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的恋恋风尘

月港的恋恋风尘作者：余宗宝来源：《闽南风》2011年第07期孤烟落日，黄沙滚滚，低吟的驼铃回响着世界商贸史上最古老最动人的乐章：这是著名的中国陆上丝绸之路。

几乎是在同样古老悠长的历史时空，距大漠驼队千里之遥的南中国海面上，古老的船队也在书写着同样的辉煌，沧海桑田，泥沙淤积，千年古港已不复当年的英姿，古朴的青砖、瓦砾、碑石仿佛都在默默地述说着曾经的艰辛和辉煌……月港，千帆过尽浮华成烟月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故名”。

十五世纪末期至十七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位于龙海市海澄镇的月港一度成了“海舶鳞集、商贾咸聚”、“农贸杂半、走洋如市、朝夕皆海、酬醉皆夷产”的外贸通商港口，被誉为“闽南一大都会”、“小苏杭”。

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古代“四大商港”。

“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居民数万家，产物之珍，家贮户峙。

而东连日本，西接琉球，南通佛郎，走乡享诸国。

”（《譬余杂集》•卷三）这是史册对九龙江下游入海口，漳江南、北、中三溪的汇合处，月溪的入港口繁荣景象的真实描绘。

当我们拨开岁月的烟雾，远离现代的喧嚣，踏遍那荒草萋萋的古迹，回眸那逝去的风华，就会发觉一个地方、一些先民们所创造出的骄傲与辉煌。

月港“货贝聚集”。

从华安、平和、漳平甚至江西境内，无数的货物顺着九龙江支流聚集月港，等待出洋。

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商品同样云集于此：有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犀牛角，有磨洗得又白又亮的象牙，有洁白如雪的燕窝，就连寺庙里燃烧的烛香，也带着异国的檀香味。

据《东西洋考》“陆饷”统计，当时从月港进口的货物有116种，大多是海外的土特产，如番被、番藤席、黄腊、冰片、草席、番纸、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还有各种皮货，如沙鱼皮、獐皮、獭皮、马皮、蛇皮、猿皮，以及各种矿物，如金、锡、铅、铜、矾土等。

到月港的洋船，除货物外，大都同时运载大米（番米），或多或少数量不等。

到了明代后期，粮食和银元逐渐成为月港的主要进口货物。

从月港出口的是哪些货物呢？《天下郡国利病书》写道，当时的东西洋国家，都很喜欢中国的丝绸绫缎，所以中国的湖丝到了海外价值可以翻两番。

此外，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品、果品，也深受海外民众喜爱。

据明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来看，当时输往海外的商品除了丝织品、瓷器、糖、果品外，还有铁、纸、布、竹器、药材、茶、酒、漆器、金钱等。

九龙江上游的南靖、华安、龙岩山区，大批被砍伐的杉松木沿江顺流而下，一批造船高手齐聚月港，琢磨着如何制造出适合出没于惊涛激浪之中的大船，不时有造好的大船下水试航。

当历史回到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初期，为了防止方国珍、张士诚部逃亡海上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范日益突出的倭寇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下令撤掉泉州、漳州等处的市舶司，厉行海禁政策，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

次年，再次颁布禁海令，重申沿海居民必须遵守法纪，不得私自出海。

《赤嵌笔谈》载，“洪武五年（1372年），以居民叛服无常，遂出大兵，驱其大族，徙置漳泉间”。

反复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下令撤除澎湖巡检司，“尽徙屿民，废巡司而墟其地”。

随后，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福州、泉州等对外通商港口逐一被关闭，商船进出受到严厉的查禁。

当时有些民间海外商船，为了冲破官府的“海禁”限制，继续开展海外贸易，他们无意之中探得月港自然条件良好，可以做为商船停靠和装卸货物的港口，而且距九龙江出海处只十几公里航程，没有驻扎巡查“海禁”的官兵，就选择该处为对外走私交易据点，致使这一地区迅速成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

嘉靖以后，由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性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兴盛，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商品种类与数量迅速增多，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他们兼有武装，“亦商亦盗”，海商集团主要由漳州人组成。

明代中后期漳州籍海商集团首领主要有谢策（又名谢和，人称谢老，漳州人）、严山（人称严山老，海澄人）、洪迪珍（又名洪泽珍，人称洪老，漳州人）、张维（龙溪九都人）、吴平（诏安四都人）、曾一本（诏安人，一说广东人）等，明末漳州籍海商集团首领主要有颜思齐（1589～1625年，字振泉，漳州府海澄人）、刘香（？～1635年，人称刘香老，漳州府漳浦人，一说广东省香港南丫岛人）。

他们一方面被政府视为寇盗，而另一方面则以他们的经商才能和武装实力驾驶着“戎克船”（帆船）横行于东方的海上，与欧洲殖民者商船为争夺东方海上贸易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

这些海商集团，在没有国家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依然执掌着东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

这种局面的形成，充分说明了当时东南沿海人民经商之众多，分布范围之广阔，经济实力和武装实力之雄厚。

月港，走向世界的通商港口万历年间是月港发展的黄金时期，盛况空前，“四方异客，皆集月港”。

往返商旅，相望于途。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泉漳商民，贩东西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

”福建航运业，出现了“富者出赀，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

或“富者出赀，贫者出力，懋迁居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每年仲夏至中秋，风汛期间，由月港发船的商船，多达200余艘，少亦六七十艘。

