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严师出高徒的例子.

几个严师出高徒的例子：

邹韬奋：少年时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王》，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

鲁迅：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

蒋梦麟：如果背时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周作人在《父亲的病》中写道“《中庸》《中庸》，打得屁股好种葱”。对于这种痛苦，沈从文、胡适、郭沫若等都描述过。许多学生所记得的先生形象，就是“先生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做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

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郭沫若写道：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刑教很严。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脱下裤裆，把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我最忘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先生爱用细竹打人，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胞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先生打起来只是震天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帽子来。有一天他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母亲也没办法了。

史学家黎东方的母亲一开课便向老师嘱咐过不要打，有佣人看见，还会叫先生不要打。

张治中的业师是他的叔舅，他没有功名，但自小苦学，一天到晚诵读写作，对学生也很严，

背四书五经要连朱熹的注一起背，背时偶然停一下，手上的厚板就打下来，连张治中这样没有躲懒的学生也被打得额角留一道创痕。就是这样的业师，大热天拿扇子为熟睡的张治中驱蚊，使张治中心中感谢不已。

史学家蒋廷黻（fú）回忆上课的情况：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一致认为难背的是《书经》（《尚书》）。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

现在，在施教过程中，孩子到底能不能“打”呢？玉不琢不成器、娇子如杀子，教不严师之惰，学生懈怠，完全应该打、可以打，但要讲究打的部位和工具。部位：绝对不能打头和打脸，选择手心最好，对身体神经无害，还足以让孩子接受教训。工具：戒尺，而不是棍子、鞭子之类，也不是讥讽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