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教育如何解决“钱学森之问”
教育如何解决“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指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上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关于教育、人才和科技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首先，教育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重要途径。
教育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基石，也是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让他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其次，人才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
虽然我们的学生数量很多，但是很多学生并没有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导致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拥有竞争力。
再次，科技的发展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重要途径。
虽然我们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投入到科技的研究和开发中，从而推动科技的发展和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同时，我们也需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具备科技素养，从而能够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占据更好的位置。
此外，社会环境的改善也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重要途径。
我们需要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企业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学生们探索科技和艺术的可能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推动科技的发展和解决钱学森之问。
总之，教育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重要途径。
我们需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让更多的学生拥有竞争力，同时也需要注重科技的发展和改善社会的环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解决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究竟在问什么
“钱学森之问”究竟在问什么近年来，在纪念敬爱的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年前后，我应全国多所大学之约，作了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谈钱老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报告或讲座。
在互动环节中，在会上和会下，不少师生，包括学校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引起广泛关注的人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提出的问题较多。
本着对社会负责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自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学习、调查研究与思考。
现把我对该问题的理解归纳如下，与读者朋友交流。
“钱学森之问”的出处据我的学习和了解，人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并不是钱学森先生本人所言，而是别人归纳出的。
它始见于钱学森先生逝世后的第12天，即2009年11月11日安徽的《新安晚报》。
该报刊登了沈正斌等11人给教育部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的，题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
信中把钱老谈的，关于什么样的大学办学模式才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问题，归纳概括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把这句话说成是“钱学森之问”。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在《新安晚报》刊登了这封信的第二天，即2009年11月12日，《人民网》记者采访钱学森先生的秘书凃元季先生时，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表述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并刊登在次日即200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
事隔两天，在不同的报刊上，“钱学森之问”已经从“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变成“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了。
认真或细心一些的读者如果注意到这两种提法的区别就会不禁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学森先生究竟是怎样说的？他的相关思想准确的表述是什么？”一周后，即从2009年11月20日起，至12月2日止，《人民日报》以求解“钱学森之问”为题，连续六期刊载了讨论文章。
钱学森先生的原话是什么？我只查到以下两段：1. 经国务院办公厅审核，由新华社公开发布，刊登在200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报道是：2005年7月29日，温总理探望住在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病房中的钱老时，温总理谈了未来15年科技工作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后，钱学森说：“您说的我都同意。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爱因斯坦
二、科学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形式
• 科学审美意识
哥白尼
狄拉克
三、创新素质的培养
1.破除对于科学创新的神秘感 2.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育全程
汤川秀树
维纳
玻尔
3.培养收敛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四、启发创新思维的方法
鼓励和爱护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好奇心 ； 培养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 鼓励不同见解，尤其不要急于把反对意见挡回去； 充分利用不同信息相互碰撞提供的偶然机会， 在不同思路的交叉点上寻找突破口； 采取各种技巧，造成丰富的联想；灵活地利用 各种类比，使不同的信息相互利用 ； 要鼓励自己动手；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踏着历史的足迹探寻物 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姜山中学
沈志霞
一、创造性思维的起点
“科学始于观察”
归纳——演绎
亚里士多德
培根
伽利略
玻意耳
一、创造性思维的起点
“科学始于观察”
假设——演绎”
康德的星云假说
道尔顿的原子论
亥姆霍兹等能量 守恒定律
进行科学美学教育，提高学生的科学鉴赏力 ；
一、创造性思维的起点 “科学始于问题”
爱因斯坦
一、创造性思维的起点 范式模式
牛顿
一、创造性思维的起点 审美模式、信念模式、思辩模式等多种
模式的共同作用
爱因斯坦 狭义相对论
