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象

王朔生于1958年，长于北京的部队大院，自1978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短篇处女作《等待》以来不断有作品问世，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也有数十部之多，影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改编自王朔小说。关于王朔的争论在文艺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称他的创作为痞子文学，有人称之为市民文学，有人称之为通俗小说，还有人说它什么也不是。王朔自己也是不甘寂寞，与金庸的论战、对鲁迅的批评帮他赚足了人们的眼球，甚至连曾经沸沸扬扬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也与他有关。然而，即便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被称为“王朔现象”，也是中国当代文坛无法回避的一个符号。

和后现代主义一样，王朔的“痞子文学”一开始就在口诛笔伐的情势下讨生活。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对“痞子文学”横眉白眼、毫不留情。例如，作家毛志成就一直非常看不惯王朔等人的“痞子”作派，他说，王朔几乎使出了主要力气，用之于三嘲: 一、嘲讽一切大德人、大卓人、大善人、大好人，几乎认为不存在。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由俗人、庸人、小人、愚人构成的; 二、嘲讽一切大事业、大活动、大行为、大功绩，好像人类和社会的一切前进或运转，都是由杂七杂八的俗人琐事、小人浊事拼凑起来的，所谓“尘世”就是由髅蚁和烟尘搅动出来的。三、嘲讽文化本身，认为凡是具有文明属性的行为、语言、文字都是“假惺惺”的勾当，好像社会的主要景观就是油人、油话、油腔、油调、油文甚而是污言秽语构成。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王朔的机智幽默、妙语连珠，以及强悍、泼辣、直率的调侃和自嘲，淡化了“新潮文学”故作深沉的道德说教，在悲凉之雾中开出了一条自我放松，自我调节的“找乐”之道。王朔曾坦言，自己的作品即便什么意义也看不出，“起码也让你看一乐儿”。所以，何西来给王朔定位，“首先是消闲文学家”。

王朔式的日常口语凡俗性，消解了知识分子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进而使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王朔对书面语言的颠覆，使“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时髦起来，大众不期然地被改造，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痞子文学中被消解掉了，甚至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于是, 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20 世纪的第三次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之际, 大众文化全面兴起, 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

同时，王朔也敏感的意识到市场和科技正在影响着当代艺术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作家张抗抗认为王朔是当代作家中商品意识的第一个觉醒者，王朔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文字”的价格炒了上去。而文学对大众传媒的利用，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与影视的互动，其次是在媒体上频出“惊人之语”。王朔在这两方面可谓“当仁不让”，以他独具的眼光名利双收了。

王朔认为, 目前文坛有些人对什么都愤愤不平,好像有天大的不公平, 其实现在大家都可以平等、自由地生活, 是从来没有过的好的形势。既然吃写作这碗饭, 就得摸清这一行的行情, 要有一种商人的眼光, 知道什么好卖。如今当作家把自己穷死, 那真不叫本事。“弄出个好东西, 当然应该卖个好价钱”。某些人写的东西失去了读者, 没有了市场。就对整个文化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就高呼人文精神失落了, 其实他们的自尊心失落了。他说, “我原来也埋怨过社会环境的险恶, 人心的高深莫测。现在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咎由自取”。“我看这国家, 这世界挺好, 其实生活好不好, 全看你个人, 再好的社会也有那活得不自在的。各人各安其位, 把自个儿招呼好了, 自个儿给自个儿挣‘享受’,不让国家操心, 不给政府添乱, 不是挺好?”

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 政治思想领域的开明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因而必然产生对以往价值的重估以及对未来价值的寻觅。王朔现象的出现，昭示着大众化的“俗文学”对占正统文学的一次成功的解构和背弃，“王朔现象”的出现也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一点，而通过这个点，我们可以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进行多元化思考。这也正是研究“王朔现象”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