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忧患意识再谈

屈原忧患意识再谈

作者：邹佳良卢燕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5期

摘要：屈原在受楚王疏远和奸佞嫉妒排斥后作了政治抒情长诗《离骚》，其“忧君爱国”和“忧生之嗟”的忧患意识展露无遗，并且这些忧患意识在“求女”和“神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关键词：屈原《离骚》忧患意识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作者经历和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对于《离骚》的具体创作年代，学界历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据司马迁所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可知《离骚》乃屈原受到楚王疏远和朝中奸佞排斥，远离庙堂身处江湖之时所作无疑。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1]，怀报国之志且才能卓绝，曾官至左徒，为王排忧解难。他见楚王昏庸，楚国兵败割地，自己却遘遭流放，救国无门，心中难免生出忧怨，一腔豪情化为无限的悲伤和愤慨，由此作《离骚》。离骚，司马迁言“离骚者，尤离忧也”[2]；班固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3]；钱钟书道“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儿遁避之，与愁告别”[4]。从诸说可见屈原赋《离骚》之目的：传达心中强烈而浓郁的忧患意识。徐复观对忧患心理的形成有一段较详细的阐述：“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人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人的密切关系，乃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乃人类精神开始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地表现。”[5]可见责任感是忧患意识的出发点。《离骚》是屈原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状、国家命运作了深邃思考的艺术表现，凝聚了其深沉浓郁的忧患意识。鉴于此，本文谨从忧君爱国、忧生之嗟和上下求索三个方面重新解读《离骚》所表现的强烈忧患意识，不足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恐美人之迟暮”——忧君爱国

中国古代君王拥有掌管天下的无上权威，君主的贤能与否基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百姓的祸福。因此在中国古代，爱国和忠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屈原所处时代，秦国最强，齐国最富，楚国最大，三国各具优势，成鼎立局势。然而此时秦国却萌生“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6]并派丞相张仪出使楚国，以破坏齐楚合纵盟约，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楚王昏庸无能，奸佞小人当道，整个楚国陷于囹圄，岌岌可危。屈原直言君王过失，并希望他引史为鉴、举贤任能，实现“美政”理想，“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直陈楚王的犹豫翻覆。君王昏庸无能，亲近小人，政令荒废，使国家逐渐走进死胡同，亡国危机日趋严重。屈原从心底里发出了呐喊：“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这是对楚王施政不走正道，将会成为像夏桀、商纣那样的亡

国之君的担忧和莫大讽刺。屈原很推崇尧舜禹那样的贤明君主，“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三后”德行纯美，举贤任能，使国家安宁，人民安康，倍受后人景仰。从表面看屈原是说古之明君的功绩，实则是他献给楚王的“资治通鉴”：希望楚王以“三后”这样的明君为榜样，重用贤能，励精图治，这是典型的言古而望兴变的心理。“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指楚王）之迟暮。不扶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是屈原感叹时间易逝向楚王发出的责问：何不趁着自己年盛力壮，抛弃秽政，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强大楚国。屈原渴求一个明君能励精图治，施行“美政”重振楚国。但现实中的楚王却亲小人远贤臣，荒废政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他忧心忡忡、为楚王操尽了心，在诗中屈原可谓是道尽了心曲。

屈原认为楚国奸佞蒙蔽了楚王，使他难以听到良言，“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乃规劝楚王远离幽昧小道，一心治国之辞。楚王不但不听他的劝诫，反而外诱于张仪，内惑于郑袖、谗于靳尚之徒。浑浊的世事和败坏的人心对屈原的刺激很大，令他感到怨愤失望和悲哀。为此他对奸佞党人的丑恶行为，进行了揭露鞭笞：“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同僚们没有高洁的志行，只剩内心贪婪和相互妒忌。“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屈原在此直指同僚们的巧言令色，不但戕害自己，更指出他们的行为，有违先贤法度，必将危君祸国。最使屈原痛心的是，他为实现“美政”理想，培养的众多人才在世俗中不能洁身自好：“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世俗是一座熔炉，在里面既可以炼钢，也可以出渣。是做钢还是做渣，完全取决于自己在世俗漩涡中的价值取向。在屈原看来众多人才的萎绝不值得哀伤，最令他感到悲恸的是他们不能保持自身高洁，心中悲愤之感愈加浓郁。

