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海军重拾“两强标准”探析

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海军重拾“两强标准”探析[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放弃了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

随着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的不断恶化，英国海军部多次建议内阁实行新的“两强标准”，但出于国内经济、政治及外交等方面的考虑，内阁只通过了“drc标准”，新“两强标准”问题久拖未决，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重拾传统“两强标准”的失败表明，英国的霸权时代已一去难返。

[关键词]英国海军战略，“两强标准”，“一强标准”，“drc标准”作为一个岛国，海军是英国国防的基石。

1889年英国政府通过《海军防御法案》，正式确立海军“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不弱于其他两个最强海军国家的海军加起来的规模。

事实上，在此前的两百年间，这一标准已成为英国海军的战略传统。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两强标准”渐渐呈现出难以满足英帝国防御需要的迹象。

当时英国面临着一个紧迫的战略抉择：要么大规模建造海军，要么物色一个盟国分担重任。

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选择了后者，与日本于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接过了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大部分责任，并且在1917年同意参与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护航行动，作为回报，英国支持日本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继承德国在远东的利益[1] (pp.1~2)。

一、放弃“两强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仍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强大的海军，但英国政府首要目标的是恢复经济、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复员裁军成为大势所趋。

1919年8月15日，英国内阁通过了“十年规则”（ten year rule）作为国家战略的指导性原则，即设想未来十年内不会有大规模战争，无需为此组建欧陆远征军[2] (p.3) ①。

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十年规则”的施行意味着英国一定会放弃传统的海上霸权，甚至可能会允许自身实力落后于美国海军。

重新定位战后英国海军战略，遂成为政府重要的焦点议题。

时任海军参谋长戴维·比提（david beatty）建议，如果美国不放弃或不修改1916年的海军计划②，英国应继续造舰以保持平衡，同时加强“英日同盟”，但他反对以“英日同盟”来对抗美国，认为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结成同盟，保证海军力量至少不弱于美国[3] (pp.61~62)。

驻美大使格雷勋爵（lord grey）也谏言首相劳合·乔治，英国无力阻止美国建立一支与英国实力相当、甚至超过英国的海军力量，英国海军应以欧洲国家海军作为参考标准[2] (p.7)。

比提和格雷的观点分别代表了英国大多数军职和文职官员的想法，不与美国为敌、放弃传统的“两强标准”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共识。

1920年3月17日，海军大臣沃尔特·朗（walter long）代表内阁在议会下院正式宣布：“我们的海军在力量上不应弱于其他任何一国的海军。

”[2] (p.9)英国就此正式放弃了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而实行“一强标准”。

尽管英国海军放弃了“两强标准”，但从一战中渔利的美国和日本却在不断扩充海军力量。

1919年美国国会决定继续1916年的海军扩建计划；日本国会则通过了“八·八舰队计划”①。

这让英国政府担心如不限制美日的海军扩建步伐，美国甚至日本终将超过英国，那么“一强标准”也难以维系。

1921年3月，英国政府试图把“十年规则”抛在一边，提出在建造4艘战列舰后，还计划建造史上最强大的48000吨的战斗巡洋舰4艘，作为对美国和日本扩建海军的回应[4] (p.21)。

但是英国政府冷静下来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向华盛顿试探召开国际海军裁军会议，并允诺与美国共同维持两国海军均势。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英、美、法、日签署《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规定条约生效后，“1911年7月13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协定应予终止”[5] (p.738)。

英、美、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确定了主力舰5∶5∶3∶1.75∶1.75的吨位比例[5] (p.743) ②。

英美日之间的海军军备之争暂时得以缓和。

华盛顿会议是英国在国际场合正式确认放弃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但就当时形势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首先“英日同盟”虽然不再存在，但《四国条约》“既保持了英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又增添了同美国协作的新气象，所以劳合·乔治声称这是英国外交的大成功”[6] (p.80)。

其次，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之前事实上就已经放弃了海军“两强标准”，因此主力舰吨位的比例不是无奈的退让，而是英国海军“一强标准”的现实体现。

另外，在《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英美对日做出在西太平洋不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但新加坡没有包括在其中，而且英国依据条约削减的是一些过时老旧的军舰，反之，美国和日本则要限制建造较现代化的舰只。

因此，华盛顿会议一方面避免了英国今后被动地卷入代价高昂、财力难以支撑的军备竞赛，一方面通过条约限制了其他国家的海军发展，至少使美国海军力量暂时不能超过英国，同时保持对另外三国的海军优势，其战略核心目标是力图维持“一强标准”。

1930年1月的伦敦海军会议是华盛顿会议的继续，旨在对主力舰之外的海军力量做出限制。

4月22日，英、美、日三国签署《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三国驱逐舰的吨位比是10∶10∶7，潜水艇的吨位比是10∶10∶10。

美国在非主力舰方面取得与英国相等的地位，此外规定英国拥有巡洋舰50艘（只比美国多一艘）。

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与英美主力舰5∶5∶3的框架，并在潜水艇方面争得与英美对等的地位[7] (p.473)。

