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的演化逻辑与分类

中国农户的演化逻辑与分类[摘要]本文基于历史视角讨论了农户的演变与分类问题。

指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内卷‛模式，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和作为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发生的变异，以新的劳动价值观为基础的‚拐杖‛逻辑与农户演化规律。

并对农户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指出了各种农户的基本特征与演化趋势。

从演化的角度证明了适度规模的、劳动和资本密集的、高效的家庭式农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框架农户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一般地说，‚三农‛问题研究应该以农户的科学分类为前提。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户正处于一个以大分化和多维转型为特征的快速发展时期。

延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农户，在过去20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中，沿着多维几何路径以多层次多重方式快速地分化与转型，以致使所有的‚三农‛问题都呈现出多样性、多质性、多维性和高度的复杂性。

这种情况几乎使所有的以泛泛而谈的一般农户为出发点的‚三农‛问题研究，或是黯然失色、陷于空洞，或是丧失科学价值，相关对策建议也显得不得要领。

正确认识农户的演化规律和分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户进行科学分类，已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到目前为止，基于经济视角的农户分类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一些分类也大体上是基于农户的一些表面特征或某单一静态视角，有的则缺乏系统性。

例如，将农户分为贫困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或将农户分为小农户、种养大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非农农户等。

农户的科学分类必需以农户的演化规律为基础，并能够反映各类农户的发展趋势。

本文对中国农户分化的研究，是以黄宗智‚拐杖‛逻辑下的、具有道义小农特征的传统农户为逻辑起点，在遵循‚拐杖‛演化逻辑的前提下，重点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与城市化等因素对传统农户演化及其特征的影响，分析传统农户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演变逻辑、路径与方向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对农户进行科学分类并指出各类农户的发展趋势。

二、黄宗智‚拐杖‛逻辑下的传统农户黄宗智‚拐杖‛逻辑下的传统农户在中国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是以中国小农经济存在着严重的‚过密化‛这一事实为前提，并同时认为这种‚过密化‛源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

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过密化‛的问题，这种‚农业过密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迫使中国农户转向单一的种植农业[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黄宗智，2002）]；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如均田地的政治政策和多子继承制等），这种农户的农业生产规模一般较小；这样，当农户农业的过密化达到这样的程度：农户家庭无法通过单一的粮食种植来维持全部家庭成员的生存时，它就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高产出的棉花种植与纺织或桑蚕业，或者在种植业之外寻求作为补充性收入来源的副业生产。

中国传统农户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结合性的产业选择，是基于一般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它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同时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所不会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它会为了增加家庭收人而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

因此，中国传统农户的基本特征是：它必需借助于农业与副业生产这两条‚拐杖‛才能维持生存和小农经济的延续，其中农业是农户经济的主业和基础。

同时，这一特征隐含的前提是：中国传统农户的农业生产存在着‚过密化‛、小规模的问题，并且遵从一般农户的组织性逻辑。

最后，由上述前提必然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当传统农户试图以劳动密集投入的形式增加总产出时，存在着边际劳动生产率和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即‚内卷‛化。

这样，可以将我国的传统农户的演化逻辑和特征概括为：农业过密－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单一的种植农业（口粮种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拐杖‛逻辑－边际劳动生产率和边际报酬的递减倾向。

三、中国农户的分化与演变逻辑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农户基本上仍然是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农户，他们依然是按照‚拐杖‛逻辑并在多少已有所发展的农业领域和仍然很传统的副业领域，沿着劳动密集、边际报酬递减的路径维持着农户经济的运行。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与全球资本大量进入背景下形成的城市经济的大发展，过去20多年发生的革命性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发展，从不同层面、以不同的力度冲击着传统农户，使其在人多地少、劳动密集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的条件下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具有不同倾向性的、特征显著的农户。

对我国传统农户分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基本层面的事实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从1978－200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7.6倍。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一方面使大量的人口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产业多元化提供条件的同时，为农户的分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使农业劳动者处于半就业状态，从而使农业收入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形成了农户分化的内在动力。

（2）农业产业结构的多元化。

农业产业结构已从‚以粮为纲‛的单一种植业转向‚粮食－果蔬－肉鱼‛并重的农业结构。

从1978－－2004年，狭义农业（种植业）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80%降低到50.1%，而牧渔业所占比例则从17%上升到43.5%。