二、科学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形式
•思 辩
伽利略
开普勒
二、科学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形式
• 创造想象
汤姆孙
卢瑟福
法拉第
爱因斯坦
二、科学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形式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理解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理解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
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科学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涉及到了科学的本质和特点。
科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方法论，通过观察、实验和推理来揭示事物的规律和本质。
科学的目标是解释自然现象，探索宇宙的奥秘，以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秉持着客观、精确、可验证和可重复的原则，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实验和理论构建。
观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描述，科学家可以发现问题和现象。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变量的控制和对比，科学家可以验证假设和推断。
理论构建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总结和归纳，科学家可以建立起理论框架，解释和预测现象。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们的思考和创新。
科学家们在探索未知领域时，常常面临着困惑和疑问。
正是通过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科学家们才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
钱学森之问：“什么是科学？”就是他对科学本质的思考和探索。
对于钱学森的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科学是一种基于证据和逻辑的知识体系，它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获取数据，通过推理和归纳来解释现象，通过验证和预测来检验理论。
科学的特点是客观、可验证和可重复。
科学的客观性意味着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应该保持中立，不受主观情感和个人偏见的影响。
科学家们应该根据观察和实验结果来提出理论和结论，而不是根据个人意愿或信仰。
科学的可验证性要求科学家们提供充分的实验数据和方法，以便其他科学家能够重复实验并验证结果。
科学的可重复性要求科学家们在研究中使用清晰、准确的方法和步骤，以便其他科学家能够重复实验并得出相同的结果。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
科学家们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往往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假设，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实验，以求得更准确、更全面的答案。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新的知识和理论往往是在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对钱学森之问的理解和解释
对钱学森之问的理解和解释“钱学森之问”是指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2005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环境提出的尖锐问题。
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要理解和解释“钱学森之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教育体系的问题钱学森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首先，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分数和考试，而忽略了对学生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这种教育模式导致了学生的思维僵化，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中国的教育体系缺乏个性化的教育，学生缺乏自由度和自主性，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
1.科研环境的问题除了教育体系的问题，钱学森还指出了中国科研环境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科研环境过于追求短期成果和量化指标，而忽略了长远发展和质量提升。
这种科研环境导致了科研人员的思维局限和急功近利，缺乏对重大科技创新的追求和探索。
此外，中国的科研环境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如科研资金分配不公、科研人员评价机制不合理等，这些也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1.社会文化的问题“钱学森之问”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些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服从、遵守规矩，而创新和独立思考则被视为离经叛道。
这种社会文化氛围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使得培养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更加困难。
此外，中国的社会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浮躁和功利的心态，这也影响了人们对科技创新的追求和投入。
为了解答“钱学森之问”，我们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反思和改革。
以下是一些建议：1.改革教育体系首先，我们需要改革教育体系，注重对学生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这包括改变过分注重分数和考试的教育模式，加强对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
其次，我们需要推行个性化的教育，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
这需要教育机构减少对教育的限制和干预，增加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
钱学森之问对教育的启示
钱学森之问的教育启示
说起钱学森老先生，那真是个大写的“牛”字！他老人家问的那一句“为啥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嘞？”嘿，这问题，直接戳到了咱们教育的脊梁骨上。
咱们四川人讲究的是“巴适”和“实在”，教育这事儿，也得这么来。
你看嘛，现在娃娃些学习压力大，书包重得跟座山似的，但学的那些个东西，到社会上能用上几成？咱们得反思，是不是教学方法太死板，娃儿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给压没了？
教育嘛，就像是种庄稼，得讲究个“因地制宜”，每个娃儿都是块不同的地，得用适合他的法子去耕。
不能一刀切，全都往应试那条路上赶。
得让娃儿们多动手，多实践，心里头那点小火苗，得给它添柴加火，烧得旺旺的。
还有啊，得培养娃儿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别啥事都等着老师给答案，得学会自己问问题，自己找答案。
这样，将来他们走出校门，遇到啥难题，都能不慌不忙，自个儿想办法解决。
钱老的问题，就是提醒咱们，教育得改，得往好里改。
咱们得让娃儿们在学校里，不仅学到知识，更能学会怎么学习，怎么创新，怎么做人。
这样，咱们国家才能源源不断地冒出杰出人才，让世界都瞧瞧，咱们四川，咱们中国，教育也是顶呱呱的！。
