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潮

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潮，是与西方社会的矛盾发展息息相关的。

它在每个时期关注的重点都反映了该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它的思想发展也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想家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

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六十年代，这个阶段的自由主义在国内政策上主要是推进福利国家建设，在对外政策和政治理论上冷战色彩比较浓厚；第二阶段是七、八十年代，这是自由主义面临福利国家的危机而内部分裂加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这个阶段的自由主义经过七、八十年代的混乱、低沉后又重新崛起，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

与西方社会的矛盾发展相适应，自由主义思潮在以上每个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一、五、六十年代的冷战自由主义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西方社会内部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西方内部而言，由于受战前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各个国家都逐渐加强了政府干预，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逐步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

在国际形势方面，随着两大阵营的形成，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加剧。

受这种冷战形势的影响，这个时期自由主义思潮在理论上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极权主义”的研究。

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罪行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的悲剧重演，思想界对二十世纪的这一重要现象纷纷进行探讨。

加入这一探讨队伍的有各种流派的思想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保守自由派（也称自由保守派）和激进自由派等。

不同流派的思想家由于其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结论自然也有较大的差异。

其中的自由派因受冷战形势的影响，一般把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共产主义混同起来，并把二者统称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有人又译为“全权主义”）。

随着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冷战的加剧，自由派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具有反共的性质，以致于西方学者把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就称之为“冷战自由主义”。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这种冷战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表现。

在理论上，探讨极权主义问题较有影响的自由派思想家，有C.弗里德利希（Carl Friedrich）、凯尔森、H.阿伦特、哈耶克、波普、B.摩尔、J.L.台尔曼（J.L.Talmon）等。

弗里德利希对极权主义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并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有一个涵盖人的生存的所有方面的官方意识形态；二是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三是近乎完全的暴力垄断；四是对大众交流工具近乎完全的垄断；五是有一个恐怖的警察控制系统。

凯尔森在《法律与国家总论》中主要强调了党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而闻名的阿伦特，从历史根源和组织特征等方面揭示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民族国家的衰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冲动，以及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泛日尔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是极权主义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源；由意识形态、恐怖和一党制所体现的制度结构状况是极权主义产生的组织根源。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重点探讨了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认为政府统制型经济是导致极权主义的重要因素。

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关系状况等出发，探讨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

在《极权民主制的起源》一书中，台尔曼对自由民主制与极权民主制进行了区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而这种对立被凯尔森和哈耶克视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波普的特点主要是从思想上寻找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历史决定论、乌托邦主义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

伊赛亚·伯林也是历史决定论的坚决反对者，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主要依据是价值的多元论，认为人类的基本价值是多种多样、不可通约且经常冲突的，因此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个人应有不受别人妨碍的选择权利（否定的自由）；他把价值一元论视为决定论的一种形式，并看作是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基础。

上述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探讨极权主义问题时，一般都把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起来，并把它看作是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威胁。

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也是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一个热点。

早在伯克时期，保守主义就把对人类未来幸福与和谐的理想看作是有害的幻想，甚至把当时的一些激进自由派分子看作是这种幻想者。

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出于与左翼思潮斗争的需要，和保守派一起向各种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发动了进攻。

他们把幻想和理想主义等都看作是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视之为残忍、邪恶和专制的根源，是古老宗教关于千年王国和救世主幻想的现代形式。

保守自由派思想家伯林把乌托邦梦想看作是一种植根于宗教关于原罪、死亡和复活想象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弥赛亚热情”。

奥克肖特把希望通过政府权力实现完美社会的计划视为“理性主义的梦幻”，主张用“怀疑主义政治”代替理性主义政治家的这种“激情式政治”。

波普则把历史决定论作为乌托邦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揭示并批评了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特点，提出了与乌托邦社会工程相反的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社会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条件，而这种渐进改良是代价最小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

他们把任何试图彻底变革或超越现存社会制度的激进主张都带上“乌托邦主义”的帽子，不仅宣布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且视之为现实灾难的一个根源。

