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
东汉末年的乱世与三国分裂
东汉末年的乱世与三国分裂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又令人难忘的时期。
经济衰退、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局面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动乱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国分裂的局面迅速形成，这段历史也被后世称为“三国时期”。
本文将以综述的方式，具体探讨东汉末年的乱世和三国分裂。
一、东汉末年的乱世1. 经济衰退东汉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和腐败无能，导致国家财政破产，农业生产减退，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衰退。
土地兼并现象加剧，中小农民生计难以为继，社会阶层矛盾激化。
2. 政治腐败东汉末年，权臣专权，宦官干政，朝政腐败成风。
宦官专横恣肆，依仗皇权肆意欺压百姓，士人才华被压制，人心思变。
3. 社会动荡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起义军激起百姓反抗的决心。
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最著名的起义，打响了反对东汉统治的第一炮。
各地纷纷涌现起义军，社会动荡不已。
二、三国分裂的缘由1. 内外交困东汉末年的乱世，无数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纷起，政府军力难以压制。
同时，外族侵扰、民族冲突使得政府无力维持国家统一。
2. 军阀混战在东汉灭亡之后，众多将领和豪强纷纷割据一方，形成多个割据势力。
而这些割据势力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导致了三国分裂的局面。
3. 统治草莽之辈在这个时期，能够崭露头角的少之又少。
统治者多为庸碌之辈，缺乏统治才能和政治智慧，无力平定动乱，最终导致国家分崩离析。
三、三国分裂的影响1. 国力衰弱三国分裂后，各地战乱不断，经济受到重创，国力急剧衰退。
各个势力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互相厮杀，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2. 文化繁荣尽管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但也孕育出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人才。
著名的文化活动如蜀汉的“文才之世”、吴国的“文学之地”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并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繁荣。
3. 社会分化三国时期，社会阶级和地区分化更加明显。
乱世之中，军阀割据、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激增，社会不公现象日益严重。
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
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上最不稳定的时期。
朝廷极端腐败，宦官、外戚和士族官僚的斗争十分激烈，地主豪强对土地的兼并日益加剧，广大的农民破产流亡。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三十六万同日而起”的黄巾大起义。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了“董卓之乱”，这场战乱，使中原“旧土人民死丧略尽”，以致“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魏志﹒武帝行》）。
在这场大混战中，一些大贵族官僚地主集团中的人物相继失败，最后，只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
动荡不安的战乱环境对文人思想意识的影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混乱、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文人们报国无门，进仕无路，备尝世态炎凉，知音难觅，便远离了政治。
曹植（公元192-232），字子健，曹操的第三子，曹丕的同母弟弟。
生前封陈王，死后谥号“思”，后人称之为陈思王。
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的，最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
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诗、赋还是骈文，都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说：“邺中诸子，陈王最高。
”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陈思为建安之杰。
”他年少时生活在邺城。
在曹操的庇护下，由于家庭条件优越，自幼便受到很好的文学教养，十岁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三国志﹒陈思王传》）。
他才思敏捷，少年时就显露出杰出的才华。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天，曹操在邺城建铜雀台。
台成，操命诸子登台作赋，十八岁的曹植“援笔立成”，而且写的很出色，深得曹操的宠爱。
曹操曾认为他是诸子中“最可定大事”的人，几次考虑立他为太子，但后来由于他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传》）和由于他的竞争对手曹丕善于权术，对他进行排挤，而失去了曹操的信任。
因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做了皇帝时，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的猜忌和迫害。
东汉末年的政治表现
东汉末年的政治表现
东汉末年的政治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皇权懦弱无力，宦官专政，中央集权虚弱无力控制过度放权的地方，由此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2.统治者反对儒士入仕作官，儒士不得不退居幕后，完成身份上的转换。
3.国家制度方面，从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体现了一个天下、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分级管理的特点。
4.政治形态方面，从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机构。
5.统治阶级方面，从领主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
总之，东汉末年的政治表现是混乱而复杂的，既有政治制度的转变，也有统治阶级的更迭。
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末年动荡
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末年动荡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末年，是一个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
从184年开始，到220年东汉灭亡，这段时间内，朝廷腐败、宦官权势膨胀、外戚干政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国家进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
本文将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分析东汉末年的动荡原因和影响。
