1]57,更为重要的是,课程的变化导致了教育培养目标的变化,洋务派建立的外语、武备、水师、电报、医务等学堂,培养的是懂外语科技的洋务人才和军工等实用人才,已完全不同于只懂“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儒学君子、官场禄虫了。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封建士大夫、君子的“大学之道”,受到冲击。但这只是体制外的影响,是科举制这一“正轨”外的另一“偏轨”。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其章程上规定“优者授为七、八、九品官等”[5],则是将科举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其后随着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立,书院的改制,壬寅癸卯学制应运而生,1905年最终废除了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废科举无疑是革命性的,其标志着我国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的根本改变,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教育宗旨“大学之道”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作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路中的“体”并未受到撼动。1904年张之洞等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声明:“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4]78因而学部于1906年宣示了五项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并称前两项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6]。

直到清王朝覆灭,民国政府成立,民主革命的教育思想促成了民初的教育改革。蔡元培入掌教育部后对于关系国家办学全局的教育宗旨极为重视,对清末的五项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4]108,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注重公民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制定实施了“壬子癸丑学制”。至此,从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的剔除到课程内容中经学的废弃,“大学之道”在教育系统内遭到了较彻底的瓦解与清理。然而,“大学之道”因科举制度而家喻户晓,因儒家文化而深入人心,其千年烙印自非朝夕之功可消除的。

二、浮沉:复古与革命

民初“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的确立,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迅速推动了我国教育近代化发展,读经尊孔虽然被赶出了学堂,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官”梦仍难以割舍,有形的科举取士不存在了,但无形的“学而优则仕”的大学之道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莘莘学子们。

一方面,借复古思潮卷土重来。民初复古思潮的迅速抬头,表层次的原因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一帮前清的遗老遗少、封疆大吏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功臣,执掌了民国的政坛;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头脑中的旧伦理、旧道德的惯性作用。康有为诋毁共和的《中华救国论》,陈焕章组织的“孔教会”,袁世凯称帝,张勋的“辫子军”进京莫不如此。政治上的帝制复辟往往要以教育领域里的复古潮流为其先导、造势的。首当其冲的则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袁世凯于1913年10月炮制的《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7]248。其次是恢复尊孔读经,1915年颁布《特定教育纲要》,明令“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高等学校要增加经学院“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7]257。

在这种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对学问是毫无兴趣,过着“老爷式”生活,“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8]243而且教师队伍中,宣扬封建思想的也大有人在,如鼓吹复辟的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反对白话文的林琴南等。

另一方面,随革命斗争旧戏新唱。虽然帝制复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复古教育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抨击,如1912年蔡元培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辞去教育总长一职,1913年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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