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史复习题

言志与缘情：中国古代文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和术语，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

二者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诗言志：关于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朱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

在先秦、两汉时期,不少著作都采用这一说法，如《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庄子·天下》中说“诗以道志”等。

可见“诗言志”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不仅为儒家所接受，也为道家所接受。

《诗大序》不仅继承前人的诗言志说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在志字之外加上了情字，指出诗、乐、舞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是对先秦诗论的重大发展。

《诗大序》正是在人们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深入的基础上，将“情”“志”并举，于“言志”之外，加上“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又说“吟咏情性”。

这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但是《毛诗序》对“情”的肯定是有限度的，它要求以封建的“礼义”道德规范来约束“情”，也就是说，“情”要受到“志”的规范。

“情”与“志”相比，情始终是第二位的。

《毛诗序》的这一观点明显带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诗缘情：从实际情况看，早期的“诗言志”，虽然并不同于后来的诗“缘情说”，但由于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是抒情性较强的诗、乐、舞等艺术形式，主“言志说”者，也同时很强调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如《毛诗序》虽也强调“诗者,志之所之也”,但同时又指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可见中国古代早期文论对于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视的。

虽然孔子和汉儒论诗更多地强调对诗歌的功利要求，有关情感的论述不多；但总的看来，以情论文，仍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最基本、最明显的特色。

特别是魏晋以后，这方面的认识更加充分。

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禁锢的衰退，老庄思想的兴起，佛教文化的输入，以及文学脱离经学附庸地位所获得的大发展，使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抒情性更强的五言诗的发展，对于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著作的区别，以及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的认识，使得许多作家更加明确地强调感情色彩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如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

”他认为诗重在“缘情”，赋重在“体物”，这一区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后来“缘情体物”作为一个词组，经常被用作诗赋以至诗体本身的代名词。

缘情说的提出，标志着古代文学观念的深化，在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不过，由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普遍忽视内容,竞尚绮靡繁缛的文风,陆机在强调诗歌“缘情”特点的同时，又强调诗歌语言修辞的“绮靡”，使得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客观上又成了南朝绮靡浮艳文风的依据,因而也招致了后人不少非议。

缘情说提出后，文学理论中以“情”、“志”并提的仍然相当多。

刘勰认为它在创作的全过程中也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论构思称“情变所孕”（《神思》）等。

简述魏晋南北朝“缘情说”的主要内容。

（1）缘情说与五言诗的发达有关，也是对传统言志说的重要补充。

（2）缘情说最早由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此后刘勰也有提及。

（3）缘情说确立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情感的传统。

它主要有三大特征：其一，强调外物对主体情感的感召或摇动，同时又强调主体情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其二，强调“摇荡性情”的“物”，兼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方面；其三，强调悲哀之情在创作发生中的重要意义，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传统，并进一步形成作品的美学价值。

如何看待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1）“诗缘情”是从诗歌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强调诗歌的抒情性。

“绮靡”则是从诗歌的形式方面提出的要求。

（2）陆机此说，说明他既重视文学的内容，也重视文学的形式。

（3）陆机强调文学的情感特征，这比“诗言志”更符合诗歌的本质特点。

思无邪：《论语·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从艺术上批评标准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做到委婉曲折，不要过于直露。

“思无邪”。

（1）“思无邪”三字原出《诗经·鲁颂·駉》，指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态。

（2）孔子在《论语·为政》中用以评价《诗经》的特色，并赋予它政治与伦理的含义。

无邪即雅正的意思。

但孔子的“无邪”包容了《诗经》广泛的内容。

后世反而在理解时经常局限了孔子的本意。

（3）孔子是从文艺的社会功能出发，论诗和乐时把“思无邪”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标准的。

知人论世：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评论文学作品的一种原则。

（1）语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同上，尚友就是上友。

上友是以古人为朋友。

（2）孟子的愿意是从与古人为友，须读懂他的作品，而欲理解作品，必须了解其作者，而欲了解其作者，又须把握其所处的时代的角度来立论的。

（3）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形式风貌，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艺术素养以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文学批评要进行知人论世的理论基础。

（4）此说是对其“以意逆志”说的重要补充，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具有重大的影响。

以意逆志：为孟子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理解诗的方法。

（1）语出《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2）孟子认为，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

（3）此说是与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相对应的批评方法，长期为后世批评家所遵用，并在鉴赏学中得以拓展其理论内涵。

（4）此说也往往被误解，导致主观武断的批评。

知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

“养气”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

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提高了，自然善于辨别倔人言论的实质，并且自己出语高雅，显出大家气象，孟子这一思想，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传统的为人与作文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基础。

最早将气的概念运用于文学理论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他所说的“气”就是文气，是文章所体现的作家精神气质，其具体内容指作家天赋个性和才能，所以是独特的，不可强求，也不能传授。

他以这样的“文气”为文章的特征，用为写作和批评的准则。

他评论“徐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都是指他们个性才能所形成的精神气质在各自文章的体现，这是“气”的概念最早用于文章写作和批评。

从此，“文气”便成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术语。

曹丕是如何论述作家气质、个性与风格的关系的（即“文气说”的主要内容）（1）曹丕的“文气说”是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

“气”既作家的气质，又指作家的才性，也指作品的风格。

由于作家的气质和才性不同，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作品风格。

（2）曹丕认为文章“清浊有体”，即是把文学的风格大致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类。

（3）曹丕认为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是一致的。

（4）曹丕相对忽视社会现实对作家风格形成的影响，有一定的片面性。

但是他提出这一观点的主旨，是在论证文章成就不同，风格各异的客观依据，进而反对文人相轻的陋习，又有一定的合理性。

“虚静”和“物化”说：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

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的“物化”说与他的“虚静”说是联系在一起的。

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

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

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

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却了自我，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

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心斋”、“坐忘”（1）庄子文论的哲学基础是“道”。

所谓“道”是指一种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绝对理念，它主宰和支配着主体的精神意志，含有强烈的人格化的力量和因素。

“道”的地位至尊，但又具有不可知性和不确证性。

（2）“心斋”、“坐忘”是文艺创作主体实现和完成“道”的两种方式。

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由耳—心—气—虚的经验观照就是“心斋”。

文艺创作主体在感知事物的过程中摆脱身心的欲求就是“坐忘”。

（3）“心斋”、“坐忘”名虽为二，实则为一，其根本所在就是要求文艺创作主体通过直观经验去领悟、体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超越现实，获得“道”的精神自由境界。

即文艺创作主体的审美态度必须达到物我两忘、虚静空灵的精神境界。

（4）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此说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诗大序》概况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诗歌的特征、诗经的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可以看做《诗经》的总序言，称作《大序》。

1、一开始阐述了诗歌的性质及产生的原因；它的中心内容是提倡诗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通过诗乐的感化作用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

2、对诗经的体制进行概括提出“诗有六义。

”"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感情通过声音抒发出来，声音形成五音之调，叫作音乐。

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平和而欢快，它的政治和顺；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它的政治乖戾，亡国的音乐悲哀而忧思，它人民困苦。

这里说明诗歌音乐都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表现。

诗乐反映各个时代的面貌，不同的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乐。

强调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儒家诗歌理论的一大特色。

论《诗大序》之"诗有六义"说的理论价值和局限性。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诗有六义”说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儒家政教观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