一、政治动荡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源于宦官权势不断膨胀。
宦官由于拥有皇权靠近的地位，逐渐干预政治、掌握实权，甚至干涉皇帝的选举和婚姻。
这种情况严重破坏了朝廷的政治平衡，使得朝政混乱不堪。
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东汉末年政治动荡的原因之一。
皇权下放以后，曹操、刘备等地方势力逐渐崛起，他们与朝廷官僚进行明争暗斗，争夺地方权利和政治地位。
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加剧了东汉朝廷的动荡。
二、社会动荡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
官员贪污受贿、奸吏横行、地方官府贪婪剥削等问题屡见不鲜，使得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秩序逐渐崩溃。
战乱频发也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地方割据等问题层出不穷。
这些战乱导致了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经济崩溃，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
三、经济动荡东汉末年的经济动荡主要表现在财政困难和经济衰退。
朝廷频繁发动战争，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无法维持正常的国家运转。
同时，由于战乱频繁，农田荒废，使得农业收成减少，物价飞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此外，东汉末年还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贵族、士族享有特权，而农民和低层士人则生活贫困，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这种阶级对立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使得广大民众对朝廷的统治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情绪。
东汉末年动荡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使得东汉政权最终瓦解，中国陷入了三国时期的割据局面。
东汉末年的动荡也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为后来的五斗米道、黄巾起义等独立反抗的组织提供了土壤。
在经济方面，东汉末年的动荡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的衰落和经济的瓦解，为之后的北方民族入侵创造了条件。
总而言之，东汉末年的动荡是政治、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汉末年的历史趋势
东汉末年的历史趋势
东汉末年的历史趋势主要体现在政治动荡、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等方面。
1. 政治动荡：东汉末年，官僚政治逐渐腐败，朝政陷入权臣专权的局面。
权臣例如东汉末年的宦官集团、丞相董卓等人纷争不休，甚至控制了皇帝，导致政府无法有效运转。
军阀割据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地方官员借机谋取私利，独立割据，使得中央政权逐渐坍塌。
2. 社会动乱：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化，田租重税使农民负担过重，导致大量农民起义和民变活动。
著名的农民起义有黄巾起义、黑山军、赤眉军等，动乱局面逐渐扩大，对东汉末年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3. 民不聊生：东汉末年战乱不断，社会秩序崩溃，使得民众生活困苦，百姓生计无着，经济衰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能力萎缩。
同时，实施的高额赋税与民众贫困的矛盾加剧，使得民众愈发对东汉政权的不满。
总体来说，东汉末年的历史趋势是政权动荡、社会动乱和民不聊生。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崩溃，并为三国时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
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通过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塑造，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英勇战斗和政治斗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一、东汉末年的政治混乱三国演义的故事背景是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国家开始逐渐走向崩溃。
皇帝的权威逐渐被宦官和宦官势力掌控，腐败现象严重，朝政陷入混乱。
同时，外部势力也给国家造成了威胁，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匈奴族，不断发动侵略对汉朝造成了严重影响。
加之几次天灾以及农民起义等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
二、豪强割据局势的形成在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因为政局的混乱和朝廷的无能，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开始割据一方。
这些豪强通常是地方上富有或有一定势力的人物，他们利用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局势，积极招兵买马，控制土地和资源，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
这些割据势力的形成为后来三国鼎立的局势埋下了伏笔。
三、群雄争霸的背后在东汉末年，不少豪强借机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有袁绍、刘备、曹操等。
他们都是当时一方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各自有着一定的势力范围和一批忠诚的追随者。
随着政局的进一步分裂和腐败的加剧，这些群雄开始彼此争夺地盘和权力，形成了三方之间激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促使了后来的三国鼎立局面。
四、士人思想的转变在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儒家思想在思想舆论中逐渐被佛教和道教所替代，人们开始思考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同时，被逼上梁山的大批武将士人，也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感到失望和无奈，开始担当起保护百姓和平民的重任，形成了许多忠义之士的形象。
五、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在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使得豪强割据和豪强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
最终，刘备、孙权和曹操分别占据了巴蜀、荆州和中原地区，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混乱状态。
六、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充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
东汉末年士人的精神领袖
东汉末年士人的精神领袖房植，字伯武，东汉甘陵郡东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西半屯镇瓦子庄西北）人，以经学知名，东汉末年士人的精神领袖。
房植为当世贤者，世有定论。
