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一伦敦水晶宫展览会引发的争议首先是关于内战前美国是否形成了优于英国的制造业体系的问题。

有趣的是，那些认为美国领先的学者立论的根据源于英国人的印象。

因为英国人在水晶宫展览会上看到柯尔特手枪后，对美国的枪械制造交口称赞。

他们在1853年还派员赴美考察。

这些英国枪械专家在美国联邦兵工厂参观后都盛赞其机器生产。

于是，英国军械局乃建议政府仿效美国，用机器快速大量生产零件能互换的步枪。

英国国会在1854年建立的小型枪械特别委员会专门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以确定这种美国式机器生产的可行性。

柯尔特手枪的美国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作证说：“没有什么不能用机器生产。

”他还说标准化的零件互换在美国已司空见惯。

其他英方证人对美国的机器生产也多有肯定。

尽管有人在成本、质量和零件互换上提出质疑，小型枪械委员会还是建议由军械局试验制造小型枪械，即以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和哈泼斯法里的联邦兵工厂为模式，并用美国造的机器进行生产（注：大卫·a.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1800-1932年》（david a.hounshell，from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1800-1932），巴尔的摩1991年版，第16-25页。

）。

正是基于水晶宫展览会会上的轰动、英国枪械专家的报告和英国国会小型枪械委员会的听证会，历史学家约瑟夫·威坎姆·罗伊在他1916年出版的《英国和美国的机床制造者》一书中率先声言，零件互换“源于美国”，欧洲人称这种标准零件的机器生产为“美国制造业体系”（注：约瑟夫·威坎姆·罗伊：《英国和美国的机床制造者》（joseph wickham roe，english and american tool builders），纽黑文1916年版，第129、140-141页。

）。

此后，这一说法为很多著名学者所接受，并广为引用（注：约翰·e.索依尔：《美国制造业体系的社会基础》（john e.sawyer，“the social basis of america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system of manufacturing），《经济史杂志》第14卷，1954年，第361-379页；尤金·弗格森：《技术史文献书籍目录》（eugene s.ferguson，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8年版；保罗·尤瑟尔丁：《经济史中的技术研究》（paul uselding，“studies of technology in economic history”），载于罗伯特·e.戈尔曼编：《经济和企业史研究新近发展：纪念赫尔曼·e.克鲁思文集》（robert e.gallman，ed.，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esars in memory of herman e.kross），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1977年版，第159-219页。

），因为内战前到访的外国人有不少都对美国的机器生产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机器生产和零件互换确实是美国工业部门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技术前提。

有人还认为，那位发明轧棉机的伊莱·惠特尼就是第一位实现零件互换的大师。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技术史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发展作了相当广泛的研究，结果对“美国制造业体系”一说提出了质疑。

特拉华大学的大卫·a.宏萧教授认为，零件互换的创见并非始于美国，而是来自18世纪法国的军事理性主义。

其倡导者为让-巴普提斯特·戴·格里波瓦将军。

他从1765年就开始在法国军械生产中推动零件标准化。

不过，这种理念对美国人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托马斯·杰斐逊在担任驻法公使时就对此发生浓厚兴趣。

独立战争后，留在美国的法国军人路易·戴·托沙德少校更使这种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国军方。

他写的“组建炮兵和工程兵学校”的建议成了西点军校的蓝图，而他根据华盛顿总统吩咐写的《美国炮兵指南》则成了西点军校和美国军官的必读教材。

托沙德在书中竭力倡导格里波瓦将军有关“统一和常规体系”的思想。

当时出掌美国军械生产大权的不是他的同事，就是西点军校毕业生。

美国军方后来不遗余力推动枪械生产上的零件互换，渊源就在于此（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25-28页。

）。

惠特尼即为美国军方请来生产枪械的承包商之一。

不过，他从未实现零件互换。

此公只是在政府合同行将到期无法交货时找了个借口，说正在试验生产标准零件组装的步枪，需要更多时间和政府预付款。

为了使有关方面相信他的托词，惠特尼还于1801年1月在华盛顿展示其产品。

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当选总统杰斐逊都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

尽管惠特尼互换组装的只是整个枪机而不是枪机零件，早就对零件互换情有独钟的杰斐逊马上兴奋地得出惠特尼已经成功的结论。

于是，惠特尼在时间和预付款上都赢得了政府的让步，可他根本未能造出零件可互换的枪械（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29-32页。

）。

倒是为联邦政府制造枪械的另一位私人承包商西蒙·诺斯做到了这一点。

他在1816年左右不仅实现了手枪枪机零件互换，而且在美国最先使用铣床。

技术史学家密瑞特·罗伊·史密斯认为，这种铣床技术的发展是“美国体系崛起的总体缩影”。

另外，哈泼斯法里联邦兵工厂的内部承包人约翰·霍尔在19世纪20年代生产步枪时也全部实现了标准零件互换。

不仅如此，霍尔在设计和应用生产标准零件的机器上集众家之所长，其成就被史密斯称为“美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延伸”（注：密瑞特·罗伊·史密斯：《约翰·h.霍尔、西蒙·诺斯和铣床：内战前军械制造者创新的实质》（merritt roe smith，“john h.hall，simeon north，and the milling machine：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among antebellum arms makers”），《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第14卷，1973年，第574、577页；密瑞特·罗伊·史密斯：《哈泼斯法里兵工厂和新技术》（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依萨卡1991版，第249页。

）。

不过，这些技术史学家的研究证实，美国制造业的零件互换在当时基本上限于政府枪械生产，并没有扩散到其他部门。

原因很简单：那时实现零件互换和机器生产的成本太高。

联邦政府请诺斯等私人承包商进行这类生产时要给高额预付款，并要准备他们有延误交货甚至要求增发预付款的可能。

霍尔后来之所以被安排为内部承包人，就是因为政府也觉得开支太大了，他为政府制造的样品枪每支成本曾高达200美元（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0页。

），这在当时简直叫人难以想象。

然而，联邦政府不仅为这种高成本生产提供了启动资本，保证市场需求，而且在技术上也有具体要求。

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标准零件生产的研究开发，是在联邦政府和军方一手支持下完成的。

因此，有学者说这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开端之作（注：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a new economic viewr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94年版，第201-202页。

）。

不难想象，面向私人商品市场的厂家对于这种标准零件生产的高成本自然颇有顾虑，因为他们的目标和联邦政府不一样，不是为了什么零件互换的技术标准和军事理性主义的理念，而是为了利润，成本低和产量高才是他们的要求。

结果，同样是制造枪械的柯尔特兵工厂，虽然采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却没有做到零件互换，因为它主要面向私人市场。

伊莱·特里的木钟和铜钟的制造也是如此。

辛格缝纫机公司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的成功，过去一直被历史学家归因于它们先进的生产技术。

可是技术史学家们现在发现，这两个公司的优势直至内战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不在技术方面，而在销售战略。

甚至于当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真正着手零件标准化时，其进展也相当缓慢。

显然，所谓“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技术扩散在内战前并未能一蹴而就。

它真正形成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是经自行车制造业的技术过渡之后，在1913年的福特汽车公司才实现的。

历史学家艾伦·涅文斯称福特的流水线是“使世界运转的杠杆”（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6-61、5-10页。

）。

不过，这是水晶宫展览会举办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二伦敦水晶宫展览会引发的另一场争议，就是经济史学家之间有关“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受“美国制造业体系”一说的影响，很多学者一度认为，1851年的水晶宫展览会证明美国制造业在机器生产方面已超过英国，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密度高于英国。

那么原因何在呢？有些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劳动力稀缺论”的解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厄温·罗斯巴思和h.j.哈巴库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