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戏曲家。

他的作品始终以农村、农民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是一个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

当今社会也在重塑赵树理的地位，他不仅只是农民的传声筒，更是农民的朋友。

本文将从多方面论述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塑赵树理形象。

关键词赵树理农民作家共识赵树理来自山西沁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作者。

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生活及农村斗争为题材，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其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新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更是当代社会“九大家”之一。

一、唯一的农民作家他是一位扎根农村，真正为农村而献出自己一生的作家。

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他是唯一一个勤俭节约、爱农村、敬农村、深入农村的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

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

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

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

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

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地融入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

”论者刘雄飞的观点揭示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在农民群体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

在现当代文坛，再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在生活和心灵上如此贴近农村，贴近农民。

这源于作家终生坚守的农民情怀，其典型特征是质朴善良的人格与平等意识，其行为表现是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真诚写作、热忱呼吁。

应该承认，能够像赵树理这样无论政治环境和个人地位如何变化都能终生保持着质朴善良的农民情怀者在现实中很少，因此这种坚守便显得愈为可贵，尤其是当作家的理想与政治环境要求发生抵触的时候。

二、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赵树理是一位拥有最广大农民读者的作家。

他的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精神，并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地板》、《福贵》等作品，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思想，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接受，使新文学呈现出刚健清新的民间风格。

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赵树理继承了这一革命精神，面对一切封建陋习，他给予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

在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思想也始终如一。

在解放区，新政权刚开始建立，农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是旧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封建思想意识也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农民的头脑中，他们也在不自觉的维护旧的秩序，这一切阻碍着他们彻底解放。

赵树理也意识到了将农民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

他为此进行细致的观察并深刻思考，将“五四”反封建精神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怀着启蒙、教育的心态，批判现实中的落后、消极因素。

赵树理在小说中，紧抓农村家庭矛盾、人物厉害冲突，从容描绘出封建思想对农民的渗透，批判了农村中的愚昧习俗，进行生动形象的道德劝诫，启发农民摆脱因袭的传统，走出封建传统的精神牢笼。

赵树理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髓，处在新时代中，高举反封建大旗，揭露和批判了旧思想，旧制度。

他关注落后的人和事，真诚的帮助他们改正，用文学的力量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启发了人们的斗争勇气。

他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五四”以来提倡的大众化的要求，并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赵树理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成长，又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艺术天地。

三、赵树理作品的时代意义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真正为文学创作从“西化”向“民族化”、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

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庄严号召。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肩负时代之庄严使命。

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百世流芳，“赵树理方向”是既有合法性，亦有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小说，从总体而言，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如果说正是鲁迅第一次大批量而非偶为之地把农民引进现代小说领域，真诚而严肃地为他们画像立传，直面他们的生存状态，为新文学着重贡献了闰土、阿Q等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的形象；那么，正是赵树理第一个真诚讴歌了农民的解放与胜利，塑造了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等在鲁迅笔下从不曾有过的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正是鲁迅以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对“瞒”和“骗”的封建旧文学、对廉价的“大团圆主义”，予以迎头痛击，引领了一个文学悲剧时代的到来，使中国文学至此来了个大转弯；那么，正是赵树理以其《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等一系列“翻身”故事，昭示了一个鲁迅梦寐以求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外的“第三样时代”的真切来临，在赵树理笔下，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代替了悲剧，五十年代新中国文学的“早春”情调在其艺术世界里已是扑面而来，中国文学至此又转了一弯，实现了“团圆———悲剧———团圆”的一次螺旋式回环。

如果说鲁迅以《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使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力倡的文学革命理论得以开花结果，使中国小说从传统所固有的故事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无可置疑地确定了其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那么，赵树理则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高度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风行于世，标志着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最终胜利，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热情拥抱。

倘若从引领了一个新文学时代的诞生这一视角来评价，那么，赵树理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说是超过了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师的，甚至可以与鲁迅相提并论。

四、赵树理与《讲话》的关系在一些人看来，“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主要是当年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倡导的结果，赵树理的创作是功利性的，甚至是“赶任务”的。

这样的认识，无疑直接关系到对赵树理的评价问题。

客观地讲，赵树理在当年解放区的走红，很大程度上确实借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股东风，是《讲话》成就了赵树理，这只需联系其最富盛名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得以出版的实情便可明了。

倘若没有彭德怀的亲笔题词，后来给赵树理带来那么大声誉的《小二黑结婚》真不知何年何月方能见刊，大众化民族化的创作路向在知识分子把持着的文艺界是怎样的举步维艰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赵树理的创作风格与《讲话》精神相合拍，并且又找不出比赵树理更有成就的另一人，故而“方向”这一桂冠就因缘巧合地花落赵氏了。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时，赵树理就发表了《欧化与大众语》等一系列文章积极参与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写于于1943年5月，而《李有才板话》写于同年10月，都在毛泽东《讲话》公开发表之前，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才发表了《讲话》全文，其后解放区各报纸转载，而传到赵树理所在的太行山已是1944年。

这些不争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追求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品格是赵树理自觉的理性选择，不是赵树理有意去趋附解放区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解放区的革命形势需要赵树理这一榜样。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毛泽东的《讲话》，严重“欧化”的新文学最终也必定要走上民族化、大众化之路，否则就难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蔚为大观，连绵不断地关于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讨论与实践正说明了文艺界有识之士之于这方面的艰辛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是符合新文学本身之走向的，“赵树理方向”迟早会浮出水面，毛泽东的《讲话》只不过使了这一方向的早出现而已。

赵树理小说创作语言所具有的鲜明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的艺术流派。

赵树理以“农民的知识分子身份”准确发现并再现了农民的内心世界,采用平实、朴素、简洁、活泼的大众化民族化的文学语言,融合了新文学形式和民间通俗文学优势的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去反映农民的情感生活、审美心态以及思维方式,使文学真正进入农民的内心。

他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艰难的融合。

他选择民间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行为。

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世世代代生活于农村的家庭背景和他丰富的民间文化熏陶的艺术气质,另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农民命运的高度关注和精准把握。

他“拥有一般工农兵作家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因此它的创作也不单拥有了形式和枝节上的民族特色,而是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树理自觉地“将新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实践非常成功,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