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地小城镇研究..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与日本的内发型发展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陈志勤【摘要】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论提出了“内发型发展论”，她在很多著作和论文中明确指出其“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文化自觉思想等理论和方法中透射的重视“地域”、“传统”等的理念，正是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中所强调的重要概念，而且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研究也是她构筑内发型发展论的实践事例。

日本学者在解读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或者在运用“内发型发展论”进行实证研究时，费孝通这个名字是经常要被提到的。

近年以来，虽然在中国运用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进行研究的论文多了一些，但与日本的状况有所不同，费孝通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不被提及了。

而这种现象背后所透射的对两位学者的理论精髓－人的成长和文化的自觉的理解缺失是令人担忧的。

所以，考察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被日本社会学家吸收进而高度化、普遍化、本土化的事实，阐明费孝通思想和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多层多面的关联就成为必要。

【关键词】费孝通小城镇研究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柳田国男一、前言－鹤见和子和“内发型发展论”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区域发展研究、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的思想体系与研究方法，不仅对中国国内的人文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国外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社会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鹤见和子把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高度化、普遍化，使之在日本发展成为一个运用于多学科研究的“内发型发展论”，其中反馈给我们的是对于费孝通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遍性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化的自知性和自主性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本土化理论的建设与应用的启迪。

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教授在1976年提出的“内发型发展论”，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和典型意义。

鹤见和子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在具体的比较分析过程中构建了她的“内发型发展论”；并指出其“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

鹤见和子在<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1一文中指出：“我曾经把柳田国男的研究看成是日本的内发型‘社会变动论’，在此，想把它改称为‘内发型发展论’。

与之相关，费孝通的研究就看成是中国的‘内发型发展论’” (鹤见和子，1991b:80)。

在日本，自鹤见和子提出“内发型发展论”之后，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被很多学科领域接受和应用，近年以来，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对其的多面性和深刻性也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本文试图通过对鹤见和子构筑“内发型发展论”的背景和过程的理解，以及对“内发型发展论”在一些学科的应用与实践的介绍，考察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被日本社会学家吸收进而高度化、普遍化、本土化的事实，阐明费孝通思想和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多层多面的关联，以思考费孝通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认识中国文化的自知性和自主性，并从日本本土化理论的建设与应用中得到一些启示。

现代化论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以美国为中心而形成，这种现代化发展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过程中，环境破坏、能源危机、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等等弊端不断出现。

一些非西方国家起而反之，重新认识照搬西方现代化的外发型发展方式，思考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发展”方式－适应于自身社会基础的“内发型发展”。

内发型发展论就是为了诊治以西欧为模型的现代化发展论所带来的各类弊害、或者是为了预防这些弊害的社会变化的过程(鹤见和子，1989a:43)。

1 <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日文原文题目为:内发的发展论の原型－费孝通と柳田国男の比较)的日本原文为宇野重昭、朱通华主编的《农村地域的现代化和内发型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日文原文题目为：农村地域の近代化と内发的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国际书院．1991)的第二章，其中文全文翻译为朱通华·宇野重昭主编的《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的第二章。

本文引用采用日文原文。

“另一种发展”是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在1975年向第7届联合国特别总会提交的报告书中提出的一个发展概念。

鹤见和子在一篇题为<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2的文章中，在对自己设想的内发型发展论提出定义之前，首先从西欧、第三世界、亚州发展中国家等几个层面，对有代表性的“发展”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勾画出一条有关发展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过程，最后指出包含这些第三世界的立场，对发展进行概括性定义的即是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的“另一种发展” (鹤见和子，1989a:44-46)。

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提出的“另一种发展”是：对于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下列四条：1、满足粮食、健康、居住、教育等为了人的生存的基本要求，2、依靠地域共同体的人们的互动使之实现，这种行为称其为自助，3、保持与地域的自然环境的调和，4、为了各自的社会内部的结构变革进行行动；并且提出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life style），“不同地域的人的集团就能够依据各自固有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以及地域共同体男女成员的创造性，通过与其他地域的集团的交流，进行该地域的创新活动”3。

而鹤见和子在对此“另一种发展”未知的情况下，于1976年使用了“内发型发展”这个用语，因为这两个关于发展的思考都是对于现代化发展论的反思，都是要说明除了现代化以外还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个思想，所以，她认为自己提出的“内发型发展”与“另一种发展”这两个用语可以作为同义语来使用(鹤见和子，1989a:47)。

