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第32卷第2期温州大学学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9年3月V ol 32, No 2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19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李 青(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91)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上，艾思奇是一位独特的先行者。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写出了著名的《大众哲学》，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

延安时期，他在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道路时最早提出和论证了“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

解放后，他是努力推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和系统化的主要代表。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研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的历程与得失，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9)02-0003-09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9.02.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获得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开篇曾经讲到：“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

”[1]今天，当我们面对几十年前曾在我国青年中风靡一时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时，也有相同的恍若隔世之感。

当前在学术界回归国学热的大潮之下，新著和重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论著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除了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外，大概就只有毛泽东了，其他人的名字已逐渐在历史中隐去[2]。

但我以为，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不应被淡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努力对我们当今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拓性探索与成果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有的事物”[4]。

可以说，将全部理论奠基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核心。

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实际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改造中国与社会。

它内在地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此，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历了长期、艰辛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是从“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开始的。

那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

正如冯契先生指出的：“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外’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收稿日期：2017-12-25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7BZX003)作者简介：李青(1951-)，男，云南腾冲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4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32卷第2期 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5]为此，中国人民经过了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但是，受历史环境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等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工作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是当时被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是唯物史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和完整体系还知之甚少。

二是这一时期被介绍的唯物史观，大多来自日文翻译的二手材料，而那时的日语译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相当肤浅，译介生硬，错漏不少。

三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还主要限于一般原理的理论性介绍，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体系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还未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更主要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基本上局限于革命的上层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到广大民众中去。

而要使一种革命理论在中国生根开花，就必须首先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接受，才能进一步付诸实践。

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众大多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也不可能自发地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要做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工作。

当时，正是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哲学大众化”的口号。

但是，如何使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大众化？如何使源自西方的哲学被中国的广大民众所理解？这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敢于尝试的难题。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

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

”因此，他大力坚持和提倡在文化启蒙运动中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

他在1934年5月6日于上海《中华日报》上发表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一文中提出，艺术大众化问题必须“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以为挣扎在困厄、苦闷生活境遇中的广大民众提供新的思想和理论，鼓起他们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他坚信，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进步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哲学”就是广大民众的“启明灯”。

但是，怎样才能使抽象、枯燥的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怎样才让新哲学理论与民众“真正的切身问题”联系起来，触动他们的心灵？艾思奇曾经苦苦思索。

正是此时，鲁迅先生在同一刊物《连环图画琐谈》一文中提到：“艾思奇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

这话也并不错。

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仿佛一言通窍，豁然开朗：让民众“‘懂’是最要紧的”！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传播新哲学不能使用西方传统的、书斋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也不能进行抽象的哲学议论，必须另辟蹊径。

艾思奇想到父亲对他的教诲：“为文不要陈义太高，选言太辟或用奇词奥义。

写文章应像白居易，要通俗，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识”①，于是他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哲学的踪迹”，终于找到了一种用最通俗、直白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方法。

借着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负责《读书问答》专栏的机会，艾思奇以读书问答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新哲学论文。

一篇篇既可独立成文、联结起来又是完整体系的《哲学讲话》诞生了，一个个从浅显易懂、生动隽永的小故事引出的哲学道理拉近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人民大众的距离。

这就是他1935年结集出版的《哲学讲话》——后因被国民党屡次查禁而改名的《大众哲学》。

该书一扫书斋哲学艰深晦涩、枯燥玄奥的缺陷，使新哲学的道理轻松地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展示了一种既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又分明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哲学，启发着人们“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特别①参见：艾思奇同志纪念文集编辑组．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92。

李青：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5是它揭示的“万物皆变”的宇宙观和“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打动了许许多多青年的心。

所以此书一问世就深受读者喜爱，在民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仅解放前就印刷了32版，成为国统区白色恐怖之下的“秘密畅销书”，使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许多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并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入研究与贡献毋庸置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里程碑。

而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贡献，也是促进这一理论形成与完善的因素之一。

艾思奇1937年9月奉调延安，从此开始了近10年时间的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但是，党内在思想上并不统一，对“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不是‘狭隘经验论’？”“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等问题，仍然有着诸多议论和质疑。

特别是1937年王明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回国后，强制推行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并“上纲上线”地批评毛泽东等人贯彻国际指示不积极，迫使张闻天在“九月会议”上做检讨，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颐指气使。

虽然毛泽东对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但是，此时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批倒王明一类言必称“马列”的夸夸其谈还不行，毛泽东深感自己的“工具不够”，所以他“一到延安就发愤读书”，尤其是哲学[6]。

也就是这个时期，艾思奇等一批上海地下党的理论工作者奉调前来延安。

毛泽东十分高兴，在欢迎会上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过去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现在我们把老虎请来了！”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之后，艾思奇被任命为抗大主任教员，后又调任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主任。

1938年9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负责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新哲学。

艾思奇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6月21日，“新哲学会”在延安举行了第一届年会。

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的贡献，还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

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今后应进一步加紧理论研究。

“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1939年初，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

参加的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陈伯达共6人。

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里。

每次总是由毛泽东提出问题，让大家准备，而后讨论。

当时主要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问题。

据当事人回忆，艾思奇发言最多。

毛泽东对大家的讨论和意见总是认真听取和借鉴。

后来，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央机关也纷纷成立哲学小组。

艾思奇调中宣部以后，也参加中宣部的哲学小组活动。

当时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

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莫文骅等，以后又扩大到中央文委、中央办公厅以及杨家岭的机关、部队的同志。

每周学习前，艾思奇起草好提纲发给大家研究讨论，并在最后做总结性发言。

那时，艾思奇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这个小组在1941年初成为中央机关的学习模范。

①参见：李景源，孙伟平．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3。

6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32卷第2期 1938年初，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