但是，法国要求与会国以条约的形式给予它安全保障，意大利则要求获得与法国同等的海军地位，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法国和意大利拒绝签字，不受条约的约束[8] (pp.58~60)。

5月13日首相麦克唐纳发表演说，盛赞此次海军会议消除了军备竞赛，又节省了大笔财政开支，但遭到海军上将泰勒（e. a. taylor）的批评。

泰勒指责伦敦条约是“对国家的背信弃义……在与美国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我们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极大的错误”[9] (pp.441~442)。

从军事角度和以后发生的历史来看，泰勒的观点具有前瞻性。

因为如果战争爆发，英国传统的海上封锁政策以及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都要求英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当大西洋和太平洋或加上地中海同时成为战场时，这一点则更加突出。

此外，意大利、法国及之后的纳粹德国不受该条约的约束，可以随意建造新型的现代化战舰，而英国则受条约所限，战舰现代化更新显得滞后。

但这些仍然在“一强标准”可接受的范围内，未违背“十年规则”的战略意图，所以获得了当时英国大多数官员和公众的支持。

二、“一强标准”的结束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1933年11月英国政府正式废止了“十年规则”。

1934年2月28日，新成立的旨在弥补英国国防缺陷的国防需要委员会（the defence requirements committee, 简称drc）向内阁提交了第一份报告。

报告重申了不把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当作敌人的决定，认为日本是近期的敌人，德国则是最潜在的敌人；为避免两线作战，报告建议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反对为此牺牲与美国的友谊，同时加强远东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

报告建议英国海军仿效日本对大部分主力舰进行现代化，并与海军基地现代化、重要物资储备保持进度一致；新加坡基地达到作战条件的时间应从最初设想的1940年提前到1938年[2] (pp.93~97)。

同时，英国海军部鉴于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以来的形势提出：如果在远东对付日本的同时，在大西洋对付欧洲最强的海军（当时意指法国），皇家海军是难以胜任的，“这个国家要获得可靠安全只能是实行海军两强标准——针对日本和一个欧洲国家”，否则要么与其他国家海军结盟，要么在“一强标准”下集中力量于欧洲（意指放弃远东），而前者无法令人放心，后者不符国家利益。

但是，由于国防需要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现行原则下评估以往国防的缺陷，加上德国海军相对较弱，法国实际上被排除在假想敌之外，“在不实行两强标准的情况下，海军两线作战被认为是可行的”[2] (pp.97,117~121)。

因此，新“两强标准”的呼吁没有出现在弥补国防缺陷的报告中，但这是自1920年实行“一强标准”以来，第一次有政府部门正式提出应考虑恢复海军的“两强标准”。

随后，内阁对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关于海军，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主张：既然以德国作为最潜在的敌人，海军就应该放弃对日的战争准备，应该与日本缔结一个关于“保证中国完整和海军造舰的公约”，这样不但节俭了海军军费，还能平息公众的厌战声浪，当务之急是针对德国发展空军力量，“我们肯定负担不起同时改造我们的战舰”[10] (pp.254,258) [8] (p.171)。

内阁采纳了张伯伦的意见，并决定弥补海军缺陷计划和造舰计划应由海军部和财政部每年讨论一次。

与此同时，德国于3月份公布了新的年度国防预算为9.566亿马克，比上年度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其中海军军费为2.36亿马克，比1933年增加了0.5亿马克[11] (pp.707~708)。

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担忧。

为打消英国的戒心，11月28日希特勒表示他愿意在35％的基础上就海军问题与英方达成一致。

同一天，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erich raeder）向英国海军武官重申，德国愿意参加伦敦国际海军会议，前提是必须废除《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海军的束缚，另外德国愿意与英国进行单独会谈[12](pp.681~682,685~686)。

1935年6月18日，英德签署《德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换文》，换文规定：德国海军的总吨位永不超过英国海军总吨位的35％，德国潜水艇总吨位不超过英国总额的45％[13] (pp.319~326)。

英国打算通过协定对德国海军加以约束，避免海军军备竞赛，并为1935年召开的国际海军会议进行铺垫。

张伯伦提到：“我很满意与德国人订立协定，它让我们控制他们的海军，并且事实上看起来如此之好，以致使人怀疑。

我不惊讶法国人感到不安，但没有时间可以失去，我相信艾登能够向他们表明，协定不但有益于我们，而且对他们也有益处。

”[14] (p.141)但张伯伦过于乐观了，协定让德国海军总吨位得以增加4倍。

由于英国海军在全球负担责任，而德国的海军较为集中，在大西洋可以形成相对的海军优势。

另外，协定遭致法国的不满，加深了英法之间的隔阂。

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随着德国海军不断扩大，英国需要更多的力量部署在大西洋，这将大大限制派往远东舰队的规模，无法对日采取强硬立场，这在“七七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中突显出来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