（明）周起元：《东西洋考•序》载：“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奇珍，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易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月港的繁荣，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税额不断上升。

《福建省志•财税志》第一篇，《财政收入•关税》载：隆庆六年(1572年)“开设舶税，仅数千金”，万历四年(1576年)“饷溢额至万金”，万历十一年(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万历二十三年(1594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两”。

从此以后月港商税收入保持在3万两左右。

当时福建全省兵饷，通计每年实用银28.96万两，除新旧题准各色饷银只得27.39万两，尚不足银1.57万两，这不足的部分主要靠月港商税来补充。

如果从漳州一府来看，月港商税收入对地方财政支持更为明显，漳州府水陆官兵月粮、修船、置器、犒赏诸费，岁不下6万两，而全府10县其他各种税收总额，即使包括“铁炉、牛行、渡船网税，搜无遗利”，也不过3.77万两，月港商税一项占全府军费开支一半。

月港因此有“天子南库”之称。

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打开了漳州通往世界的大门。

漳州城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交响，尤以纺织业最为发达，包括许多手工艺品被视为珍品远销海内外。

漳州的农业种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具有商品化的显著特点。

蔗糖、柑橘、荔枝成了主要的外贸商品，与其他农产品相比，种植、加工这些经济作物，可赚取数倍的利润。

《漳州府志》记载，当时人们认为“种蔗煮糖，利较田倍”，于是“多夺五谷之地以植之”。

在各种水果中，荔枝的价值最高，红柑次之，所以人们大量种植，当时的月港农村，“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利润极为可观，“家比万户侯”。

烟草经月港从吕宋传到漳州后，农家普遍种植，不久，漳州的烟草“反多于吕宋”，并且返销到吕宋。

月港与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郡岛各国，以及朝鲜、日本和琉球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贸易往来，并且以吕宋为中转站，与欧洲一些国家进行间接贸易，由月港进出口的货物，多达100余种，同时与台湾开始较大规模的直接贸易交流。

直到清初为统一台湾，实行迁界海禁，才直接导致月港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对岸毗邻的厦门港崛起。

月港，见证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也是古代中国与东西方各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分为沙漠、草原和海上3条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

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丝”唯一合法的始发港，漳州因月港而成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中国海外交通贸易中心，闻名全球。

据了解，漳州月港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贸易史上占重要地位，历史文献记载详实，历史遗迹和历史实物众多。

如明朝编年体史书《明实录》记载“闽人通番，皆自月港出”；《海澄县志》所载月港七座古码头遗址至今清晰可辨，有龙海晏海楼、云霄石矾塔等航标，还有龙海镇海卫城墙、漳浦六鳌营城墙等海防，有天一总局、林氏义庄、芗城岳口街牌坊等海商宅院、居民遗址，还有龙海九节礁清代水下文化遗址、隆教“白洋礁一号”宋代水下文化遗址；2010年“南澳一号”古沉船打捞出的10000多件瓷器中有8000多件为漳州瓷，学者据此断定该船由漳州月港驶出。

明代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始部分取消“海禁”，漳州海澄月港正式开设洋市，成为当时东南沿海唯一的外贸港口，其繁荣程度如同以往的泉州、广州等外贸港口，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更是盛况空前，史载“四方异客，皆集月港”。

它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菲律宾)为中转，与欧美各国相通贸易，在我国外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此判断，“南澳I号”可能是出发于漳州月港。

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他说，在漳州平和窑发现的两件瓷器从造型、釉色、图案等方面，与汕头“南澳Ⅰ号”出水的文物十分接近，特别是仕女图的瓷盘，连大小都一样，显然是出自同一窑口。

而据史料记载，漳州月港繁盛期间，漳州平和等地的瓷器生产一派红火，货物可以出洋。

综合这些因素，他也认为，“南澳I号”极可能是从漳州月港出海的外贸船，因遭遇不测而沉没于三点金海域。

据相关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洋、西洋航线。

月港海外交通贸易的主要地区，以明代的地理概念而言，是所谓的“东西洋”。

“东洋”是指文莱以东的诸岛屿；“西洋”是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南印度洋沿岸一带，即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

依据《东西洋考》、《顺风相送》诸书中的记载，陈自强认为月港的海外交通航线主要有两条主线：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

东洋航线：由月港启航厦门港放洋后，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列岛，沿台湾岛西南海面而下，经台湾岛高雄和最南端的猫鼻角，横穿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抵达吕宋岛（即今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最北部的大港。

由此，再沿菲律宾群岛的西海岸，前往吕宋、猫里务、苏禄群岛等地。

西洋航线：由月港启航，厦门港放洋后，经七洲洋（西沙群岛）抵交趾、占城（今越南北、东部一带），由占城经昆仑山（今越南南部的昆仑岛）抵柬埔寨、暹罗（今泰国）；若从昆仑山往南继续航行，可抵马来半岛等地；从柔佛港外的东西竺（今新加坡海峡东部竹岛），抵苏门答腊岛等地；从旧港口外的彭家山（今印度尼西亚西邦加岛）经吉宁马礁（勿里洞）抵加里曼丹岛南部等地。

就地理范围而言，日本属于“东洋”，而《东西洋考》却把日本列为“外纪”，这是因为不管是在“海禁”时期，还是开“洋市”之后，明朝政府都严禁与日本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