史载魏王曹丕所旌表后汉二十四贤（杜乔、张奂、向栩、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缪、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中，房植名列其中。
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作《司空房植碑》赞之。
“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
”也就是说，房植对不符合法度的话不说；对非公而私的行为，从不动心。
《故城县志》、《武城县志》、《恩县志》、《清河县志》都把房植奉为乡贤祀之。
汉顺帝永和年中，大司农李固给顺帝上疏，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广集贤者、名士，作为治国理政的人才必须得到皇上的重用。
要求顺帝在朝廷上重用黄琼、周举、杜乔等人。
与此同时，李固还推荐启用在野的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甘陵房植为官。
于是房植被征辟为朝右公，大力推行自己的治国之道，闻名朝廷上下，得到顺帝的赏识。
后出任河南尹。
建和元年，年仅十五岁的桓帝继位，梁太后临朝，昭告天下，召公卿大夫举贤良方正。
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荀淑对策。
永兴元年冬十月，房植接替赵戒担任司空，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
掌管水利、营建之事。
永寿元年六月,洛阳和南阳一带发生洪涝灾害 ,洛水泛滥 ,冲毁御苑鸿德苑. 桓帝免去房植的司空之职, 由太常韩縯继任司空。
此时正值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廷长时间被外戚和宦官把持，具有极高气节的士人投入到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中，对朝廷时政进行“清议”，直疏皇帝公开直谏。
桓帝下诏搜捕“清议”朝廷时政的士人集团，使大批贤士豪杰离开朝廷归隐山林，朝政受到极大影响。
房植屡次直谏桓帝，不为所动，只得辞官归隐民间。
游于江南九萧山，开基传业，设坛授经，广收门徒。
成东汉末年经学大家。
和房植同时的士人周福，字仲进，与房植同为甘陵郡人，常在一起谈经论道。
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与政治制度的演变
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与政治制度的演变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变革。
本文将探讨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演变，从而更好地了解这个时期的特点和意义。
一、历史事件1.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
当时，皇权日益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官僚贪污腐败，农民起义不断，外族入侵频繁。
这一时期被称为“黄巾起义时期”，东汉政府虽然接连打击了十余次黄巾农民起义，但本质上并没有解决问题。
这一时期，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失去了基本保障，同时官场败坏无能，加之政治压制重重，让东汉王朝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2. 曹操的统一中国曹操是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和武将，通过对中原平定和三方的作战，最终实现了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
曹操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强大实力和出色的军事智慧，同时他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统治下的各个地区。
曹操统一中国被视为三国时期历史事件中的一大里程碑。
3. 刘备-孙权联盟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是以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为主要矛盾，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大小规模的战争。
但在关键时刻，刘备和孙权达成了联盟，共同对抗曹魏。
这次联盟得益于刘备和孙权之间的信任和谅解，同时也需要其他一些外在的因素。
从三国时期的整体格局来看，这次联盟影响了曹魏的战略部署，使之处于被动局面，也为半岛北部设局提供了有力条件，让其发展起来。
二、政治制度的演变1. 皇权日益衰落三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以皇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战乱和政治危机的加剧，皇权日益衰落，传统的皇帝统治模式也开始失去影响力。
东汉王朝的皇帝最后都经常被高级官员所控制，权力几乎不在其手中。
这一现象在三国时期也继续存在，使得政治制度的演变向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
2. 地方豪强的兴起在三国时期，地方豪强的权力逐渐上升。
他们通过军事力量和财富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权力，这不仅对皇权和中央政府造成了压力，也对当地百姓造成了威胁。
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与用人弊端
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与用人弊端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伪名士的大量出现，而伪名士的大量出现却又在于此时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人才选拔制度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统治策略和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风民风和道德行为，公正、客观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朴诚无伪的社会氛围，而片面、主观的人才遴选政策则只会造就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无序浊世。
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伪名士的大量出现，而伪名士的大量出现却又在于此时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
“孝治”是两汉采取的一种基本统治策略两汉(西汉、东汉)时期，“孝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为历朝统治者所倡导、所奉行。
“孝”，是指宗法之内晚辈对长辈的依从和顺，不顶嘴，不反抗，长辈错了也要顺从接受。
那么两汉统治者是如何做到“以孝治天下”的呢？皇帝躬身践行，率先垂范西汉惠帝刘盈是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所生的儿子，按照宗法礼制，作为长子，他很早就被立为太子；但后来刘邦专宠妃子戚姬，戚姬为刘邦生下了儿子如意，刘邦爱屋及乌，当然也就十分宠爱这个小儿子了。
他不仅将如意封为赵王，还想以如意取代刘盈，做太子，虽然这事终因大臣的强烈反对而未成现实，但却让心胸偏狭的吕后恨透了戚姬。
刘邦死后，刘盈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吕后也贵为皇太后了，这时候她可就肆无忌惮地实施报复行动了。
她让人打断戚姬的手脚，剜去戚姬的双眼，火烧戚姬的双耳，强迫戚姬吞服变哑的毒药，然后将这个可怜的女人丢进茅厕里，起名叫“人彘”，供人参观。
惠帝刘盈是在“虎妈”吕后的威势下长大的，个性懦弱温顺，得知参观的“人彘”竟是父皇宠爱的戚姬时，吓得放声大哭，回宫后大病一场，一年多都没有下床。
其间，他除了托人给吕后带去过一句“此非人所为”的话外，别的没作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戚姬采取任何的救护措施——吕后以她的胡作非为终于害死了戚姬。
