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与《易》之关系述论

早期儒家与《易》之关系述论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王浩
∙字数：2867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摘要：《周易》在中国古代被当作儒家经典之一，孔子作“十翼”之说也久已深入人心。

事实上，《易》与儒家的关系向来就很复杂。

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视角，考察了孔子以至秦汉儒家易学的发展，进而提出了“学术易”、“方术易”之分，或“义理易”、“象数易”、“方术易”之分，探讨了它们的内在关联及其文化意义，并且特别强调了“象数易”的独特地位。

我们的考察和区分，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早期儒家与《易》之关系乃至整个易学史的发展。

关键词：早期儒家；《易》；汉代易学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3—0053—0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

”
众所周知，《周易》在中国古代被当作儒家经典之一，而在有关儒家宗师孔子的最可靠的经典文献——《论语》——中，述及孔子与《易》之关联的却仅如上两处。

虽然如此，在后人心目中，孔子与《易》之关联却大非如此简单。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之《六艺略》对此论曰：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世，世历三古。

此处“人更三世，世历三古”以成《周易》经传，尤其是其中的孔子作“十翼”之说，影响极为深远，其所言于史实虽未必尽合，但它把《周易》经传至汉代易学的发展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看到了《易》与卜筮的关联，而且看到这种关联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

那么，孔子乃至秦汉的儒家与《易》之关联究竟如何?笔者以为，这一问题关系易学史乃至文化史甚大，故本文试图从文献学的视角，对此略作申明。

由于汉代易学上承《周易》经传之统，下开易学史上所谓“象数易学”之先，因此汉代易学源流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一、目录学的线索：两派或三派
按汉志《六艺略》著录易类著作13家、294篇，并云：
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汉兴，田何传之。

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盂、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这大致代表了汉人对西汉的《周易》本子和易学派别的了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汉志中除《六艺略》外，《数术略》下蓍龟类15家中尚著录有8家以“易”为名之书。

这与我们通常把《周易》看作儒家经典的印象似乎不太相合，颇耐人寻味。

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
就曾提出异议：
《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

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
就学术渊源而言，章氏之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古代目录学的实况看，汉志关于易类图书的这种分类却为后世史志所继承。

如唐人修撰《隋书·经籍志》，分图书为经、史、子、集四部(释、道类图书附四部之后)，其中经部易类图书69部、551卷，通计亡书合94部、829卷；此外，子部(包括汉志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五行类图书272部、102 2卷中亦有62部以“易”或“卦”为书名者。

其后，历代正史有艺文志或经籍志者，其部次别类，莫不类此：《旧唐书·经籍志》经部著录易类图书78部、673卷，子部五行类图书113部、485卷中亦有29部以“易”或“卦”为书名者；《新唐书·艺文志》经部著录易类图书76家、8 8部、665卷(原注：“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是则合计8 8家、103部、996卷)，子部五行类图书60家、160部、647卷(原注：“失姓名六十五家，袁天纲以下不著录二十五家、一百三十二卷”)中亦有39部以“易”或“卦”为书名者；《宋史·艺文志》经部著录易类著作213部、1740卷(原注：“王柏《读易记》以下不著录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是则合计232部、1926卷)，子部五行类所著录853部、2420卷图书中，亦有68部以“易”或“卦”为书名者，子部蓍龟类所著录35部、100卷书中亦有23部以“易”或“卦”为书名者；《明史·艺文志》经部著录易类图书222部、1570卷，子部五行类104部、861卷图书中亦有9部以“易”为书名者。

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易类图书也大致继承了上述分类法，并对此作出了解说。

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易类图书158部、1757卷，附录8部、12卷；另有存目31 7部、2371卷(内46部无卷数)，附录1部、1卷；其序并谓易学有“两派六宗”：《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起其论端。

姑且不论“六宗”之说是否符合易学史原貌，“两派”之分则已为学者多所认同：此即易学史上所谓“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之分。

然而，该目《子部·术数类》所录书中亦有以“易”为名者，其序并谓：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其要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

是则数术(亦即术数)之学亦为易学一派，只不过在四库馆臣眼中，它是有别于作为易学主流的“两派六宗”的支派而已。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其实，上引《四库全书总目》所述已经肯定了易与数术的渊源关系，而这一点也可从文化史上获得佐证：
(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也就是说，“易”与“数术”皆为史卜等职官所掌。

