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述

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述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

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

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

《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

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

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

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

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

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

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

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

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

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

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

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

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

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

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

”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

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

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

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

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

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

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

《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

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

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

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

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

”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

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

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

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

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

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

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

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

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

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

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

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

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

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

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

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

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

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

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

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

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

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

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

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

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

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

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

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

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

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

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

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

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

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

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

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

“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

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

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