这事当然遭到了后人的谴责，司马迁、司马光等史学大家将之载于史册即是明证，可刘盈作为吕后的儿子，对吕后的残忍不作任何直接的有效反抗，却是被时人视为“孝”的表现的，所以刘盈死后，谥号即为“孝惠皇帝”。
东汉的政治文化特色
东汉的政治文化特色东汉的政治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经学世族兼而成为学术群体和政治集团，儒学对专制政治的巨大影响，也表现为经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学世家的出现。
东汉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和辟除。
当时的豪强地主操纵察举，许多士人为进入官场，往往依附于他们，充当其“门生”；而地方高官通过辟除，与被辟除者形成牢固的从属关系。
这种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庇护与依附的关系，这种政治群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政治集团，这样，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学术群体与政治集团的结合体，就成了经学世族，这种政治且称为士大夫政治，其演化过程可表现为：累世经学（文化）——累世公卿（官僚）——门第（资历）。
东汉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问题东汉权力高度集中，使得少数人可以挟主专权，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了两大集团的权力争夺斗争，即外戚与宦官的争夺，导致政局混乱。
而当时的太学教育却得以发展，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使得太学生们异常反感，于是出现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风气，称为“清议”，太学是为清议的中心。
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来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当时的外戚宦官，特别是当权的宦官集团，而太学生们的行为受到黑暗势力，特别是宦官们的敌视，因而大量太学生、士大夫遭到迫害。
而在东汉末年，士大夫中的正直激进分子，结成相对坚致的群体以反抗宦官集团，他们被称为“党人”，政府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当时被称作“党事”，对“党人”的迫害，有禁止其出任官职并限制其活动的形式，时称“党锢”，或者称为“党禁”。
延熹九年，汉桓帝在宦官势力的推动下，下令逮捕“党人”，李膺等200余人被捕，是为党锢之祸，其后几年，又陆续捕杀大量“党人”，党锢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标志着士大夫反对宦官斗争的失败，说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已达到不能自救的地步。
东汉解体之因1.东汉建立之初，没有得以解决的豪强地主势力，是东汉解体的隐藏因素，也是重要因素，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局面。
东汉末年党锢时期士人的生死观
东汉末年党锢时期士人的生死观作者：郭晨光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07期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汉末婞灵之际，两次党锢之祸带给士人巨大的影响，面对昏暗的局势士人多样化的选择：一，一部分士大夫选择恪守传统的儒家道德，以不惧牺牲，敢于直谏的“婞直之风”：二，由于惧祸而且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转向隐遁，独善其身保全性命；三以隐逸为名，实则以退为进，自由的选择各地豪强，匡扶社稷或者建立新的功业。
关键词：儒家思想婞直之风隐逸之风老庄以退为进[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4-0235-02一、以“婞直之风”为代表的儒家生死观东汉一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浊乱朝政，而士人们则在与外戚与宦官的不断斗争中逐渐自觉，并结成群体，正如余英时所说：“东汉外戚之祸极于梁冀之专权，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团似亦肇端与此际，至其后与宦官争斗时结党，则是更进一步之发展耳。
”作为代表社会清流的封建士大夫之有意识的自发结成党人是针对汉末宦官的“专树党类”而使“纲纪大乱”的情形，《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婶直之风，于斯行矣。
”他们纷纷从繁琐的章旬中走出，以对国家和天下苍生的责任感，投身于现实政治。
而相互之间以声明相高以及对“公卿”、“执政”的“品核”和“裁量”实际上既是一种斗争的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监督。
由于士人本拥有的社会名望，看似无用的“党议”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可惜，这些士人留下的作品少之又少，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蔡邕、赵懿等人为数不多的作品，其中以蔡邕《述行赋》和赵懿的《穷鸟赋》为代表。
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日：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
诚以常待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
东汉末年的社会阶层士人与豪门的对立
东汉末年的社会阶层士人与豪门的对立东汉末年，社会分为士人和豪门两个不同的阶层。
士人是以文化修养为重，崇尚儒家思想，以读书治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而豪门则是指富有的大家族，拥有庞大财富和影响力。
这两个阶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
首先，士人和豪门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分歧。
士人强调儒家的仁义道德，重视人伦关系，主张以德治国。
他们追求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认为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豪门则注重财富和势力的积累，他们往往以利益为先，追求权势和享乐，忽视了道德和品行的重要性。
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导致了士人和豪门在思想上的对立。
其次，士人和豪门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纷争。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秩序混乱，政治黑暗。
士人作为知识分子，秉持正直无私的原则，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来拯救国家。
他们渴望能够入仕朝廷，为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豪门却往往通过金钱和权势来谋求自己的私利，他们不愿意看到士人在朝廷中崭露头角，认为士人的入仕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
因此，在政治立场上，士人与豪门形成了明显的对立。
此外，士人和豪门在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上存在巨大差距。
士人通常出自贫寒之家，虽然受到社会尊重，但经济上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他们以读书为业，并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而豪门则通过世袭财富和家族背景，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
他们可以依靠财富和人脉来获取更多的权力和社会资源，影响政治局势，控制经济命脉。
