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解

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是由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冯桂芬提出，而由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深入解释并倡导的一个方针。

方针的提出正值清朝末期，这是一个经历了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被洋人用猛烈炮火打开国门的时期，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如何取舍？先驱者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在当下的教育中，又如何认识“中学”与“西学”以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呢？
一、“中学”与“西学”的内涵
关于“中学”。

在“中学”的认识上，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往往更重视的是“中学”中的伦理。

如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论常名教为本”（《采西学议》），顽固派、礼部尚书怀塔不说：“西人政治可学者多，然必本义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

”（李侃等《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则明确把中国传统的经学作为“中学”的根本，他尤其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

明显的，这都是封建社会卫道士们的做法。

其实，“中学”涵盖内容广博，简单地用中国古代四部图书分类法来观察：经部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当然要吸取其有益的一面）、教育观；史部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历代的治乱兴亡、风土民俗；子部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光辉闪耀的思想；集部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至美和诗人们的赤子之心。

这才是“中学”博大精深之处。

关于“西学”。

中国士人最早认识到的“西学”是技术层面的。

1862年曾国藩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曾文正共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页55），冯桂芬强调“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议》）。

张之洞对于“西学”认识得更多，他把西学概括为“西征”、“西艺”和“西史”，西政主要指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西艺主要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史主要指西方各国的历史。

1[1]在西方先进的技术背后，自有西方自己的历史、文化，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恐怕是历史、文化层面上的因素。

二、“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体”、“用”二字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论”的范畴，所以首先要澄清一下关于“体用”二字的借用：“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中的“体”与“用”指向了两个不同的事物，即“中学”与“西学”，然而，许多近代学者指出这对“体用”范畴实则指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严复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分之而两立，合之则两亡。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确实如此，若仅就“中学”、“西学”而言，则“中学”有中学的“体”与“用”；“西学”有西学的“体”与“用”。

然而，若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讨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如何处之的时候，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提法仍不失为一个可使人很快理解的权宜办法。

“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如：
孙家鼐在1986年8月阐述京师大学堂办学方针时，指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光绪政要》《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摺》）这里的“中学”、“西学”的关系是主与辅的关系、“根本”与“末端”的关系。

梁启超曾说：“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

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

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

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徒慕西学，必无所得，只增习气。

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端皆于此。

”（《奏议辑揽》《军机大臣总理门衙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摺》）这里的“中学”、“西学”的关系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关系。

实际上，从先秦到明清，“体用”范畴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人们通常的理解：“体”不是指“实体”，而是指事物精神层面的意义，是本质的、核心的部分；“用”指事物表象层面的意义，是本质的外化、外用。

所以，从教育方面来讲，“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其意思不是像哲学上的：教育有育人之体，则有让人成为社会有用人材之用，而是说：教育应该以‘中学’为教育的精神核心；以‘西学’为教育的外在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