博士政治课作业——钱学森之问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几点思考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
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
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
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
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
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满足虚假的数字繁荣中惊醒过来，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去思考教育发展、考察人才培养。
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寻找方案，这样很可能会抓错药方；而是应静心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原因找到了，破解之道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钱学森之问”演讲稿
“钱学森之问”演讲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我想谈论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值得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指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72年访问美国期间，当时美国反战浪潮已经达到高峰，他向美国记者发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但是你们还有人口问题。
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的饥饿、衣着、住房等问题。
你们能告诉我，原子弹和导弹的谁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深刻，意味着科学技术应该为谁谋利益，为谁服务。
科技是人类进步的力量，但科技开发也需要协调社会的利益，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
我们都知道，人口问题是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国家的扶贫开发、城乡协调发展、教育环保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科技获得了显着进步，但社会存在一定问题，如社会矛盾激化、教育资源失衡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削弱了科技的承载力。
作为演讲发言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强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深入推进行业熟练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吸收社会各方面建议和意见，增强科技成果的应用实效和自身含金量，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当然，这也需要我们从自己身上开始做起。
我们坚信，我们在工作中取得的进步与成果，铸就了我们不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也要为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共同进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最后，钱学森先生的“钱学森之问”提示我们，需要始终谨记科技服务于人民，科技成果也应该为人民的福祉服务。
让我们坚持科学的态度，追求科技进步与社会和谐共生。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
这个人就是李约瑟。
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
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你是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的
“钱学森之问”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启示1 “钱学森之问”的提出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对火箭与航空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他还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新的学科领域，对我国科技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先生认为我国并没有全力发展起来，是由于我国大学创新性不强，其现有办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没有突出的“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引发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遍关注，然而这个疑问并不是在某一个领域就能简单解答的，而须要整个教育界、科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协同配合来研究破解。
2 杰出人才难以“冒”出的症结所在2.1 教育与受教育根本目的的异化对于学生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后就可以找到一份稳定轻松又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很多学生在学校都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为目的，没有从内心想要进行科学研究，想要真正做出点学问，甚至很多人只为拿到一个毕业证和学位证而进行学习。
这些学生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全面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科研成就，而是成为立足社会，求得生存的一种手段。
迫于我国教育升学体制的压力，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多以升学为目标，功利性很强，尤其是当今社会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升学带来的压力更大。
而高等教育大多以就业为目标，却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导致学者无法专心科研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的回馈上，这是我国教育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2.2 以知识评价制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于我国的教育而言，升学率、分数是束缚创新教育发展的枷锁。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百科名片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
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钱学森在中国带动和推进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90年代国内提出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应用等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看法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看法钱学森之问，最重要的是他对科学的思考和追问。
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深知科学的重要性和科学家的责任。
他关心科学的发展，关注科学的意义和影响。
