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非亲兄弟》中王桂兰形象浅析

小说《非亲兄弟》中王桂兰形象浅析摘要：在中国文化中，母亲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它的含义经过数千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或本质化，成为了爱的化身。

小说《非亲兄弟》中的王桂兰形象恰是母亲的典范，她把母爱发挥到了极至，充分显示了永恒的母爱。

同时在新的时代，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独特、苦难的母亲形象。

王桂兰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母性文化形象。

关键词：王桂兰；母爱；母亲；母性；薛玉明的小说《非亲兄弟》自去年四月份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好评，并拍摄成了二十四集电视连续剧，此剧争相在各电视台放映，一举在沈阳拿下收视率冠军。

《非亲兄弟》始终坚持以“情”为主线，通过四个年轻人从出生到中年四十年间追逐梦想与情爱的人生历程，诠释了发生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亲情、友情、爱情，折射出时代的转折与变迁，情节曲折，真实感人。

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矿工家庭，重点描写了一对并非亲生、却情同手足的兄弟俩真挚而朴实的情感，歌颂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淳朴美好的亲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是一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主旋律作品。

小说中人物性格各一，形象突出，除天雷、天雨两个不愧是非亲兄弟的兄弟的形象外，作为母亲的王桂兰形象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王桂兰的形象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母亲形象在中国文化中，母亲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它的含义经过数千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或本质化了，一提到它，人们就会把它与赞扬母性品质的词汇相连，例如，伟大、慈爱、勤劳、养育生命、富于牺牲等等。

在西方，人们把大地称为母亲，更加突出了母亲形象的神圣地位。

故而对于母亲形象的塑造就成为历代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块高地。

鲁迅、高尔基、巴尔扎克、叶圣陶等几个中外名作家，就为后代塑造了几个可贵的“母亲”形象，他们从不同的时代、各异的环境及多方的角度，共同描写出“母亲”们的活生生的个性和时代特征。

通过母亲的形象，真实地再现当时的风貌，当地的风情，深刻地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现实，使“母亲”们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批闪着时代光芒的珠宝，正如一句印度俗语所说“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

”小说《非亲兄弟》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母亲形象——王桂兰形象，为母亲形象这一股长流添加了几许色彩。

同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

下面我们就从这部小说中来梳理这一母亲形象。

《非亲兄弟》作为一部平民化视角的长篇家庭伦理小说，故事横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展示矿区三个家庭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几对青年男女追求事业和情爱的人生历程。

小说的主人公是陈家两兄弟，可母亲王桂兰这一形象贯穿全篇，个性十足。

她的亲生儿子是天雷，比天雷稍大的养子是矿工孙老五夫妇的遗孤名天雨。

后来，她和丈夫还收留了一“右派”夫妇的女儿马薇薇。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又一矿工家庭女主人临终前将儿女玉龙、玉凤托付给她。

新时期初，丈夫为救矿工不幸罹难，她用痛苦支撑起了这个家。

几对儿女一起考大学，天雨、薇薇金榜提名，天雷在明白了天雨身世后，考场上故意失分而高考落榜，想主动接过父辈责任供天雨上大学。

面对这样的结果，她“悔青了肠子”，觉的对不起亲生儿子。

天雨、薇薇大学毕业后，几对儿女情窦初开：玉龙爱天雨，天雨喜欢马薇薇，薇薇则心属天雷，这让作为母亲的她差点做了错事。

孰知承包饭店、因仗义而过失伤人的天雷被关进了监狱，她和儿女用尽一切办法为营救儿子而奔波。

历经风雨，作为母亲的她终于决定三对儿女同一天办喜事，噩耗又传来，天雷曾与越狱罪犯搏斗而患“肝坏损”，生命垂危。

天雨决定为天雷献肝，“肝移植”手术奇迹般成功，非亲兄弟血肉相连。

次年，两儿子未完成的婚礼隆重举行……。

可就在此时，作为母亲的王桂兰离开了她儿女们，死于心肌梗死。

辛苦了一辈子，孩子们正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新的幸福生活刚要开始，她却撒手人寰去找丈夫陈忠实了。

让人扼腕叹息，潸然泪下。

唉，她何苦来到这个世上。

作为一个母亲，她领养了一群非亲非故的孩子后，引来了一连串的辛酸故事。

为了不让外人说自己对领养的孩子不好，她宁愿亏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孩子，转着圈的恋爱着，你爱他，他爱她，她又爱她，完全不在大人的意愿之中。

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让她左右为难，最后对天长叹：“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这样让我为难？”其实，真正难她的不是老天爷，是世俗观念，是那可畏的人言。

人这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活着？来到这个世上是享受还是来受罪？我看都不是。

想受罪和想享受是你在娘胎里能选择的吗？不能，你只是无意中被父母带到这个世上。

也许你该是一只鸟，也许你本是一条鱼，但是你却成了一个人，既然成了人，时间地点环境就决定了你一生。

绝大部分人如此度过一生，认为受罪和享受就看自己的命了。

然而，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一切，掌握我们的命运和未来。

作为母亲的王桂兰这一形象，它为我们诠释了人生的意义。

她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就走了，她抱怨过“老天不公”，可生活就是这样不能尽如人意，她没有放弃，苦苦地挣扎着活着，她本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孩子们是她的希望，她必须坚持活着。

尽管她没有看到未来，但她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她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

作为一个母亲，她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她只是凭良心做人，尽量去做一个母亲该做的，虽死，也无怨无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平凡的，但她所做的事却是伟大的，作品就为我们塑造了这么一个独特的母亲形象。

