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公评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

《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即伦经常名教；所谓“通”，即学习西方，修建铁路、工厂，办学校、报馆等。
所谓“中体西用”即以西方之新学补封建专制之“阙”，以西方之科技疗满清小部落政权之“疾”。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等，其公式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只是不谈西方的政治精髓议会制度和民主选举等等。
2)把武汉建设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此后十八年，他在他的地盘上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就是张之洞筑成的，后来毛泽东无不感慨地说到：“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3、新军：
在署理两江总督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在湖北编练新军。有了这样的资本，张之洞在满清对外战争中有了一个积极的态度，例如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
综合其上，并非过誉；退而论之，又不得不有所毁议。当洋务运动界定于“中体西学”之后，它已经不能够等同于近代西方工业了，工业的现代化与政治的封建化很难相容，表现有二：
其一、张之洞只是曾国藩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作为都只是为了强满清国。当其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僚以“自强”为旗号，向西方列强购买武器，聘请外国教官。军事上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在御外中发生过什么作用，但是在镇压国内民众反抗中却大显身手。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满清朝廷曾对李鸿章等人雇用英、法洋弁教练兵勇和购买军火以镇压太平军的效果极为满意，评价曰：“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张之洞的洋务事业：
1881年（光绪七年）张之洞得授山西巡抚，于是改弦另张，立身实务，转而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更准确地说，张之洞是挟“伦常名教”进洋务的，后来他写《劝学篇》，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表现了张之洞真正的自我。
不过，必须承认，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有声有色，以“伦常名教”为本而行洋务之实，在一定的阶段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代的一些国企董事长们大可不必自以为创新了，前车之辙在张之洞。
1884年张之洞补授两广总督，前进到沿海一线，更有作为了，他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
1889年后张之洞调湖广总督，又曾经署两江总督，挟两广经验而喷发，他把洋务实践推向极致。张之洞做了三件的事：
1、办教育：
为培养洋务人才，张之洞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
张之洞重视“西学”，试办新式学堂，书院改革以两湖书院为主，新式学堂以自强学堂为主。在张之洞的构想和实践中，师范教育居于最基础的地位，据说张之洞是中国师范之父；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张之洞的师范培养大量合格的教员，以备普及小学，据说张之洞又是中国幼儿园之父。
对于新式教育的热情持续到1904年(光绪三十年)，张之洞补授军机大臣，奉旨管理学部事务，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张之洞也就把他融合“伦常名教”和洋务理念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作为教育宗旨。
壶公评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
张之洞（1837～1909）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集大成者，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概括和系统地阐发这一理论。其实，无论是实践或理论，张之洞都稍胜曾国藩一筹，其原因与前后的程序性有关，与彼此的个性和际遇也有关。两者都属于无可置疑的官僚政客体系，在代表性上，曾国藩却另胜一筹。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体西学”在深层次的致命伤。
二)《劝学篇》把张之洞的官僚政客特性表达得淋漓尽致：
张之洞和曾国藩一样，都是典型的官僚，他在撰《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与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一样，旨在维护伦常名教。所不同的仅仅是，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针对的是太平天国，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则是在为洋务定调。
其二、洋务运动首先着力于兴办军火工业，所生产的船舰、枪炮、弹药，并不作为商品参与市场交换概，而是由政府调拨。工厂兴衰决定于政府拨款，与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无关。设备的购置和技术的应用完全仰赖西方列强，却也为自己增加了一条绞索。洋务运动耗费巨大，有亏无盈，满清小部落政权也因此财源枯竭，“百方罗掘，仍不足用”。
1、《劝学篇》的宗旨：
1898年4月撰写《劝学篇》后，张之洞追述写作原委：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
可见，《劝学篇》意在：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 张之洞主张“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企图在守旧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中庸。
2、办实业：
1)督办卢汉铁路、粤汉、川汉等铁路。
满清治下，铁路的建设并不单纯是一个工程项目，而是一个冲破旧意识的、带有实质性变革意义的运动，张之洞建路本身就是他的“中体西用”信念的展示。后来孙中山成为全国铁路督办，其《建国方略》中提出，10年内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较之张之洞，虽然有“放大炮”之 嫌却也精神可嘉。铁路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却是因应于发生于1911年5月，川民反对满清勾结西方列强掠夺铁路建设权的斗争。
一）《劝学篇》即是张之洞实践的总结，也是张之洞实践的指导：
张之洞“进士”三甲（探花）出身，在科举学问上优于曾国藩的“同进士”，在出来混的维新、洋务诸君中，张之洞的功名有鹤立鸡群之势。或者正因此，张之洞自惜羽毛，光绪年间，张之洞与宝廷、黄体芳、张佩纶三个清流头面人物合流，世称“翰林四谏”。
所谓“清流”，取法儒教，以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为能，甚至反对洋务，无非是纯粹的“伦常名教”的维护者。在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时期，“清流”人物以保守的姿态出现在洋务人物的对立面。张之洞抨击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他的“伦常名教”有如伐木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