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_还是反人道主义_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2004年第4期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7月No.4,2004Qinghai Social Sciences July,2004

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王雨辰

【摘要】　本文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三种主要观点,分析了这些理论观点的具体内涵及其提出的社会历史和理论根源。理论家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关系并不是判定其理论性质的标准,关键要具体分析其理论观点的具体内涵。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04)04—0058—04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复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人本主义流派一般都肯定二者的内在联系,而科学主义流派则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国内学术界在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理论观点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一方面批评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人道主义的解释,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批评科学主义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不到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关心和尊重人。解决以上的理论怪圈,既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也有助于我们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流派一般都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道主义的内在关联,但不同的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理论观点是存在着差异的。一般说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侧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学说,但他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后来的理论家如弗洛姆、马尔库塞则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以及价值趣旨何在?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察的。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主要受下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他们对当时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的分析。在他们看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时无产阶级的主观革命意识不成熟,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物化意识,因此西方革命的首要前提是先进行文化心理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这就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二是他们理论批判的对象是当时流行的对唯科学主义、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他们认为,这种解读模式是建立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的,并没有真正突现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三是西方社会和文化正处于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阶段,其总体特征是反思和批判近代理性主义价值体系和哲学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为主旨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由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是西方共产党的领袖,或者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因此他们的理论研究是紧紧围绕如何找寻西方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这一时代问题而展开的。根据对当时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指认,他们把如何培育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集体意志作为首要的问题。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纬度,并从哲学研究方法论和哲学研究对象两个方面的转换来区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阐发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的内涵与意义。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不同,指出:作为一种方法论,“总体性辩证法”要求全面、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把握研究对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纬度;而“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则是孤立、静止和无批判地看待它所要研究的对象,从而起到了肯定现实的功能。而作为一

种本体论,“总体性辩证法”是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只能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实践”则是联系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桥梁,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而以“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基础的近代哲学,则是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探求整个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作为哲学研究的任务。因此卢卡奇认为,只有建立在现代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科尔施和葛兰西则侧重于从哲学研究对象转换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指出,那种从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把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落后性带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割裂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他又强调,马克思虽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前提,但它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考察的是人类社会,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和纳入到人类实践领域中的自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则通过厘清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指出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的是自然物质的机械、物理和化学属性,而哲学研究的则是自然物质是如何被纳入到人类实践中成为生产力要素的,它反映的是一种人类关系。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应该在“历史”上,应该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了近代知识论模式的一种现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它在理论上体现为一种实践本体论,并必然落实到人的生活实践领域,实现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根据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卢卡奇提出了物化理论,揭示了由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离,西方现代化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但是也造成了人屈从于物、人的价值服从和服务于物这一异化现象和人的异化生存境遇;科尔施则提出了他的总体性理论,强调应当通过意识批判、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来找寻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葛兰西则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要通过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将人们从资产阶级的总体统治中解放出来。

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则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该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的根据。他认为,马克思把“实践”和“社会的存在”引入到关于人的本质存在的定义中,从而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抽象性这一缺陷。不仅如此,正是“实践”这一概念“划清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界限,……也正是通过这一概念,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而回到了黑格尔那里”[1]。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和“异化劳动”是《手稿》的核心概念,“劳动”作为人的自由的真正表现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作为人的自由和本质体现的劳动异化了,其结果造成了人的完全异化和人的现实性的丧失。异化的扬弃首先应该摧毁物化的基础,而这又取决于劳动者本身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变革者,因为摧毁异化的基础只能靠劳动者自己真正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劳动者要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摧毁物化,就必须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批判和哲学批判在内的总体性批判,而由这种总体性批判中产生出来的理论只能是一种建立在真正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实践的理论,而并非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唯物主义理论。和马尔库塞一样,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本质和潜能的关怀。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这是一股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自动机器这种现象的潮流。”[2]他批评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曲解为一种只关注人的物质方面的满足而否定人的精神价值的观点,强调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异化和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为生产的、自由的劳动,使人的完整人性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从他的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建立一个把个人严密组织起来、像机器一样自动化的社会,而是为了使人能从他的生产劳动中、从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异化中摆脱出来,从而实现人的真正需要和人的本质。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是用“异化”和“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二

和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流派则明确反对从人道主义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他针对当时在西欧共产党内盛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指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抽象人道主义、异化思想来解释和统领马克思主义,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其目的在于贬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因此他强调,“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辩论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挑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战场上,即在马克思这一战场上,受到的一次突然袭击。”[3]既然如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为何在西欧共产党内盛行呢?对此,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下列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从理论上得以建设和完善;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原因不是从理论上予以分析,而是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