这种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上的差距也加剧了士人和豪门之间的对立。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的社会阶层士人与豪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
这种对立体现在价值观念上的分歧、政治立场上的纷争，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上的差距。
然而，无论是士人还是豪门，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解与合作，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共荣。
东汉末年的社会阶级士人农民与奴隶的生活
东汉末年的社会阶级士人农民与奴隶的生活东汉末年的社会阶级：士人、农民与奴隶的生活东汉末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大规模的动荡和混乱。
在这个时期，社会阶级分化明显，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有所不同。
士人、农民和奴隶是当时社会中三个主要的阶级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待遇有着显著的差异。
士人阶级在东汉末年占据了社会的高层。
他们是依靠其出色的才华和学问而得到尊重和地位的一群人。
士人以文化、品德和地位高贵而自居，通常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厚的家底。
他们多数从事政治、经济和人文科学等领域的职业，拥有权力和财富。
士人注重修身养性，崇尚礼仪和忠诚，他们通过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士人通常居住在城市或者豪华的乡村庄园，享受着优越的生活条件，拥有仆役和奴隶为他们服务。
农民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
他们生活在乡村，靠土地种植粮食和经营农田来维持生计。
虽然农民的地位相对较低，但他们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民通常努力工作，附和朝廷的政策，维持家庭和社区的安宁。
然而，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战乱，农民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常常面临灾害、征税和人口流动的困扰。
尽管如此，农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传承着世代种田的智慧与技艺。
奴隶制度在东汉末年依然存在，奴隶是社会中最底层的阶级。
奴隶通常是因为负债、受战乱等原因而失去自由的人。
他们被视为财产，完全被主人控制和支配。
奴隶没有自由，必须为主人提供劳动和服务。
他们生活在贫困和悲惨的环境中，经常受到虐待和剥削。
奴隶的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然而，有一些奴隶通过表现出色或主人的仁慈而得到自由的机会。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的提升，有些甚至成为自由民或士人。
总之，东汉末年的社会阶级分化明显，士人、农民和奴隶的生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士人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农民为社会稳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奴隶则过着悲惨的生活，丧失了自由和尊严。
东汉的社会阶层士人农民与奴隶的地位
东汉的社会阶层士人农民与奴隶的地位东汉的社会阶层和士人、农民与奴隶的地位东汉时期（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
在这个时期，士人、农民和奴隶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地位。
本文将探讨东汉时期士人、农民和奴隶的地位与作用。
一、士人的地位在东汉时期，士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以文化知识和政治才能为荣。
士人的地位和身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的，这些考试被视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通过这些考试，士人可以进入政府机构担任行政、司法和考试官等职务。
士人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地位享有较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此外，士人也在社会上扮演着教育和学术的角色。
他们经常在私塾或官学中担任教师，传授经义、文学和历史等知识。
士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农民的地位农民在东汉时期构成了社会的大部分人口。
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为社会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作为农业经济的支柱，农民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着关键作用。
尽管农民在社会地位上相对较低，但他们的贡献和劳动是不可忽视的。
农民的收入和地位受到土地制度的影响。
在东汉时期，土地被官府和豪门家族垄断，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生活艰苦。
然而，一些农民通过努力和机遇，也有可能脱离贫困，改变自己的地位。
三、奴隶的地位奴隶在东汉时期是最底层的社会群体，他们失去了自由和人身权利。
奴隶通常被用作劳动力，为富裕的地主和官僚家族服务。
奴隶的地位完全受制于主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和发言权。
尽管奴隶在东汉社会中的地位很低，但是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奴隶为主人提供劳动力，从事农业、建筑、工艺和家庭劳动等工作。
他们的劳动使主人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总结：在东汉时期，社会阶层主要由士人、农民和奴隶构成。
士人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农民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为社会提供粮食和农产品。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变革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与文化变革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政治危机接连不断，社会秩序逐渐瓦解，文化思潮发生了重大变革。
本文将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东汉末年的危机和变革，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一、政治危机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外患和内乱。
外患方面，东汉末年各族羌族的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入侵频繁发生。
灾荒和战乱不断，国库空虚，士农失业，流民四起。
这使得东汉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应对外患，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内乱方面，东汉朝廷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宦官专权、皇帝被干涉等问题。
这些纷争导致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政令不出，百姓疾苦。