倘若我们接受章学诚所谓上古“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的看法，则可推断易与数术同出一源；然而，“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这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下替、私学兴起时的情况，其原因是汉志所谓“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从而导致职官体系的瓦解，即通常所谓“礼崩乐坏”。

在这个过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诗》、《书》、《礼》、《乐》等资源，把它们理性化、伦理化了；对《易》也
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凸显其人事意义，而淡化其神秘意味，《周易》即是这一理性化过程的结果。

当然，与《易》有关的卜筮等神秘因素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方面，它们转化为数术
之学，继续在民间流传，并且如下文述及汉代易学源流时所见，它们还不时被有所选择地吸收到正统易学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所承载的原始思维，又积淀、转化为《周易》经传乃至后世易学中的象数观念。

如此看来，《易》与数术——至少数术中与《易》有关者，可视为易学或易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学术易”与“方术易”。

具体说来，所谓“学术易”，是指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系统中的易学，主要从属于传统的经学，如上述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其地位是随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确立的；而所谓“方术易”，则是指儒家易学系统之外的易文化，如数术、方技之学中与易学有关者以及道家与道教易学等。

换句话说，易学或易文化系统其实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义理易、象数易和方术易。

就汉代易学而言，学术易主要是指儒家的象数易，即施、孟、梁丘、京、费、高诸家易学，其中费氏易学又是后世义理易之所从出；而方术易则主要包括数术之学中与易学有关者及道家易学、道教易学等。

当然，以上只是就大概言之，下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汉代易学发展的具体情况。

二、史籍所见汉代易学源流：易学与文化传统
汉代易学源流的具体情况已难考定，但其大致脉络还是可以勾勒出来的。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肝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
《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

如此看来，汉初田何易学可上溯至孔子，而我们将会看到，田何易学又可以说是汉儒易学之鼻祖。

今据史传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等，试述如下。

孔子易学传于鲁人商瞿之后，六传至齐人田何，时当西汉初年，易学遂逐渐兴旺起来。

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田何弟子王同及再传弟子杨何。

如《史记·儒林列传》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茁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

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

广川人孟但为太子门大夫。

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

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汉书·儒林传》也有类似记载。

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司马谈亦受《易》于杨何，可见杨何易学在汉初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其学术风貌及后世传承已不得而知。

田何弟子除王同之外，《汉书·儒林传》还提到了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注《易传》数篇，其中尤以丁宽较为杰出，影响也很深远：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

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

宽授同郡砀田王孙。

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

繇是有施、孟、梁丘之学。

由此看来，丁宽易学主要是章句训诂之学，后经其再传弟子施雠、孟喜、梁丘贺而发扬光大，代表了汉初易学的正统。

据《汉书·儒林传》，施雠字长卿，沛人，从田王孙受《易》，宣帝时为博士，授琅琊鲁伯，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邴丹(曼容)；施雠又应梁丘贺之请，授其子梁丘临和门人张禹，张禹授淮阳彭宣、沛人戴崇(子平)。

施氏后学中以张、彭之学影响较大。

又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戴崇之子戴宾以施氏易授陈留刘昆，昆传其子刘轶；又有广汉景鸞，亦能理施氏易。

施氏易后来遭西晋永嘉之乱而亡。

据《汉书·儒林传》，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初从田王孙受《易》，后“得易家侯阴
阳灾变书”，且声称得自田王孙临终真传，遭同门梁丘贺等驳斥。

孟喜授魏郡盖宽饶、同郡白光(少子)、沛人翟牧(子兄)，后二者皆为博士，故孟氏易学仍显于当时。

又有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学者皆以为“非古法”，自云受于孟喜，孟喜亦嘉许之。

又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及《两汉三国学案》，后汉洼丹、觟阳鸿、任安、梁竦、许慎、甘容、夏恭、袁安、袁京、袁敞、袁彭、袁汤、尹珍、徐淑、宗资、袁太伯、虞叔雅、冯颢、虞光、虞成、虞凤、虞歆、虞翻、杜微等皆习孟氏易。

永嘉之乱后，孟氏易有书无师，唐以后亦亡。

据《汉书·儒林传》，梁丘贺字长翁，琅琊诸人，先从杨何弟子京房受《易》，后京房出为齐郡太守，乃更事田王孙。

梁丘贺授子梁丘临，临授五鹿充宗及琅琊王骏；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及沛人邓彭祖(子夏)、齐人衡咸(长宾)，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之学显于当时。