钱学森之问，是他对科学进步的思考和对科学未来的期待。
钱学森之问，可以分为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他关注科学的目标和方向。
他认为科学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类，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科学应该为人类的福祉和发展做出贡献。
其次，他关注科学的方法和过程。
科学应该以客观、严谨、合理的方式进行研究，遵循科学的原则和规律。
他强调科学家应该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品质。
再次，他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科学家应该积极与社会合作，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
最后，他关注科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国际合作能够促进科学的繁荣和进步。
钱学森之问，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启示和思考。
在现代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科学的进步和科技的应用。
我们应该思考科学对人类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如何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科学的规范和伦理，遵循科学的原则和道德。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科学的研究和创新，为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钱学森之问，是对科学的思考和追问，也是对科学家责任的思考和追问。
作为一位科学家，我们应该不断思考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积极参与科学的研究和创新，为人类的福祉和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的原则和规律，严谨地进行科学研究，勇于探索未知领域。
我们应该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积极与社会合作，推动科学成果的应用和转化。
我们也应该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科学的繁荣和进步。
钱学森之问是对科学的思考和追问，是对科学家责任的思考和追问。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的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航天事业。
他的思考和追问，激励着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更加关注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为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钱学森 的“世纪之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引起了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
一年多来，无数的专家学者一直在探寻它的答案。
有的认为要去大学行政化，有的认为要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权威的精神，有的认为要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我总觉得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回答钱学森之问。
近日，笔者再一次前往福建上杭古田瞻仰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址，往日的疑惑又一次涌上心头：为什么1929年12月召开的只有短短两天的古田会议能铸就红军的军魂，甚至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是历史成就了古田会议，还是古田会议造就了历史？我查阅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并认真阅读了被誉为精华的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
不难看出，其核心就是加强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通俗地说就是提升了党和军队的内在素养。
正当我琢磨提升内在素养为什么能产生如此神奇的效应时，脑际间闪过厚德载物这个成语，让我心中的疑团豁然开解。
厚德载物，旧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
换句话也可以说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具有高深的修养。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商业界也有句名言：小富靠智，大富靠德。
这一道理似乎可以解释诸如此类让人扼腕叹息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有些才华横溢的官员前程大好时因贪污腐败而落马；为什么有些老板和企业因赚昧心钱而致多年聚集的财富在瞬间化为乌有；为什么有些小有名气的歌星影星因斗殴吸毒而早早陨落。
说到底，是德薄载不了物载不了福啊！为什么厚德能载物呢？古代老子认为，正是因为仁爱厚德，所以才能做到英勇无畏。
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钢教授讲过他旅美期间遇到的一件事：1988年，美国最大的黄石公园发生了特大火灾，由于火势一时难以控制，有关部门发出招募灭火志愿者的通知，每小时的工资是7美元（相当于餐馆打工的工资）。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在钱学森先生去世之前，温家宝总理曾去看望过他，而钱老先生那时留下了一个值得全国人民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前人们就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我想这是钱学森之问的具体表现。
新的诺贝尔奖再次公布，科技方面，中国人的名字依旧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或许有人会说曾经有华裔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们是在国外学习国外研究，跟中国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几百年来从未在中国出现理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连小小岛国日本都出现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
1、文化遗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根深蒂固的＂求稳守成＂思想让我们在发展科技的路途中显得格外艰难。
在封建社会，我们曾经的清政府就十分＂守成＂。
他们自认为我国地大物博，强大富饶，殊不知西方国家靠着敢于创新的精神是他们强大。
工业革命后，西方经济快速发展，早已超过了我们。
如今，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思想上却仍有束缚，不敢大胆创新。
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种下的根，不容易拔出。
2、当今热议的教育体制也是我们无法大步向前的一大原因。
由于这种填鸭式、唯分数论、没有选择余地的教育体制，年轻一代失去了我们本该有的个性！＂高考只有一次＂，＂高考决定未来＂，＂没有高考，我们怎么赢得了高富帅。
＂这凸显了在极大的压力下，学生的思想的禁锢！我们的教育体制是抑制个性的乌云，而家长们对孩子全程安排则是挡住创新的强风。
家长们因为教育体制的限制，不得不逼孩子走一条无法选择的路。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失去个性的本质在于教育体制。
3、我国的基础科技研究投入远远小于技术应用的研究。
我国对于科研往往会在技术领域下功夫，我们要的是实用性，要的是技术转化成短期经济成果，技术改变生活。
想想日本，他们在2001提出了当时嗤之以鼻的目标：三十年要拿50个诺贝尔奖。