同时，在种植业内部，到2004年，蔬菜和水果占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37%。

也就是说，到2004年粮食、果蔬、肉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分别是31.6%、18.5%和43.5%。

这种农业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同传统农业一直沿着‚以粮为纲‛的单一方向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

（3）农村就业结构的多元化。

1978年中国农村几乎是单一的农业就业结构，但到2004年，其就业结构：农业为61.6%，工业为10.9%，建筑业为6.8%，商业、服务业及其他为20.7%（总就业人口为49695.3万人）。

（4）城市化对农村人口的吸纳。

从1978－－2004年，城镇人口在全国人15中所占比例由18%上升到42%，上升了24个百分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约1亿人。

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村就业结构的多元化、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以及其他因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冲击着传统农户，使其出现了多元化分化的格局。

这种推动农户分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1.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我国农业大体上摆脱了传统的‚内卷‛式的发展模式。

根据黄宗智的研究，中国传统农业或农户经济大体上是沿着‚劳动投人的密集度增加－总产出增加－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路径发展的，劳动生产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部分农户由粮食种植转向棉花种植与纺织或转向桑蚕业，就属于这种‚内卷‛化的生产模式；20世纪50-70年代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在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业机械、良种、化肥等）的条件下，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4倍的投入，粮食总产量提高了约3倍。

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

相比较而言，在过去20多年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说明中国农业大体上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内卷‛式的发展模式。

尽管中国农业的‚过密化‛问题仍然很严重－－那是人口自然增长太快的结果，但单位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

2004年，农业就业人员大体上维持在1985年的水平上（30596万人与30352万人），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则由2541.6亿元提高到21224.9亿元，增加了8.35倍。

这种状态在粮食种植业的表现是：在粮食亩产逐步提高的前提下，单位土地投入的劳动越来越少了。

在陕西关中地区，许多农户投入粮食种植的劳动已很少了，播种与收割雇用机器作业，除草使用除草剂。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这种提高主要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一些专业化经营，但农业仍面临严重的‚过密化‛、小规模的问题。

2.农业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与农村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促使与推动了农户的多元化发展，使传统农户的分化形成了一种发散状、多路径、多方位的演化格局。

3.城市化和乡镇企业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半工半农的农户成为一种重要的农户形式，从而使‚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这一传统农户的质的规定性面临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外出务工的性质，是一种补充性的劳动，还是一种替代性的就业选择?过去的农户所从事的副业劳动与今天农民工所从事的劳动是不同性质的就业活动，其产业性质亦是不同的。

前者的副业劳动仅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手工业实际上从未成为一种耕作之外的替代性选择，而始终是作为耕作的补充的‘副业’活动‛（黄宗智，2006）。

其原因之一是当时手工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收入水平也很低，还不是独立的谋生就业形式。

因此，对于过去的农户来说，尽管已外出从事副业生产，但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和作为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仍然是完整的。

而如今农民工所从事的就业劳动，至少就其性质而言，一部分已具有了替代性，已是独立的谋生就业形式。

这样，农户成员的外出务工活动就或多或少地破坏了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完整性，尤其是当务工劳动已占很大比重而农业劳动无论是在劳动投入还是收入方面都已占很小的比重这种状况已趋于稳定时，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功能就严重地退化了；相应地，农户作为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也就大大被削弱了，特别是作为自给自足的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大大被削弱了。

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农户家庭仍是一个消费单位，它的消费内容与形式货币化、社会化了，形成了一种居民化趋势。

至此，是不是说‚拐杖‛逻辑已经失效了?或者说这种农户已可以甩掉农业这条‚拐杖‛?对于这一问题，黄宗智是从农业仍是农户的家庭保险的角度来证明的：‚口粮地等于是一种社会保障，或者说是经济保险，因为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起码还有家可归，有地可糊口‛，‚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黄宗智，2006）。

对此，需要说明两点：（1）这种证明是基于农户经济运行的特殊情况（一旦遇到意外），而不是基于正常情况；（2）口粮种植作为一种家庭保险，是以农户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和社会保障、保险的不发达状态为前提的，并且与务工劳动的稳定性、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在总收人中的占比有关。

实际上，‚拐杖‛逻辑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农户的一种结合性择业逻辑，它既可以沿着‚内卷‛化的方向运行，也可以沿着‚去内卷‛化的方向运行，甚至是沿着反‚拐杖‛逻辑的方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