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 田 松 阴

吉 田 松 阴

1830 年，吉田松阴出生在日本长州藩（今日本山口县）萩馆松下村的一个普通藩士家庭。长州古称长门、周防之国，属于日本西南的中国地区，这里的“中国”并非指中华，而是指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河蟹』，中国地区夹在自古文化发达的九州地区与近畿地区之间，又有平静的濑户内海通道，起着沟通日本东西的作用。著名港口下关是离朝鲜半岛最近的港口，这里还是大陆文化传入日本的桥梁。中国地方疆域辽阔广大，但以山地为主，盆地分布于其间，土地相对贫瘠，又地处西南一隅。但在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中国地方出的文臣武将多不胜数。如“濑户内海智将”毛利元就、“战国阴谋家”宇喜多直家、“阴阳一の太守”尼子经久、“大内的权臣”陶晴贤都在这里度过了轰轰烈烈的一生。


在丰臣秀吉的时代，长州的领主毛利氏曾受120万石之封，领有中国地区的全部。关原之战，德川曾答应西军主帅毛利，战胜之后不削减他的封地。毛利氏上当，消极避战，结果德川军得胜。谁知德川胜利后并未履行诺言，毛利的封地，十去其八。都城也由广岛南移到了萩，封地的减小、收获的降低，使得毛利不得不大量裁减家臣，属下的人民也逃亡了许多。失地受辱的仇恨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毛利一族休养生息，念念不忘的是推翻德川家德统治，报一箭之仇。可是，民少地瘠，实力不够。此后的200余年里，毛利一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实行屯垦、扩大耕地，增加稻谷产量；发展实业扩充军备；控制下关等要冲之地，保持对外交流。通过这些措施，长州藩积聚了巨大的能量。长州家臣首领们在年年的正月初一的五更要聚集在历代藩主的牌位前开会，“讨伐幕府大业准备的怎么样了？”“还不行，还为时尚早！”的对话持续了二百数十年。

幼年时期
文政十三年（公元一八三○年）八月初四，一个值得长州史志大书特书的日子，经过二百数十年的孕育，倒幕的毒芽终于在长州萩城松下村的一个下级藩士杉百合之助的家中破土而出了。这个孩子取名叫作虎之助，是这一家的次男。在他六岁的时候，过继过了他的叔父--吉田大助，继承了吉田这个姓氏，通称虎之助?大次郎?松次郎?寅次郎。变名松野他三郎?瓜中万二。字义卿?子義。讳矩方。又名松阴?二十一回猛士?蓬头子?无一。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在以后直接叫他为吉田松阴。吉田大助对吉田松阴的成长影响极大，吉田松阴后来说，父亲吉田大助对他有两个最大的影响，一是让他知道了尊王攘夷的思想，二是要多读书。

从吉田松阴生下来一直到戍辰

国内战争以倒幕派基本获胜的1868年这三十余年间，史称为“幕末”。这一段时期的日本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德川幕府的统治日益腐朽没落，整个社会动荡不宁，无以休止。幕府依然躲在“锁国”的迷梦中，对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德川幕府统治基础的封建自然经济不断走向解体，幕府以及各藩相继随着经济的解体而变得没落，陷入财政危机，各藩大都债台高筑，如长州藩天保初年欠债银八万贯目。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幕府旨在解救封建危机的享保、宽政、天保三大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多以提倡俭约为主，加重税率，强行减免幕藩债务等措施，最后皆以失败告终。长州藩也实行了“藩政改革”，由于长州地处西南，社会生产力相对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过程相当深刻，农村阶级分化明显，于是采取了不同方法，取得一定成效。吉田松阴的养父和生父都是长州藩下级藩士，由藩府发给禄米维持生活，杉百合之助的知行是26石，吉田大助的知行是57石，和农民的经济水平几乎不相上下。当藩府财政困难的时候，首先牺牲的就是下级武士的利益，大批削减俸禄，甚至只给禄米的一半（半知），以致根本无法凭武士的收入养家活口。吉田大助因为是长州藩立学校明伦馆的军学师范，所以知行略高一点，而他生父以及其他的叔父，为维持生计便不得不设塾教书以贴补家用。他的叔父玉木文之进就在松下村新道一带利用自家的房屋开设了松下村塾，后来由吉田松阴的舅父大久保五郎左卫门继承下来。吉田松阴后来回忆说：“家中的藏书很多，幼时是在村塾里度过的。不单有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如四书之类，王阳明的《传习录》、朱熹的《朱子语类》；而且日本学者的著作也有很多，如水户学的《日本外史》、《新论》等等。因为我的父亲、叔父都是文人，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所以幼时打下很深厚的儒学底子……”