又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及《两汉三国学案》，后汉代郡范升、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习梁丘易，范升又授京兆杨政；颍川张兴习梁丘易，子张鲂传其业；又有南阳张堪、京兆祁圣元、杜晖，亦治梁丘易。

梁丘易亦亡于西晋。

稍后于施雠、孟喜、梁丘贺者，有京房。

据《汉书》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和《儒林传》，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受《易》于梁人焦延寿(赣)。

焦氏自云尝从孟喜问《易》，而当时孟喜已死，京房以为焦氏易学即孟氏易学，但孟喜门人翟牧、白光都予以否认。

《汉书·儒林传》也指出：
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独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

可见焦、京易学是孟氏易学之后的又一支突起异军。

京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另，淮阳宪王舅张博、中郎任良亦从京房受学。

京房本人以明灾异得幸，其易学也得立为博士，后京房坐事遭诛，其易学亦被废黜，然成帝时长安谷永仍以通京氏易、善言灾异而知名。

东汉光武帝时，京氏易复兴，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及《两汉三国学案》，其时习京氏易者有汝南戴懑，南阳魏满，沛王刘辅，北海郎宗、郎顗父子，董春，京兆第五元先，弘农杨秉、杨赐父子，广汉折象，豫章徐樨，京兆韦著，济阴孙期，涿郡崔瑗，弘农刘宽，唐檀，河内杜乔，南阳樊英，郧人李禺，陈留范冉，山阳度尚，灵州傅燮，韩宗，广陵张舷，东海王朗、王肃父子，弘农董遇，昆陵陆烩等。

另，三国时东吴陆绩曾注《京氏易传》。

其后，京氏易即有书无师，传承线索不甚明了。

以上施、孟、梁丘、京四家之学皆得立于学官，而民间又有费、高二家之学。

据《汉书·儒林传》，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以治《易》为郎，至单父令，其学“长于卦筮，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授琅邪王璜(平中)；《后汉书·儒林列传》又说其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

费氏易学已难知其出，但有学者考证，认为也出自田何
一系。

费氏易学的早期传承线索也不十分明晰，除上述王璜之外，据《两汉三国学案》，还有南阳韩歆、京兆挚恂(即扶风马融之师)；另据《隋书·经籍志》：
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

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

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

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

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

是则费氏易学为后世义理派易学所本。

所谓“高氏”，是指高相易学。

据《汉书·儒林传》，高相，沛人，与费直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授其子康及兰陵毋将永。

《隋书·经籍志》则云高氏易学出于费直弟子王璜，如此则高氏易亦可上溯至田何。

此外，据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汉初传《诗》大家韩婴亦习《易》，授其孙商，其后人有涿郡韩生者，曾为习孟氏易的盖宽饶之师；又有陆贾、刘安、魏相、朱云、桓宽、刘向、扬雄、谯玄、任延、冯逡、何武、苏竟、马廖、崔篆、王景、班固、王符、许峻、杨由、段翳、徐宣、徐宪、徐防、向长、荀悦、宋衷、刘表、徐斡、陆绩、何晏、孙炎、姚信、程秉、
袁准等，不知宗派。

东汉易学以京氏易和费氏易为主，但是传费氏易的学者如马融、郑玄、荀爽等大多已受到京氏易和纬书的影响，对于费氏易学之师法也有所取舍，这在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郑玄、王肃那里尤为明显。

此外，东吴虞氏，五世传孟氏易，至虞翻，将其卦气说引向卦变说，为汉代象数易学之最有特色者。

又，王肃解易，略于象数，注重义理，影响深远；及至魏晋间，遂出现了背离师说、自由阐发义理的名士易学，其中以王弼、韩康伯之《易》注最为盛行；到了隋代，王、韩之注独尊，此前能与之分庭抗礼的郑注及其他各家之说则逐渐衰亡了。

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
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

孟氏、京氏，有书无师。

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

齐代唯传郑义。

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唐孔颖达等作《周易正义》，即取王弼、韩康伯合注之《易》，是为后世通行之本；其后，又有蜀人李鼎祚不满王、韩之注，于是博采汉魏晋唐诸家之说，撰成《周易集解》，其中所存汉代易学材料尤为珍贵，后人之所以能了解汉代象数易学，此书之功甚大焉。

要之，汉代施、孟、梁丘三家易学，守章句师说，且可上溯至孔子，因而得列于学官，可视为汉代学术易(儒家易)之正宗。

然而孟氏又“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其学已不纯，且为时学所讥；京房承其绪，又“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虽托诸孟氏，实自成一家，后亦得立于学官；孟、京之学，又发展为《易纬》之说，亦与章句之学有别。