鹤见和子对于自己强调“内发性”这个概念说明了两个理由：第一、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主的上世纪六十2 <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日文原文题为：内发的发展论の系谱)一文为鹤见和子、川田侃编的《内发型的发展论》(日文原文题为：内发的发展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的第2章。

根据《内发型的发展论》中的第2章以及第5章的中文选译为<“内发型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胡天民译，江苏社联通讯．1989．03)，题目由译者另加并对原文进行了删节。

3The 1975 Dag Hammarskjöld Report 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repa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New York,1 to 12 Septmber,1975),the Dag Hammarskjöld Fundation, Uppsals, Sweden, p.28。

转引自(鹤见和子，1989a：46)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把英国、美国等先发国家看成是内发性的发展者，而后发国家(非西欧社会都是后发的国家)以此为样板也要达到和完成现代化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方式被西方看成是外发型发展者。

她对这样的二分法提出了挑战，明确表示即使是后发国家也可能具有内发型发展的方式。

第二、特别是从非西欧社会的立场，需要强调精神的知性的发展，也就是强调自我觉醒以及知性的精神的创造性，因为发展并不仅仅限于物质生活向上的侧面，她主张通过精神的觉醒、知性的创造，人们能够成为社会变化的主体。

鹤见和子的这些思想作为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在1978年国联大学召开的有关“内发性文化的知性的创造性”的亚洲地区研讨会上。

在尊重地域文化遗产（传统）、地域居民的自我变革和主体性的意义上，鹤见和子认为这是她强调内发性的其中一个理由(鹤见和子，1989a:48)，作为实践的事例除了泰国以及斯里兰卡起因于佛教的自助运动、以及复兴人与自然共生思想的日本水俣再生运动以外，还列举了有关中国小城镇工业化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参照西欧、第三世界、亚州发展中国家等一些有关“发展”的定义，鹤见和子提出了自己对内发型发展的思考，她是这样定义内发型发展的：“所谓内发型发展，在目标上是人类共通的，对于这个目标达成的途径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模式，是富有多样性的社会变化的过程。

而共通目标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以及集团满足衣、食、住、医疗等基本的需求，创造能够充分发现各类个人作为人的可能性的条件。

这就是意味着对于生成现在存在的国内以及国际间的差距的结构，人们要共同合作进行变革。

至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的社会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之道(way of life)等，各个地域的人们及集体在适应于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以及结合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的基础上，进行自律地创造”，在这定义之后她又补充道:“在地球规模内如果内发型发展能够展开的话，就会成为多系多样的发展。

并且不论是先发还是后发的国家，有可能相互对等地进行样板交换”(鹤见和子，1989a:49-50)。

鹤见和子的这个对于内发型发展论的定义，是在她1976年倡导“内发性、自生性发展”的十余年之后进行的归纳和总结。

从内容上似乎是冗长了一点，但其中不仅蕴含了她对已有关于发展定义的理解以及扩展，也倾注了她对于现代化论的挑战和内发性的强调。

在提出这个定义两年之后，鹤见和子在<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一文中，自己也认为这定义似乎是长了一点，应该更明快一些，但因为内发型发展论是她反思在美国学习到的现代化论并与之对比而形成的思想，最后还是一字不改依旧引用了自己的这段似乎有点长的定义(鹤见和子，1991a:1-2)。

内发型的发展不是从外而来或从上到下的地域开发方式，而是由内而来由地域而行的根植于人民生活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发展。

1989年，鹤见和子在执鞭20年的上智大学进行了最后一次授课讲演，题为“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对于内发型发展的特点她表述为：内发型的发展是“适应于不同地域的生态体系，根植于地域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地域的文化传统，依据地域居民的共同合作，开创出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一种创造性的事业”(鹤见和子，2006a:32) 。

关于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一是泰国的农村自助运动、二是日本水俣的地域环境再生运动、三是中国苏南的小城镇工业化，这三个事例成为鹤见和子在实证内发型发展论的有效性、补充内发型发展论重要概念“地域”和“传统”的定义、以及发现内发型发展的多样性形态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为建构和完善内发型发展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