吉田松阴称幼时“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乃是山崎闇斋学派的浅见絅斋根据朱子学大义名分论撰写的《靖献遗言》，评论中国的屈原、诸葛亮、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方孝孺等人以及中国史上的尊王思想。书中有言“（刘因、方孝孺等人）皆以豪杰之才，醇正之学，而笃信朱子，确守纲常，宁避世就义，以各遂其志，与西山饿死，并五匹夫矣。到今风采义气，烈烈如秋霜夏日，昭揭常新。夫然后圣贤纲常之学，实为有赖而朱子在天之灵，于是亦有所矣……”。于是推崇宋学，尤其拥护朱熹。

他非常崇拜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三闾大夫屈原和日本南北朝时期中兴皇权的名将楠木正成。
因为父亲吉田大助是明伦馆的军学师范，受他的影响，吉田松阴学习了山鹿流兵法，九岁的时候便成为明伦馆最年轻的山鹿流见习军学师范，誉为“神童”。他不仅在军学方面颇有造诣，而且也领悟和继承山鹿素行的尊王思想。他在15岁的时候，便应召给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讲解《孙子兵法》，深得藩主赏识。

东北游学
嘉永二年（公元1849），吉田松阴开始了他的游学经历。这一年，他奉长州藩主毛利敬亲之命巡视大津、丰浦、赤马关海岸，对长州的防务计划提出自己的见解。次年，他又出游了九州，处处遍访文武名士，访问了长崎出岛的中国和荷兰商馆，参观了荷兰商船，增加了许多关于洋学以及海外的见识。嘉永四年(公元1851)，他首次到达了江户，拜见了对他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著名洋学家佐久间象山，结下了师生之谊。这一年的十二月，吉田松阴决定和友人去东北游学，但是一直未得到离藩的许可。眼见与宫部鼎藏等人约定的时间日益临近，吉田松阴决定不再求得长州藩的许可，他单身一人离开藩邸前往水户藩，在那里和宫部鼎藏、安艺五藏会合，并留在当地与水户学派的学者探讨儒学。次年，他们游历了游历了白河、会津、弘前、青森、盛冈、仙台和米泽等藩，深入到社会底层，体察民情。与下层劳动人民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深刻体会到了在腐朽的幕藩制度的重压之下，经济停滞不前，人民不堪重负，封建社会已然临近崩溃的边缘。吉田松阴回到长州后，以擅离藩邸之罪削去士籍，削夺食禄。自此他便成为浪人。嘉永六年（公元1853）一月，长州藩主同意他去日本各地游学十年，他随即整装出发，途经四国、大阪、畿内，伊努等地，五月二十四日再次到达江户。

黑船来航

横渡太平洋的航路开通后，从美国西海岸到香港约需18天。日本成为距离美国最近的远东国家，培理认为迄今为止，英国和俄国迄今屡试而未成功的威吓和谋略无法打开日本国门，而“未与日本发生过可以引起不愉快的联想的接触”的美国通过说服和诚意很有可能叩关成功。为此，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将军1852年自西海岸的诺福克港出发，前往远东地区。

培理在他的《日本远征记》第一章开头这样描述了远征的动机“根据美国和墨西哥缔结的停战条约，加利福尼亚地方割给美国。人们看到这个地方濒临太平洋，油然产生扩大商业活动范围的想法。”与亚洲直接进行贸易，必须在途中为轮船补给煤。“由加利福尼亚

到亚洲路途甚长，从何处可以得到煤呢？”“在遥远的东方诸国中，我们应与哪个国家通商呢？”“中国只开放到一定程度，但另外有一个叫做日本的未开放国，这个国家既在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又有诱惑商业经营者的吸引力。”