二、社会变革东汉末年社会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阶级分化和意识觉醒。
阶级分化方面，东汉末年大规模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加剧，形成了庞大的奴隶和贫苦农民阶层。
这些阶层受到统治阶层的压迫和剥削，长期未得到改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形势日益严峻。
意识觉醒方面，东汉末年出现了新兴的士人阶层，他们开始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情感，不满于当时社会现状，有意识地反对以往的儒家思想，提出了新的思想体系，推动了文化变革。
三、文化变革东汉末年的文化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
学术思想方面，新兴的士人阶层开始反对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新的学说和思想体系。
其中最为代表的是王充的《论衡》，刘向的《新序》，贾谊的《过秦论》等。
这些学说的出现，引领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转型。
文学艺术方面，东汉末年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特色。
其中最为代表的是文学作品《红楼梦》，艺术作品以壁画和陶器为主，艺术风格简练大胆，内容丰富多彩，流传至今。
结语东汉末年政治危机和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一些人启发了积极积极思想的改革，同时，由于社会压力的增加，也加速了文化变革的步伐。
这一段历史的经历，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的脉络和一些基本的经验。
东汉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哪些
东汉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哪些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社会矛盾纷繁复杂。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东汉时期的一些主要社会矛盾，并分析这些矛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一、统治者与地方诸侯的矛盾东汉时期初期，由于宦官集团的干政和皇权削弱，统治者与地方诸侯的矛盾逐渐加剧。
地方诸侯经营私人军事力量，在地方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势力。
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中央集权，频繁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这种矛盾导致了东汉时期地方政权日益割据，分裂成众多的割据割据政权，给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二、贵族地主与无产阶级农民的矛盾在东汉时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到贵族地主手中，导致了农民的生存条件恶化。
土地兼并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
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其中著名的有王莽后期的赤眉军起义和东汉中后期的黄巾起义。
这些起义反映了贵族地主与无产阶级农民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影响了东汉政权的稳定。
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东汉时期，中国边疆多次发生了与少数民族的战争。
由于政权薄弱，统治能力有限，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他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蛮族联盟的结合体。
董卓利用这种联盟手段，掌握了东汉政权，导致国家分裂和混乱。
四、士人与豪强的矛盾东汉时期，士人与豪强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士人代表着知识分子和士族地位，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和言论来反映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
而豪强则代表着地主贵族，他们利用政治手段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
他们不满士人的批评和指责，反过来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和排斥士人。
总结：东汉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统治者与地方诸侯之间的矛盾、贵族地主与无产阶级农民之间的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士人与豪强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导致了东汉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望通过对这些社会矛盾的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汉时期的历史进程。
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
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之间的深层联系。
汉末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士人阶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和生活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古诗十九首》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士人心态以及《古诗十九首》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以及士人如何在动荡的社会中保持自我、追求理想。
本文首先概述汉末时期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文化繁荣等方面，为分析士人心态提供宏观背景。
接着，探讨汉末士人的心态特征，包括他们的焦虑、迷茫、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期待等。
然后，详细解读《古诗十九首》中的具体内容，分析其中的情感表达、艺术手法以及所蕴含的深刻思想。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这一时期的文学如何成为士人心灵的寄托和慰藉。
本文将对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进行总结，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汉末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还可以从中汲取智慧，为现代社会中的心灵困境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汉末士人的心态汉末时期，士人的心态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士人，面临着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等多重压力，他们的心态也随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政治层面，汉末士人普遍感受到了政治腐败、权力更迭的动荡。
由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斗争激烈，士人往往难以在政治舞台上找到稳定的立足之地。
