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实践的演进历程研究【精品发布】

财政政策实践的演进历程研究【精品发布】我国财政改革、财政政策实践的演进历程根据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而财政则是这种制度安排的金融手段。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背景，不同发展目标，各国政府对其职责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财政活动则表现出各自不相同的特征。

对于改革开放30多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学术界通常按照“市场化”程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阶段；1992-2003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以及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

据此，并按照财政“公共化”推进程度，考察我国财政改革以及财政政策实践演变历程，我们将其划分成三个阶段：1978-1991年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92-2003年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2003年-至今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运用技术日臻成阶段。

1.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78-1991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计划决定，国有企业收入全部上缴财政，生产全部按计划由财政资金安排。

政府用集中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全社会生产活动，财政收支只是执行计划的具体手段，只是计划的财务会计。

在这种背景下，基本不存在一般概念上独立的“财政”活动，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财政政策了。

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进程，财政改革必然成为了这场改革的“排头兵”，新旧体制转型的“对接口”。

从“让利”入手，1978-1992年期间，我国政府相继进行了“分灶吃饭”、“利润留成”、“利改税”、“税利分流”等一系列“以让利、放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中央高度集权、财政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格局，引入市场经济运行新机制。

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1978-1990年三轮明显的经济周期：第一轮经济周期是1978-1981年，第二轮经济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轮经济周期是1987-1990年（刘树成，2004[7]），相应的政府进行了3次大规模宏观调控。

在这三轮宏观调控中，政府仍主要延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命令加计划的方式，如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规模，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对在建项目实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

客观讲，这些方式在这一阶段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是显著有效的。

一是因为，这三轮经济波动更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过快引起的，在当时政企不分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直接且见效快。

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自有资金猛增，不仅调动了地方政府聚财理财、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得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释放。

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有钱后，在预算软约束下，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片面追求高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政府投资无度、国有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过热问题。

对此，政府凭借着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掌控权，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惯用手法，行政命令式的急刹车，可谓轻车熟路、经验丰富，直接且见效快。

例如1978-1981年第一轮经济周期中，1981年3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该年经济持续走低，并成为第1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1982-1986年第二轮经济周期中，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经济增速下降，该年成为第2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1987-1990年第三轮经济周期中，1988年9月发布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

1989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经济急剧收缩。

199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90年继续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并形成第3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主要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大事记》整理而得。

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民营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很不成熟，市场运行机制很不健全。

相应的，政府针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间接宏观调控只是处于初步认识阶段。

控制经济波动只能主要倚重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

此外，不得不提，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这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

中央政府财力严重下降，连年赤字，捉襟见肘，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又何谈调控效力（李茂生，1999[8]），这也是无法倚重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没有形成真正的财政政策调控实践。

从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上看，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利益机制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行动，是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概念。

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又何谈政府宏观调控的概念。

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政府还是逐步引进了财政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如在1981-1990年整个“六五”、“七五”期间，政府一直控制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速，见图1，除1983年以外，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长速度，其周期性调整始终超前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速。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意图还是较为明显的。

同时，在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造成中央财政困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1981-1999年，中央政府还是累计举借内外债1008.8亿元，有保有压、保证重点地全部投入到了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设上去，这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1992-200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意义非凡，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因此一般把1992年作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的分界线。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创造了制度环境。

自此以后，民营经济由所谓的“边缘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安排就业的主要渠道，成为了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根据有关资料，2003年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7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张秀生、海鸣，2007[9]）。

民营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健全。

因为民营企业能够对价格信号传达着商业信息作出最敏感、最迅速的反应天性，促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供求关系调节中发挥出基础性作用，引导资源向着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

与民营企业形成对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由于约束软化，对市场价格信号乃至国家宏观调控信号缺乏灵敏反应，更可能导致市场经济失灵。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此期间，财政体制进行了两次根本性的改革，即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1998年开始的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之所以说是根本性改革，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触及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控制、国家主导经济运行的传统模式。

如上所述，之前的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加了地方财力，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由于这一阶段，总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明、目标不清，财政改革也就必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

财政“放权”、“让利”，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下放的财政管理权；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政府向国有企业转让的利益，打破或改变了的只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旧格局，却未从根本上打破或改变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统收统支”、政府主导经济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

正如洪银兴[10]曾指出的：1978年我国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设计就是为国有经济找个玩伴———市场，调动国有企业生产积极性。

直到1992年，之前改革走过的路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来的”，是民营经济的高效率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也看到了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缺陷，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倒逼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之路。

1994年，在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根据财权与事权一致、收入与支出一致的原则，财政进行了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税制改革。

这场改革的重点不仅是为了解决由于“放权”“让利”导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紊乱、中央财政实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为建立分级财政提供基础，为地方财政收支的相对独立提供一定依据，为中央财政调控提供财力保障。

1998年趁着实施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之际，我国政府开始了推动财政“公共化”的改革进程。

通过财政支出增量拓展和逐渐退出市场竞争性领域支出结构调整的方式，政府职能从“无所不为”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转变，财政职能目标定位从替代市场向弥补市场失灵转变。

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

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1991-1999年这轮历时9年的经济周期，以及2000-2009年这轮历时10年的经济周期的前半周期。

政府进行了2次大规模宏观调控：1992-1998年紧缩型宏观调控和1998-2003年扩张型宏观调控。

也正是在这两轮宏观调控中，我国政府首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经济经历了80年代整个10年的快速增长期，9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越来越多的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变得供过于求，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

据测算，至1997年下半年，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臧跃茹，1995[11]）。

市场从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意味着，消费者趋向理智，生产者需要加强供给管理，要从单一扩大规模向集约型调整结构转变，要迎合消费需求的变化调整产品种类、提高质量。

在过热不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的新的经济运行环境下，政府宏观调控也同样趋于复杂，从原来对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单向调控”变为“双向调控”———有时需要抑制需求和通货膨胀，有时需要扩大需求和防止通货紧缩，不仅要防“过热”，还要注意防“过冷”，不仅要控制社会需求总量，还要注意调整产业结构。

1991-1999年这轮宏观调控主要是应对经济过热，1998-2003年这轮宏观调控则是应对经济“偏冷”。

经政府治理整顿，上一轮经济周期在1990年触底，1991年持续了低速增长的态势，但是1992年形势一举反转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期，1993年达到这轮经济周期的峰值，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混乱”等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