二、永恒的母爱形象著名作家纪伯伦曾经说过：“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

普天下最平凡的是母亲，最伟大的也是母亲。

从来没有一种文字能写尽母爱，文章是有长短尽头的，而母爱，却是无痕的岁月，贯穿着我们生命的全部。

作为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之一，王桂兰一辈子太平凡，平凡的让我们找不出什么语言来描述她。

但对亲生儿子天雷和养子天雨来说，心中的感激、感动是无法言表的，此生无以回报。

只有他们最后“双膝跪在母亲的眼前，累流满面”时才是最好的表达。

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王桂兰在天雨的成长中付出的比自己的亲生儿子的还多。

为这些，天雷没少挨打挨骂，自己喜欢的东西几乎不能得到，即使这样，当父亲死后得知真相后毅然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开始帮助母亲供养天雨上大学，自己却无怨无悔，这要何等的胸怀才办得到呀。

而天雷这样的胸怀的形成，与母亲王桂兰的胸怀、气度是分不开的，正如英国一位哲人所说“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无一例外地“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

社会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思维流程、生活经验、审美文化的辐射和结晶。

当艺术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吻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审美期待时，就能发挥出最大程度的审美效益。

[1]王桂兰的母亲形象塑造的成功也说明了是在“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这与母亲伟大品质的表现是同一的，因为母亲形象是符合社会文化心理的。

作品以情为本，融情于理，体现人文关怀。

情为文之径，情是创作的轴心。

作品精心设置的是一个特殊组合的大家庭，这就为表现亲情、友情、爱情提供了理想的艺术通道，尤其是父母亲情的表现让我们感动，在表现“此情此境”时，常常曲笔抒情，不让人物情感一泻无遗，而是随情节的起伏而激荡，更能让真情、美情迸发出奇丽的火花，令读者震撼、觉醒、感悟、欣喜。

有人说母爱是一座山、一片海，没有主题、只有永恒。

王桂兰的母亲形象，我们无法用一个词、一句话来形容，因为她没有“主题”，她有的是广博的爱，爱一切人，这是永恒的。

她的形象在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里，在那让人激动的情节里，成为永恒的母亲典范。

三、苦难的母亲形象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致力于母亲形象的艺术表现，为我们提供了蔚为大观的母亲形象系列。

依据这些人物形象在生活经历、个性、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可区分为四大类型：诗化情感型、生活写实型、革命政治型、心理畸变型。

[2] 小说《非亲兄弟》中的王桂兰“母亲”形象就属于生活写实型。

生活写实型的母亲形象主要是直接揭示在广阔的现实生活背景下母亲角色的社会性内容，她们多是社会底层最不幸的人，随着苦难现实的重压和各种灾难的打击，身心两面都受到摧残的受害者，这类母亲形象的核心是苦难。

王桂兰的一生就是苦难的一生，从生天雷的难产，一直到面对两个儿子的生死痛苦的抉择。

可苦难背后呢？她留下的是一个深深的思考。

同二十世纪的主流文学一样，这种真实的表现母亲形象的艺术使命就必须要求中国作家同这些痛苦的母亲一道受难，替她们喊出那深埋在苦难的泥土里、历史的尘埃下的母爱和她们的伟大。

作者薛玉明以特有的深刻和实在把王桂兰这一母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

苦难开始于六十年代那个“疯狂”的岁月，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一九六三年，是中国最饥饿的年代”，“那是连年干旱后，华北平原迎来的第一场暴雨。

”[3]正是在那场盼望已久的大雨中，王桂兰迎来了她的第一场苦难，天雷难产。

在医生紧急的询问她的亲人，是要孩子还是要大人时，她坚决的要求保住孩子。

可在听到丈夫告诉她，还有一个大宝在等着她时，她知道她一定要和孩子一起活下来时。

她战胜了命运，顺利生下了天雷。

如果说天雷难产是她的第一道苦难线，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就是对她的最大考验。

她所承受的苦难达到了人生所能承受的极限，她不仅要忍受物质的绝对贫困，还不得不忍受精神和情感的极度折磨。

一个养子，一个亲儿，作为母亲的情感很难摆平。

为了向邻居证明自己不偏心，她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近乎残酷和吝啬，忍受巨大的痛苦，把母爱更多地给了天雨。

这种痛苦伴随了她一生，可她用母亲伟大品质的本质容纳了一切，因为正如《大母神》一书所分析，母亲的伟大品质是因女性的基本特征“作为大圆、大容器的形态，它倾向于包容万物”，[4]它们是女性独有的作为母亲的一种功能和天性。

而王桂兰正是用母亲的这种品质容纳了痛苦和苦难，而这些也更加突出了王桂兰的母亲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让我们百读不厌。

母亲的伟大品质隐藏在苦难背后，让我们见识了母亲的伟大。

同时苦难背后，留下的也有悲有喜，正如作品有悲有喜，在人物由悲而喜的处境反差中，深入开掘真善美的性格因子，塑造了像王桂兰一组性格各异的正面人物形象，谱写了一曲人性美、人情美的委婉动人的颂歌。

四、全新的母性形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中，反诘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妇女观时写道：“女子与小人归在一起，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母亲。

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5]至此，鲁迅先生为中国的母性文化揭示出这样两个层次上的深刻矛盾：第一，母亲和女性在中国文化中是分离的两个所指，因为母亲在古代的中国受到了尊敬和爱戴，而女性却是遭到歧视和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