他们或被迫害致死，或被迫隐居山林，或不得不委曲求全，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
这种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使得士人对于政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不满，他们的心态也因此变得悲观和消极。
在社会层面，汉末士人面临着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困境。
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混乱，士人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的艰辛，还要面对社会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衰落。
后汉书郭伋传文言文
后汉书郭伋传文言文郭伋，字子猷，后汉末年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担任过汉朝的丞相，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下是对郭伋传的文言文描述，旨在展现他的事迹和才华。
郭伋，字子猷，本名郭权，乃东汉末年之世变纷纭的政治家士人。
其世家背景显赫，其祖父是东汉初年的名将郭援，父亲则是曾任三公的大臣郭涣。
少时郭伋聪颖过人，博览群书，擅长经史子集，以出众的才思和文学天赋，而在人们之间闻名遐迩。
黄巾之乱肆虐天下，朝政混乱。
若非当时杨奉在世的周旋，国家几近覆亡。
郭伋被视为国家的救星，年仅十八就以其聪明才智，被招入朝廷，担任要职。
郭伋一举跃升为东汉朝廷的重要官员，亲历国家的荣辱兴废。
他以胸怀天下、敬职尽忠的崇高精神，深得同僚的推崇和敬重。
后汉朝廷极为清廉，郭伋更是以奉公守法而著称。
他始终秉持公正廉洁之心，为国家的政务操劳。
他对待每一份公文都一丝不苟，详细倾听民间之声，全力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他的倡导下，法治的观念在当时开始深入人心，为政府的稳定和百姓福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伋在丞相任上不遗余力地兴修水利，加强农田灌溉和治理河流，提升农民们的生活水平。
他深知农民是国家的根基，因此不遗余力地推行各项农田政策，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
在他的引领下，民间经济蓬勃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除了政绩在朝，郭伋在文学领域也有突出的才华。
他为人谦虚有礼，极为敬重文学长辈，广泛与知名文学家交往。
他长于作文，文章文雅流畅，思想深刻。
尤其在《乐府杂录》中一展文采，深受当时文坛的认可与喜爱。
然而，郭伋并非事业一帆风顺。
在他任丞相期间，曹操崛起，形势逐渐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曹操一直不满郭伋在朝廷的地位，对他百般打压。
郭伋尽管心系国家，但由于逆境的困扰，他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华，渐渐被时代淹没。
郭伋为人坚守原则，深受后世的敬佩和追思。
他在困难时期只身奋战，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
尽管最终未能阻挡东汉灭亡之势，但郭伋的名字在后世依然闪耀着光芒。
东汉的社会阶级
东汉的社会阶级东汉时期，社会阶级结构比较复杂，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这些阶级之间存在着差距和矛盾，对于东汉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东汉时期的社会阶级分布以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一、贵族阶层东汉时期的贵族阶层主要包括皇室贵族、王公侯爵和列侯。
皇帝及其亲属拥有最高的统治地位，由于皇位的世袭制度，皇位常常传给皇帝的儿子。
而王公侯爵则是皇帝封赐给功臣和军事将领的贵族，其地位次于皇室。
列侯则是封赐给臣下的贵族，其地位相对较低。
贵族阶层享有特权和优越待遇，拥有土地和财产，拥有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力。
他们通常可以担任各级官职，掌握实际的权力。
由于他们的特权地位，贵族阶层往往与皇权相互勾结，共同维护自身的利益。
二、士人阶层在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处于社会的中游位置，也是社会最主要的阶层之一。
这个阶层包括了知识分子、文人和官员。
士人阶层的主要职责是治国安邦、传承经世之学。
士人通常经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通常依托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在官场上得到晋升。
高级士人甚至可以成为皇帝的重要参谋和辅助决策者。
三、农民阶层东汉时期，农民阶层是社会的基础和最庞大的阶层。
他们是农田的主要耕种者，劳动是社会经济的支柱。
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的产出，他们需要向贵族阶级和官府交纳一定的税收。
农民阶层的地位相对较低，他们受到土地所有者和贵族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他们缺乏政治和社会的参与权，生活贫困困苦。
然而，农民阶层在社会中的数量庞大，他们承担着农田的种植和食品的供应，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商人阶层商人阶层是东汉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依靠商业活动获取利润，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
与士人阶层相比，东汉时期的商人阶层地位较低。
商人在东汉时期的地位是相对脆弱的，一方面受到了士人阶层的歧视和排斥，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政府的限制和干预。
由于商人阶层的特殊身份，他们经常处于政府监管的目标之中。
总结：东汉时期的社会阶级是相对固化和稳定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
作者：路景天
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26期
摘要：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
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东汉后期士人党锢之祸
士人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汉后期的政治显示出其特殊性，如太后临朝、外戚用事、宦官专权等。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东汉的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东汉后期，指的是从殇帝刘隆开始至于献帝刘协这十代皇帝所统治的时期。
且本文所探讨的士人政治，主要强调的是士人阶层的精英分子对政治的参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形态。
这里主要就是指以李膺等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同宦官的政治斗争——党锢之祸。
一
汉代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使士人进入官僚队伍，到东汉前期士大夫官僚集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官僚队伍中处于核心地位。
专制皇权利用士人作为统治工具，所以到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膨胀，已经成为有相当数量和很大影响的社会政治势力，形成了与封建统一政权最高政治权威——专制皇权相颉颃的局面，二者矛盾激化。
这是造成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