实际上，“乌托邦主义”成了自由主义对左翼思潮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武器。

然而，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却成了冷战自由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又一武器。

“意识形态”本来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从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它都是履行一定社会功能的一种社会现象。

但是，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丹尼尔•贝尔、李普赛特、雷蒙•阿隆等，则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把它看作“世俗宗教”的一种形式，甚至把它视为“极权主义”的组成部分。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高度明晰化、系统化和内在一致的信仰形式，这种明晰性、系统性和一致性的特点意味着它们是僵硬的。

因为，它使那些信奉它们的人难以接受任何与这些先入为主的模式不相符合的新证据和新经验，并且容易造成一种简单化的反经验的思维形式。

在他们看来，现实本身是多元的，甚至是混乱的，因而是不能根据单一的连贯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去理解的。

如果用一种简单化、模式化的方式去看待政治问题，就容易形成武断的、教条的和极端的政治态度，从而为极权主义提供基础。

他们这里讲的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那些革命意识形态。

按照他们的说法，工业革命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民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刺激人们投身政治行动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想正在终结。

实际上，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冷战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民主的重新解释。

应该承认，自由主义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对民主的态度自由主义历来是模糊和犹豫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主的理想就有“人民主权”和“三权分立”之争。

一般来讲，自由主义坚持的是三权分立原则，而民主主义坚持的是人民主权原则。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人民大众和民主主义者要求推进民主、普及选举权的压力，一些自由主义者又开始担忧“多数的暴政”，试图限制民主权利的扩大。

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保守主义者如帕雷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就干脆否定民主的可能性，而自由派的韦伯和熊彼特也只是把民主限定为竞争性精英民主。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自由主义者感到革命时期的民主理论越来越不能反映民主的实际，甚至不利于现存秩序的稳定。

于是，达尔从否定三权分立和人民主权学说开始，提出了自己的“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利普赛特、施莱辛格等则遵循熊彼特的思路，把民主视为选择或改变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方法或程序。

这些新的解释既是为了避免古典民主理论的革命性倾向，又是希望克服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缺陷。

总之，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失去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挑战现实、推进改革的激进态度，较多地采取了防卫和保守的立场。

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的理想已经在西方社会实现，现在需要的是保卫这些成果。

他们对外反对极权主义，对内反对过激主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对此，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看作是自由主义衰落的标志。

二、七、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的内部争论冷战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为现实的改革提供多少支持，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理想，在这个时期已成为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政府实践。

战后美国的几届民主党政府如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和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等政策纲领，就是自由主义改革理想的体现。

这些政策纲领的实施，再加上欧洲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崛起和推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确实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和进步，“福利国家”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

然而，福利国家运动到七十年代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开始困扰西方社会。

与此同时，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刺激了“新左派”的崛起，导致了六十年代末的新左派运动和政局的动荡。

在这种形势下，自由主义内部的分裂加剧，引起了一系列的理论争论。

一些自由派分子甚至背弃原来的立场，转到保守主义的阵营，成为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

如果说冷战自由主义基本上是一致对外，把反对共产主义等左翼思潮作为主要目标；那么，七、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则主要陷于内部的争论，把解决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危机作为主要任务。

这个时期自由派内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正义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民主问题等展开的。

分配正义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中关于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的争论在政治哲学上的理论反映，其争论的焦点是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问题。

这种争论虽然在自由派内部早就存在，但七、八十年代的争论主要是由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1971 年发表的《正义论》一书引起的。

罗尔斯在该书中尽管从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角度，反对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强调平等自由原则的优先性，但他的正义原则的第二个内容则强调机会的公平平等和给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特殊照顾，并希望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事实上的平等。

他把这种正义原则视为能保障社会合作和自由秩序的道德原则。

罗尔斯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中倾向于平等的激进派的观点，是战后新自由主义思潮进一步向左的发展。

体现这种平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除了罗尔斯以外，还有著名的法学家德沃金、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林德布罗姆，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