二、“哀朕时之不当”——忧生之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诗歌开头诗人就从自己的宗祖、生辰、名字等方面说明自己不平凡的身世，并言明自己和楚王是同宗共祖的帝室之胄；名为“正则”，字为“灵均”，名以德明，字以表德。可见他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报效楚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他就给自己下了紧箍咒：必须加紧提升自身才能，以解国君忧患，安定社稷。他有了内在的美德，还要不断加以美好的德行：“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及兰，在此都成了诗人加强修养的具体表现物。

人生易老天难老，人生的短暂和岁月的无情是一对矛盾，这很容易唤起有志之士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感事伤时的忧患意识使历来的有志之士持有相当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自觉性。自孔子提出“诗可以怨”以来，有志之士便有了表现忧患意识的理论基础，任何一位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士人几乎都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感事伤时的忧患情绪。《离骚》也明显地流露出了屈原对岁月更替、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和恐惧。由于屈原有强烈的时不我待的意识，因此诗给

人极强的时间紧迫感。“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直言时间流逝，不知老之将至，而修名不立，为此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不断鞭策自己加强自身修养：“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朝”“夕”相对，似乎黎明与傍晚就在须臾之间，给人一种很强的时间跨越感，感时伤事之感悠然而起。

屈原加强自身修养，只图为国尽忠效力，希望能重振楚国。屈原本想“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以便实现“及前王之踵武”，奔前走后，以辅佐君王，避免“皇舆之败绩”的发生。是时楚王却并不体察他的满腔忠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信于上官大夫靳尚、公子子兰，疏远屈原，流放汉北；襄王听令尹子兰短屈原，流放江南。当渔父问屈原何故如此时，他不无悲愤地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7]（P1924）这回答是多么让人愤激！楚王的昏庸，奸佞的嫉妒，使他步履维艰。他却不因此放弃自己的报国思想，反倒坚定自己忠君为国之心，“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明知忠谏会招来横祸，却还要执意忠君进谏，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唤醒君王，他只有“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现实中无人理解，惟有上告皇天，慰藉心灵，这是多么的可悲！“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诗人进不被用，退而修德，希望君王有朝一日能够醒悟重用自己，这是诗人怀才不遇的心理安慰。

三、“上下而求索”——忧患升华

屈原不断提升自身才能，以辅佐君王，但君王的昏庸，小人的嫉妒，使他满腔的报国热情无处施展。即使诗人一再表示自己忠心耿耿、忧君爱国的思想，换来的却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的不信任，“謇朝谇而夕替”的疏远，更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的党人的嫉妒迫害。现实使他绝望、孤独、彷徨、愤慨，看不到一丝的光明。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女嬃也在埋怨他。于是他转向虚境，去“求女”“神游”，开始了镜花水月的探索，以此明心中所忧。从内容上看，诗人在虚境中所探寻的，和他在现实中追寻的几乎完全相同。这种内容上复沓的形式，使诗人的“忧君爱国”与“忧生之嗟”的忧患意识得到再度升华。

关于“求女”之“女”，游国恩指出，“乃隐喻通君侧之人”[8]，鲁笔认为“无女者，喻无辅相吾君之贤人也。隐隐外刺令尹子兰，内刺郑袖”[9]（P292）。上述所言甚是，张仪之所以能够成功游说楚国与齐绝欢，完全在于靳尚和郑袖，《史记·楚世家》中张仪曾如是说“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10]司马迁认为“自古受命君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盖亦有外戚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11]可见良臣贤后对国家的治乱兴亡有莫大关系。在诗中屈原再三求女的原因即在于他认为有了贤后贤臣通君侧，自己也就能得到楚王的重用，楚王就会在宫内贤妃朝中重臣的共同辅佐下，把楚国由弱变强，这体现了屈原高度的忠君报国思想。当屈原与宓妃解佩结言后，又因为她“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立即“来违弃而改求”，充分体现了他反对恶势力的决心和态度以及自己矢志不变的追求。宓妃之后，屈原不敢轻举妄动，思考再三，最终因为“鸩告余以不好”和“理弱而媒拙”而宣告求女失败，报国行为再度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