如今十几年的时间，日本就有13位获得诺贝尔奖。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也引发了许多国人的思考。
首先从科技文化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文化强调共性，不鼓励标新立异。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进入21世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科学技术酝酿着新的突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当中，科技进步愈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比，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还相对落后。
当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持发展、引领未来，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要坚持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把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开发放在优先位置，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启动一批重大专项，力争取得重要突破。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调整优化科技结构，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
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铸造我国科技事业的新辉煌。
加强科学普及，提高全社会的科学素质。
教育是民族的振兴的基石。
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理解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理解钱学森，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他的思想和贡献对中国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思考和实践中，有一个问题常常被提及，那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定位、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中国的航天事业应该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以自主研发为主导，力争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实现航天技术的自主可控。
同时，要注重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航天技术的发展。
这样的战略定位既能保证中国航天事业的独立性和发展的长远性，也能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推动整个航天领域的进步。
中国的航天事业需要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钱学森曾经说过：“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真正的发展。
”在航天领域，技术创新是推动发展的源泉。
中国应该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
同时，要注重技术的转化和应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推动航天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中国的航天事业需要加强人才培养。
钱学森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它的人才。
”航天事业需要具备丰富知识和高水平技术的人才支撑。
因此，中国应该加强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建设，培养更多的航天科学家和工程师。
同时，要注重人才的流动和交流，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发展，为中国航天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力。
中国的航天事业应该注重应用和民生。
航天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探索宇宙和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发展。
中国应该加强航天技术在农业、环保、通信、定位导航等领域的应用，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同时，要注重航天科普和教育，提高公众对航天事业的认知和支持度，激发更多年轻人对航天科学的热爱和兴趣。
钱学森之问“中国的航天事业该如何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思考和努力。
只有明确战略定位、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加强人才培养以及注重应用和民生，中国的航天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钱学森之问”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 解读方式 # 解答方式
文献综述
“钱学森之问”：
文献综述
1.有关“钱学森之问”的解读方式
傅国亮：钱学森之问”至少有三层意思：一问是“关于杰出人才之问”，二问是“ 关于教育质量之问”，三问是“关于教师水平之问”。
赵颖颖等：“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一次发人深省的思索，需要 社会各界人士的同心同力，共同破解这个难题。
敬请指正，谢谢！
森之问”—文献综述
2016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钱学森“之问
# 背景介绍 # 个人介绍
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
# 解读方式 # 解答方式
“钱学森之问”
# 背景介绍 # 个人介绍
“钱学森之问”
1.背景介绍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 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感慨道：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 个的学术成就，能够和民国时期培养 的大师相比。”接着，钱学森又发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的人才？”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 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 发明创造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 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 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 之问”。
姜文：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展开：意识国家建设和发展需 要杰出人才；二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杰出人才，或者说杰出人才具有哪些特征；三是杰出 人才的培养到底是谁的责任和使命。
时龙：“钱学森之问”是历史之问、国家之问、教育之问。
综上所述，各位学者主张整体观，强调 从整个教育系统出发，主要涉及教育系 统内部、社会支持系统与杰出人才三个 层面来理解。
“钱学森之问”
2.个人介绍
钱学森之问
