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出路摘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为此全球经济体系积累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

笔者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那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那么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只能是体制改革，别无出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主要矛盾问题与出路2010年2月14日，日本内阁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

至此，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十一分之一，在全世界名列第94位（imf，2011），还不及泰国。

收入水平也仅仅进入低等中收入国家行列，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国际间有很多预言，说中国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乐观预言难以实现。

19世纪的美国，凭借其体制的优越性，凭借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gdp总值上而且在人均水平上都超过了当时世界首强大英帝国。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维持了经济高增长，但是通货膨胀的恶化、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以及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

历史表明，体制问题是落后的根源，能否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中国的体制改革。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导致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中国的体制与世界所有国家都非常不同。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许成钢教授把中国的体制总结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或简称为“分权式威权制”，其主要特点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与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相结合。

这二者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的体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超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理论范畴。

权式威权制的核心特点是以一种特殊结构的政府机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干预经济。

中央政府一方面主要依赖人事权控制地方政府，保证地方政府能执行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另一方面给地方政府自主权处理地方事务，保证地方事务能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得到适当处理。

中央的宏观政策中带有很强的自身利益，每个中央部门都有其自身利益。

但无论中央意图为何，地方政府的行事总是受地方自身深层利益驱动。

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迅速扩张的同时，各级政府的作用也在迅速扩张。

十年来，全国绝大部分基础建设是地方政府投资、负责的，而且份额一直在增加。

至2009年，全国90%以上的基础建设投资是地方政府投入的，中央政府只占微小部分。

从最简单的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一个有效的体制应该是谁投入、谁负责、谁受益。

但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是赤字运行，全国过半数税收收入都进入中央政府腰包，而全国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行政工作都依赖地方政府负责。

这与中央政府掌握巨大财政盈余和巨大外汇储备，同时只负责很小比例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对照。

对这一扭曲的政策的一种解释是，中央把多数的财政收入以转移支付方式返回地方政府。

因此，不但不影响地方财政，还缩小了地区差距。

此说法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值得商榷。

如此大规模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制造了严重的激励机制和信息问题。

第一，这把地方政府努力推动经济以增加税收的动机，扭曲为到中央游说获得中央返税的动机（即所谓“跑部钱进”问题），并造成巨量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更不用说由此造成了无数寻租腐败的机会，成为破坏法制和秩序的根源。

第二，中央返税主要返到省级，给了省级政府更大财政资源，但是，全国大多数公共服务是市县级政府提供的。

基层地方政府财政问题日趋严重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做法严重扭曲省、市、县政府之间的激励机制。

第三个扭曲激励机制的方面是，中央拿走全国税收主体，刺激，甚至迫使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解决地方财政。

近十年来，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相对发达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在中央收走全国税收大部分的同时，作为对地方政府损失税收收入的补偿，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地方政府不仅得到授权，更被鼓励以土地收入解决其财政问题。

地方政府以地区实验的方式寻找新方式征地、卖地；以地区竞争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收入。

最近十年里，大多数相对发达地区的gdp增速与当地政府土地财政密切相关。

地方政府以低补偿价征收土地，以高价市场出租、出卖或拍卖，获得巨额收入。

失地民众（包括农民、市民和小企业主）则怨声载道，民怨沸腾，造成尖锐社会矛盾。

自从2002年以来，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愈演愈烈，全国多数的恶性群体事件由征地引发，且数量不断上升，性质越发趋于恶性。

经济增长可以使社会更和谐，也可以造成更多社会矛盾，这取决于增长方式。

土地财政带有明显的掠夺性，使得由此推动的gdp的增长伴随着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财政和土地问题可以说明这一体制的运作和问题的产生。

土地问题是深刻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影响内需，决定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又是集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和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

二、政府职能错位导致经济的失衡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力量和市场几只经历过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

1929年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作用日益增长，许多私人产业实现了国有化，或有政府管制。

7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又日益缩小，一些政府企业出售给私人部门，而过去大龄存在的政府对航空、运输行业的许多管制，也被取消。

目前可以把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大致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收入再分配，即对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解，以避免收入的两极分化；二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避免市场经济活动的过度波动；三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干预资源进行配置。

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我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财政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资源，因此政府能否有效管理和利用手中的资源，将是关系到老百姓生计及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营经济曾有过较快的发展。

在1979年的的民营经济产值踩占gdp总量的不到1%，而到了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已经达到65%。

2005年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速度放慢了，占据垄断优势地位的过期进一步强化了其垄断地位，导致民企的日子反而不及从前。

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占据了大量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他们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更加速了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控制力不断强化。

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却很难享受到与过期一样的优势地位，在融资难、成本上升、出口下滑的挤压下，他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不少垄断国企，像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6倍，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而且是三七开的二元经济。

我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每一年gdp以10%的成长率增长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的过热部门推动的，因此我们gdp的组成是非常扭曲的，超过一半都是固定资产，消费不到35%。

因此，逼迫大量的出口，因此逼迫大量的积累外汇，因此人民币升值厉害。

这个汇率的上升，打击到了二元经济过冷的部门，尤其是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

宏观调控的错误，又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民营企业。

在这个打击之下，会使得二元经济的资金流向由过冷的部门转向过热部门，使过热部门更热，过冷部门更冷，造成宏观调控失败。

通货膨胀除了二元经济过热部门通胀以外，过冷部门也一样膨胀，再加上金融超限战，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不再是供求决定，而是国际炒家决定，现在这些物资进口到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扭曲在一起，极难克服。

一个意义及其重大的新《劳动合同法》仓促推出，造成双输，又增加了压力，使得二元经济的过冷环节更冷。

三、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优良的政治体制，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

只能共有制度优良，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最有配置，最大限度地给人民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

分权式威权制的精髓是从中国古老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时2000年的皇权帝制传承而来。

当中国极端贫穷落后时，当“文革”的恶果促醒了绝大多数人民推进市场改革的决心时，这个体制曾有效地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推动市场改革，催生了迅猛的gdp增长。

但是，尽管其自身也朝着适应市场化方向有一些进步，其基本特点却从未有过变化。

当中国进入低等的中收入状态，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超出了gdp 范围的时候，这个体制不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改革分权式威权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向法治转化。

这要求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逐渐代替大量的行政机制，要求宪法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私有权，要求各级司法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服从宪法。

在市场经济已经占国民经济主体的情况下，以法治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才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惟一出路。

以土地问题为例，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法治。

以宪法和法律保护私有产权是保护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或稳定的市场经济无一不满足这一基本条件，中国也不能例外。

再有是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也是当前最为迫切的。

政府的只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

而现在的各级政府全力以赴去主导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权利缺少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不仅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而且导致资源低效率高损耗的错误配置，并由此挤压了整个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造成大量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附于权利才能生存和发展。

这又进一步扭曲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资源配置，使得企业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不是经济发展的主导。

以钱（gdp）为纲”的心态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

一个地方政府领导上台之后，可能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只要卖地就可以了。

卖一块地gdp就会上升一块，如果卖地的价格越高，gdp则上升得越快，领导个人的政绩也就越好。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积极卖地，也只在乎用自己卖地收入充实财政盈余，对于老百姓的住房诉求则漠不关心。

政府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提供者，而不是经济的主导者，经济的主导应该在手中才能推进经济更健康的持续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我不相信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当做好它需要的一切—在国内保护个体免收匪徒的暴力与欺诈的伤害，对外则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