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怨

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怨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时，说官场交情离合有在情理，也有不在情理，为此他举了郭嵩焘与毛鸿宾、朱孙诒与刘蓉以及自己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

曾国藩说：“毛鸿宾早年在京城时，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就很想与他结交，后来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毛鸿宾担任两广总督，朝廷发出寄谕，询问广东巡抚黄赞汤是否称职？他马上打报告弹劾黄赞汤和广东布政使文格，推荐郭嵩焘能胜任广东巡抚、李瀚章能胜任广东布政使，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毛鸿宾能力平平，郭嵩焘到任后，他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发展到后来，两人更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左桂、王闿运、管乐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焘本质

上是一个文人，这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左桂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他们两人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毛鸿宾没有大过错。因为我曾经保举过毛鸿宾，郭嵩焘后来连我也怨怪上了，说‘曾某人保举的人很多，只是错保了一个毛鸿宾’。我反唇相讥说，‘毛鸿宾保举的人也不少，只是错保了一个郭嵩焘’。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赵烈文说：“天地宇宙之内，不外乎人情世故而已，郭嵩焘即使不看重高官厚爵，知遇之恩岂可轻易忘掉？况且郭嵩焘并不是那种无意仕途的人，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做了。”

曾国藩说：“确实如此。”

此时有客人来，赵烈文只好告辞出来。

不一会儿曾国藩跟过来了，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官场交情离合这件事，有在情理的，也有不在情理的。刘蓉与朱孙诒的关系，原来不亚于父子兄弟，最后却闹翻脸，还刻印诗文相互讥讽和辱骂。与此相比，郭嵩焘与毛鸿宾的矛盾，总没有恶劣到这种程度。沈葆桢与我

闹翻后，多次给他写信，想重修旧好，他却一直没有答复。李元度和我闹翻后，后来金陵收复，我在奏折中讲他的好话，建议朝廷重新起用他，近来他便时常写信问候我，两人应该说是和好如初吧。至于左（宗棠），则终归是一个不可接近之人。”

说到左宗棠，曾国藩只说了一个“左”字，连他的字都不屑一提，说明失望之极。（《能静居日记》，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郭嵩焘与毛鸿宾闹矛盾的前因后果，曾国藩在此次谈话中已说得十分清楚，他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交情离合的内幕，世人也多有了解，唯有朱孙诒与刘蓉的恩恩怨怨知道的人不多，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

朱孙诒字石翘，也写作石樵，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人。捐资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分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知县，口碑都不错。道光三十年（1850年）朱孙诒改署湘乡知县后，更是一改前任所为，不仅弹压农民抗租抗粮，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而且极力笼络当地士绅：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使湘乡县率先成为

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他们是“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刘蓉。朱孙诒一人就将“三亮”中的“二亮”网罗在自己身边，说明他是很会笼络和使用人才的。

朱孙诒在湘乡还首倡团练乡兵保卫乡梓并著有《团练事宜》。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杀进湖南后，朱孙诒将湘乡团练武装分成左、中、右三营，推古人阵法，定起伏分合之制，并有专人负责粮草、兵器等后勤事务，湘军雏形由此形成，湘乡县也成为湘军的发源地。《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四因此说：“朱孙贻（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

后人谈到湘军的时候，通常认为曾国藩是其创始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朱孙诒在湘乡的治绩，不仅获得本地官绅普遍认可，而且得到了湘乡籍在京高官曾国藩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咸丰元年（1851

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诸弟信中便如此写道：“朱石翘明府（唐以后多用以称县令）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即刘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同年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信中又写道：“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奉旨协助办理湖南团练事务后，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诒）令王錱、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清史稿·朱孙诒传》）。曾国藩由此逐步掌控了这支地方武装，朱孙诒也因此成为湘军首批陆军营官之一。

然而，朱孙诒后来不仅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改投湖南巡抚，而且随骆秉章入川总理营务处之后，又与骆秉章闹意见，最后不得不称病辞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与关系十分亲密的刘蓉也搞不到一块，两人不仅反目成仇，而且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朱孙诒与曾国藩交恶，是因为湘军败于岳州和宁乡后，曾受到曾国藩当面责备，比曾国藩年长数岁的朱孙诒面子没处放，于是愤然离

去。

这件事不仅使曾国藩对朱孙诒的印象由好感变为恶感，而且引发了曾国藩和湖南巡抚之间的矛盾。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时，曾如此写道：“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

曾国藩的意思是说：朱孙诒在岳州和宁乡打了败仗，做了逃兵，回到省城后反而得到重用，当上了宝庆知府，湖南巡抚的做法，不仅是非颠倒，而且明显是拆我曾某的台！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后，奏调朱孙诒总理营务。不多久，两人在是否办团练一事上也意见不合，加之与骆秉章左右议事时常常说不到一块，朱孙诒一气之下引疾辞职。

在骆秉章四川总督幕府工作期间，朱孙诒与刘蓉也闹翻了。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仙，虽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却少

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他对科举入仕尤其没兴趣，所以年过三十还是一介布衣。朱孙诒到湘乡任职后，发现刘蓉虽无任何文凭，却是个才能突出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就暗中做刘父的工作，敦请他督促刘蓉参加县试并举为第一名，这就是曾国藩信中说的“霞仙得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