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 卡 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 —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 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 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 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 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 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 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 为思维科学。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 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 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 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有祖国。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 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 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 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 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 “钱伟长方程”。1954年提出“圆 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 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 的“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 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曾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 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 1986年被选为加拿大多伦多赖 尔逊学院院士。1988年获澳门 东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97 年9月23日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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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摘要：“钱学森之问”被人称之为“教育之问”，2009年10月31日，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遗憾和忧思走了。
可是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却像警钟般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人们在反思，一个有着13亿人口，大学、研究院林立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剑桥大学仅一个三一学院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
其实“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并不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拷问高等教育“为什么不按照培养科学发明创造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中国科学界“两弹一星”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5年，钱学森先生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咋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师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1]。
此话一出，发人深省。
钱学森先生离去了，却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反思的话题。
对于“钱学森之问”，人们不约而同的将剑锋指向了我国的教育，普遍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我国教育的发问，没有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源于我国教育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和要害就在于僵化的教育限制了学生的创新型思维。
从大学，再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是一个固化的模式。
（一）钱学森带给我的思考我作为一名研究生，不敢妄自评论钱老的贡献。
但我深深的意识到，他的去世，给教育界、科学界，给中国，甚至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多么重大。
而随着钱老的逝世，他的那个经世之问再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对当时已经94岁高龄的钱老还能思考着这种问题，发自内心的钦佩。
为什么？这不应该仅仅是钱老一个人的问题，应该是整个中国，整个教育界，科学界，以及各个学科都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
我也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中国这么多高校，中国超过13亿的人口，怎么可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自己成不了杰出人才？！我上了十几年学，我都在干嘛？！中国这么多学校都在干嘛？！然而，我的疑问总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只能在我自己的内心产生少许涟漪。
得亏钱老提出了这个问题，才能引发整个社会的深思，不管能否找到答案，至少会有很多人真正的去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不可能给出答案，但是我想去从下面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二）看看今天的学校吧首先是学校，毋庸置疑，中国新一代青少年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
学校就相当于一盆花朵的培养基，花朵的好坏自然与培养基分不开关系。
钱老是在2005年向温家宝总理提出这个问题的，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温总理找到了六所知名高校的校长，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向他们寻求解决之道。
当时这些校长们给出的答案就是说，中国的高校要进一步的改革，然后在改革中去解决这些问题，要把高校教育做强做大，这样就可以就问题[2]。
我只想说这些个校长说的话是对钱老之问的及其肤浅的回答，是敷衍。
我作为一名学生，还算是了解当今的学校，现在的校长们一脑门子想的不是怎么培养人才，也不是怎么在技术领域去突破、去发明、去创造，主要在忙着“怎样当院士”，“怎么样从外面搞项目”，“怎么样拉关系走门子”，真正把心思放到教学和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上的校长是寥寥无几！大学本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培养大学生，但是今天的大学生是最不受重视的！老师们觉得教大学本科是既没名又没利，所以是匆匆忙忙地应付。
老师不认真教，学生们也很迷茫，不知道大学能学到什么。
到了硕士生这个阶段，也不是说老师怎么想办法去带硕士生，给硕士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钻研学习的环境，而是把硕士生当打工仔用，这些导师们纷纷被称为“老板”。
我个人及其反对把导师称作“老板”，我感觉这是对老师这个词的侮辱！所以，在今天这样一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大学校园里面想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来，这确实难之又难！这些校长面对“钱学森之问”，他们实际上无言以对！考大学为什么？不是为了发明创造！不是为了做杰出贡献！那么，到大学干什么呢？其实无非是谋个好工作！比较容易出国！所以学生本人的学习积极性也会下降！我们今天实际上是一个金钱繁茂的时代，也是一个心灵荒漠的时代。