由此看来，孟、京二家之学虽有学术易之地位，却吸收了当时方术易中的许多因素。

此外，费氏易后来虽然发展为义理之学，但其说“长于卦筮”，实不可以后世义理之学目之；高氏易则“专说阴阳灾异”，且自言出于丁宽，而丁宽曾从周王孙受“古义”，此“古义”或亦与卜筮之类的方术易有关。

另，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为道教易学之先驱，其思想资源中除黄老学外，亦有京氏易学和图纬之说。

可见，汉代易学的具体情况是很复杂的，通常所谓“象数之学”实难究其竞。

这种情况其实与汉代思想、学术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分析，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是汉代思想的两条主线，汉代易学中学术易(儒家易)与方术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这两条主线纠缠交织的体现。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又是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关系的体现：大、小传统毕竟同出一源，二者分离之后，大传统规范并导引着整个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则为大传统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和素材。

易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就易学或易文化系统而言，在大、小传统的错综纠缠的关系中，象数易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如我们在考察汉代易学源流时所见：从思维方式和学术渊源上来看，《易》与卜筮本不可分，或更准确地说，《易》是在卜筮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在《周易》经传中，卜筮以及相关的神秘因素被逐渐淡化了，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卜筮的象数化的整理和义理化的解说；在汉代易学中，首先作为大传统出现的是象数易，但它与作为小传统存在的方术易的关系始终难解难分，而且正是在二者的关联中孕育了后世的义理易。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上来看，象数易都处于方术易与义理易之间的关键和中介位置上。

三、代结语：出土资料的参证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出土资料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也日见深广，其中易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尤为喜人：大批先秦、秦汉卜筮资料与简帛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周易》经传及易学源流的了解。

人们认识到，汉志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成《周易》经传之说，于史实虽未必若合符节，却也表明《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之作，且于史实亦相距不远，
目前所发现的出土资料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关于这些出土资料，学者多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以下仅就其中与本文主题有关者略作说明，聊作本文之结语：
第一，我们把易学分为学术易——其中又有象数易和义理易之分——和方术易，并将其对应于易文化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而此两者本同出一源，其源即流行于上古的占卜之风；其时占卜方法不止一种，根据考古发现，学者们多以为《周易》的起源与其中的龟卜和筮占有关：卦爻辞可能就是从占卜记录中整理、抽绎出来的，其作成当在西周早期；而卦爻象则是由商周“数字卦”演变而来，其定型的具体时间虽不十分清楚，当亦不晚于东汉。

第二，上文曾述及古有“三易”之说，但由于《连山》、《归藏》久已不传，今仅存佚文，故已难考其详，甚至令人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的战国晚期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部分被定名为《易占》的，后经学者研究，认为即是“三易”中的《归藏》。

可见，《连山》、《归藏》先于《周易》或三者并传并非没有可能。

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周易》来看，其经文、传文都与今本有异，尤其是其卦序，与今本“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之序迥异，当出自今本《周易》之外的另一系统；曾有学者考证并推断，帛书卦序与京房八宫卦序及北周卫元嵩《元包》卦序有某种类似之处，很可能是由《归藏》系统演化而来。

第三，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战国楚简中有残本《周易》，但无传文。

从内容上来看，楚简《周易》的文字与帛书及今本《周易》大体相似，其卦爻象和爻题也与帛书及阜阳汉简《周易》一脉相承，只是其卦序似乎比较特别，或许与占法有关。

第四，马王堆帛书《周易》传文多记孔子与子贡等弟子论《易》之语，从这些讨论中不难发现，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周易》确是多所深究和发明，这些深究和发明是向着脱离卜筮等神秘因素的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的。

看来，孔子作《易传》十篇之说的确并非空穴来风。

第五，《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是在汉代，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即使是在汉代，也存在不同的《周易》本子和易学派别，当然，其间分别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泾渭分明。

其中，汉晋以来整理定型的通行本《周易》，当即出于上文所述费直、王弼一系的义理易。

此外，汉代至少还存在另两种《周易》本子：一为马王堆帛书《周易》，大致可归入象数易系统；另为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竈墓中出土的竹简《周易》，其经文后附有大量的卜辞，却没有传文，且竹简与占卜用的太乙九宫式盘同出，当属方术易系统。

出土资料的参证，再次说明了早期儒家与《易》的扑朔迷离的关联以及易学系统构成的复杂性。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