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士大夫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密切联系，使他们拥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汉代“一个高级官员的年收入相当于720亩一般土地的收成”［1］P542，即使一般官吏，也是“一岁典职，田宅兼并”［2］P545。
另外东汉官吏的各种馈赠和封赐也很多，他们将一部分薪俸、馈赠、封赐等财富转化为土地资源，如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3］（《马援传》）。
并采用田庄的方式经营这些土地资源，田庄经济为士大夫政治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他们政治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后盾。
（二）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是士大夫本身世族化。
东汉后期的经学世族，累世专攻一经，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上千。
这也正是东汉后期“朋党”之风日盛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名士的士大夫化，进一步扩大了士大夫的社会基础和影响。
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始通过征召等方式奖励名节之士，到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名士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是中央和地方辟主辟除的主要对象，如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
士大夫的世族化、名士的士大夫化，使东汉后期士大夫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政治影响扩大。
内有士大夫之间的相互推重，外有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呼应、声援和地方大族、名士等的支持，以太学为政治中心，形成了与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二
桓帝、灵帝时期“党锢之祸”的发生，宦官集团的活动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宦官集团之欲消灭士大夫集团，实为权利之争。
第一次是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其前奏是上一年河南尹李膺的属官成瑨、陈眰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南阳大滑”张凡及其宗族、宾客两百余人，并不顾朝廷大赦之令将他们全部诛杀。
与此同时，太原太守陈眰也不顾赦令诛杀了肆行贪虐的宦官赵津。
宦官遂大举报复，授意有关衙门逮捕了成瑨、陈眰，并上奏请将二人弃市。
太尉陈蕃紧急联合司徒刘矩、司空刘茂联名上书请求宽宥二人，桓帝正为成瑨、陈眰目无朝廷而勃然大怒，三公的联名上疏求情更让他震怒，乃切责三公。
慑于高压，刘茂、刘矩缄默，而陈蕃再次犯颜直谏，力陈二人确属精忠朝廷，只是除恶之心太过迫切。
但因桓帝对轰轰烈烈的清议风潮已经产生了一些反感，而成瑨、陈眰又无视朝廷政令，这使他有理由怀疑清流派官僚的忠诚，最终将二人处死［3］（《陈蕃传》）。
陈眰和成瑨之死无疑表明，清流派士大夫与桓帝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矛盾。
而接下来宦官党羽、河内方伎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将其逮捕后，虽遇赦不赦，毅然将其处死一事，遂授宦官镇压党人以口实。
于是宦官便不失时机地教唆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桓帝，“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3］（《党锢列传序》）。
而这种别有用心正触到了桓帝的痛处而使其震怒，遂下诏逮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两百余人被捕下狱。
后经窦武及尚书霍谞等人说情和其他力量影响，桓帝在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免党人，但将他们“禁锢终身”。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朝廷对两百余名清流派人士捕而复赦，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党人”的斗志。
汝南名士范滂被赦南归，汝南、南阳数千士大夫的盛大欢迎场面，无疑是一种胜利感的宣泄。
朝廷对赦免的“党人”虽实行禁锢，终身不准为官，但许多清流名士尚未到家，就有不少公府、州郡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结交并任用他们为官。
显然地方州郡与朝廷的政治立场及道德评判价值体系相左，这无疑更煽起了士大夫集团的斗争激情，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反对宦官的浪潮更加高涨。
各种标榜“党人”的名号便随之出现：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李膺、王畅等为“八俊”，尹勋、范滂等为“八顾”，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度尚、张邈等为“八厨”。
［3］（《党锢列传序》）“党人”之具有蔑视意味的举动，为专
权之宦官所仇视，宦官又一次对“党人”举起了屠刀。
此次党祸的起因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东部督邮张俭数次上书劾奏宦官侯览及其母罪恶，奏书均被侯览扣留而未能达于桓帝，他一怒之下便派人毁了侯家的坟茔，并没收了侯家的财产。
侯览伺机报复，乃授意张俭同乡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
……而俭为之魁”。
［3］（《党锢列传序》）于是杜密、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杀，且“诸附从者，锢及五属”。
此次对党人镇压之酷烈、镇压面之广，均大大超过前次。
党人失败的党锢之祸说明了党人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越出忠君国、清君侧的局限，更未能有改造封建专制政体的想法，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与皇帝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外戚和宦官作对，其结果只能是自取败亡。
三
虽然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应该对这场历史悲剧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试图改良的行动。
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提出一些改革主张。
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二）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
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三）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汉末年，宦官暴政，道德沦丧，士风败坏。
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可嘉。
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许倬云.汉代农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王充.论衡·程材篇［A］.新编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95.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