这个心灵荒漠的时代一直荒漠到了大学生、中学生，当然——包括各个层次的老师都是心灵荒漠化。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培养出一个杰出人才的绿洲来？难！非常难！那么，也就是说，其实“钱学森之问”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领域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
所以，这种浮躁的气氛和这种拜金主义的气息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就不可能解答得了“钱学森之问”。
人才的成长就跟一棵大树的成长一样，它不简单是说局部的土壤很肥沃，它还要跟整个森林气氛相配合。
我们今天实际上是人才成长的一片沙漠，这里面要出绿洲非常困难！在1935年的中国也有腐败，但是那个腐败是人们谴责痛恨的对象！而今天的腐败是人们羡慕的对象，这个问题的差异在这个地方！那时候国民党怎么样腐败、怎么样贪污、怎么样搞得民不聊生……这是人人痛恨谴责的对象。
但是，今天的腐败实际上是在各个机关、各个科研院所、各个大学实际上人人家羡慕的对象，这个差异太大了！（三）教育终究要立足社会从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一直都说，我们在80年代曾经小平同志还有个说法：“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
那么有了这三个“面向”之后，为什么你面向世界面向了现代化之后反倒使得我们这些大学越来越培养不出顶尖的人才？也越来越使我们看不到未来呢？这个改革到底要改向何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我也同意！但是，似乎应该加一些东西：立足于社会。
你只有立足中国、立足实践、立足劳动才能够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80年代之后，因为当时师资的状况——师资“向钱看”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没有说大学老师一心赚钱的，那时候大学老师还比较认真的去教学生。
所以，师资条件变化不大。
到了2000年代——就是最近的这个十年，老师逐渐就不再认真教学生了，教学越来越被忽视了。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就进入了一个人才培养的沙漠地带[3]。
那么，人才怎么成长？如果去盯着金钱，这个长出来的不见得是人才！很可能是“钱才”。
钱学森姓钱但是不爱钱，现在我们很多人他不姓钱但是特爱钱！但是，挣钱有无数办法：炒股票、炒房子。
你只要想着挣钱才是最主要的目标的话，技术只是挣钱的手段，你搞技术绝对不会钻得进去！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借着“他爸是李刚”或者他借着这个“炒股票，炒房地产”发起来了，或者是玩别的什么投机倒把发起来了，他就不愿意去搞技术了。
所以，像钱学森、程不时这样一批搞导弹搞飞机的专家，他们根本跟钱没关系！钱是起保障作用的，钱是起支撑作用的，它不是你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才能够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施展和发挥出来。
（四）究竟何为大学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每当人们谈论起“何为大学之大”这一百年命题时，无不提到当年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掷地有声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何为大师？不是身居要职的高官，不是富甲一方的富豪，而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是人类文化的集大成者和重要传播者。
大学因盛产大师而荣耀于世，大师因大学氛围自由、精神独立而立心立命继绝学。
这样的大学精神观，历经百年沧桑依然深深融入无数知识分子的血脉当中，成为一种集体价值观，所以，当近日北大校长周其凤骄傲地宣布北大1999年至2010年间诞生79位亿元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之首时，“何为大学之大”的百年命题再一次叩击了许多国人的心，激起了又一轮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4]。
当一所久负盛名、以学术和精神屹立百年的大学，不再高调地为它所产生的大师而自豪，不再高调地为它出类拔萃的学术而骄傲，反而高调地以它所盛产的超级富豪而沾沾自喜，恕愚孤陋寡闻，不知道世上哪所顶尖一流的大学敢与之比肩？我所知道的哈佛大学，它要求学生“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它所培养的总统和富豪之多无与伦比，但是没有听说哈佛大学总把富豪和总统挂在嘴边沾沾自喜，相反，倒是那些总统富豪们面对哈佛大学，低下高傲的头颅表示敬重和谦卑；我所知道的牛津大学，它培养了大量诺贝尔奖得主和首相，可当年即使是在任首相布莱尔因私事说情而碰壁发牢骚时，牛津大学也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打算授予他荣誉博士的计划。
这是什么？这就是一所沉淀下来的大学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引领。
从人类文明演进看，那些历经百年千年的名校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坚守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不向世俗谄媚，始终挺拔着独立的学术姿态，才最终因超凡脱俗、卓尔不群赢得了世俗的普遍尊崇。
如果仅仅因为北大因盛产富豪而扬扬自得，就断定大学精神向世俗谄媚、大学精神的某种滑落，那未免以偏概全。
之所以很多人总是从蔡元培那里追寻大学精神，总是从梅贻琦那里怀念“大师之谓”，是因为有太多大学热衷于晒富豪攀权势，不以学术较长短，却以媚俗惊世人。
在那些媚俗的大学里，学术的专业操持常常为行政所左右，教授们的科研课题资金往往为行政机构所派发，大学的斯文气也时时在利益驱动下一地鸡毛；在那些媚俗的大学里，有的导师像企业老板一样忙着跑项目捞好处，研究生们如同打工仔包身工一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有的学者心浮气躁，像充了氢气的气球悬浮空中无法脚踏实地，剽窃抄袭李代桃僵弄虚作假捞名利，更有的大学教授把门下弟子赚钱多少作为衡量本事大小的标准。
充斥着如此铜钱味、名利味、浮躁味、谄媚味的象牙塔，哪里还能让世人高山仰止、让世人自发尊崇？当精神的堡垒矮化到与世俗同高，必然的结局就是连世俗也会对你低看三分。
由此，在人们百年来总是怀念蔡元培、梅贻琦的时候，又何尝没有对当下大学精神抱以某种热切的期待？步履维艰的深圳南科大尽管羸弱不堪、幼小无力，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寄托无数人的期盼，就是希望以“去除行政化、倡教授治校”的这块试验田，能在铁板一块的大学领域开创一条耳目一新的改革创新之路。
在这条路的尽头是这样一幅蓝图———在那里，大学以学术成就论高低，不以财富权势较长短；大学是教授治校、专业主义，而非行政驱动、功利主义；大学教授以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而立身，不以谄上媚俗、低眉顺目求发展；大学因气节、精神而折服世俗，世俗因高山仰止而服膺大学[5]。
末了，请所有期盼大学能够不断产生大师的人们，再一次聆听和深思百年前蔡元培先生那如空谷足音一样的回声吧：“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
”“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五）回归本真自钱老逝世以后，“钱学森之问”似乎成了是整个民族必须直面的大问题，从一向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教育部高官，到虚心谦和、忧心忡忡的教授，再到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青年学子，都在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破解这个命题，其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姿态，令我既感动又觉得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