嘉永六年（公元1853）六月三日，培理在上海由旗舰“萨斯奎汉那”号，军舰“密西西比”号和两艘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共计四艘并六十三门大炮组成的舰队驶入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今东京湾神奈川县南部）商谈开国问题，并强行递交了国书。这些船只由于船体被涂成了黑色，黑船一词也就由此而来，日本人把这次事件称为 “黑船来航”。 自1635年德川家康因天主教威胁而宣布锁国以来，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 是夜，江户城一片混乱，许多居民前往神社祈祷“神风”摧毁黑船，但事与愿违，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此时正在病中，在接到美国国书10天后便辞世，幕府老中阿部正弘面对来势不善的美国舰队，既惶恐又举棋不定，既惹不起又不敢擅自决定开国。于是只好以需要天皇批准为由约定次年答复而接受了国书。加之培理在琉球有紧急任务，将国书交给了幕府官员并说次年春季来听取答复后便撤离了日本。阿部正弘破例邀请各大名、藩士、学者、甚至平民，针对开国之事提出意见。于是天皇及其朝臣、大名及其家臣纷纷举起了救国的旗帜，趁机跃上政治舞台。吉田松阴闻讯立即赶到浦贺，目睹了培理为首的美国海军的蛮横无理和幕府代表的暗弱无能，无比的愤慨。因此吉田松阴相继写下了《将及私言》、《急务条议》、《海战策》、《急务策》等文，向幕府和藩主提出了有关的防务计划和建议，但都没有被采纳。

安政元年(公元1854)一月，培理率舰队又至时，幕府只得与美方在神奈川谈判，三月三日签订了《日美修好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日本自此开国，其他列强纷纷援引此条约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在日本获得治外法权、租界地设立权、单方面最惠国待遇和协定税率待遇。一个独立的日本已经沦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此时，吉田松阴在佐久间象山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审夷情，何以制夷”。他认为，闭关自守无益于于维护民族独立，只有通过取长补短使国家很快的富强起来，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为了探知其实情”，“通宇内形势”，他于三月二十七日夜间偷偷潜入泊于下田海面的美[国***军]舰，希望搭乘美舰去海外留学。但培理不予应允，将他送回到了岸上。吉田松阴因此违反了德川幕府于十七世纪颁布的锁国令

。十一月吉田松阴被送进长州的野山监狱。他的出海之举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是一声震动日本二百余年锁国体制的惊雷。在幕末志士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野山监狱

吉田松阴于当年十一月由江户传马町监狱转至萩市，关入了专门关押本藩武士的长州野山监狱。狱中的生活比较自由，在此羁押的犯人可以在狱中自由的活动。但居住条件极为恶劣。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这个监狱里的犯人平均关押时间已经超过十年。犯人已经普遍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多数人已经准备在监牢里了却残生。而吉田松阴这个犯人则和他们不同，他在干完份内的事情之后便专心致志的学习，“不放过一分一秒的光阴，而不是唉声叹气，感叹命运。他总能寻找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并尽力去实行。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胸怀大志的人很多，欲为实现理想而生活的人也很多。然而当身处逆境，为困难所阻时，则悲叹不幸，舍志而去者不少。或者虽未丢弃志向，却漫不经心的等待时运，徒费时光。”（《吉田松阴》池田大作）。面对着一刻不停的时光，拼命的加以利用。他似乎就是在和书本搏斗，惟恐浪费了一点点时间。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信念如此坚定，在身遭囚禁之时还奋迅不止？对于吉田松阴来说，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挽狂澜于既倒，维护日本民族的独立。而他作为尊王攘夷的先行者，更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身体力行。只有这样，才能光开人臣之道，成为后世的楷模，并且唤醒世人，一起来改变国家的命运。他的号“二十一回猛士”便是因此而取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这个名号，以此来提醒自己，自己肩负二十一回拼搏的使命，他在狱中写下的《二十一回猛士之说》中阐明了其由来：“我于庚寅年（文政十三年）诞生于杉家，长大之后，过房到吉田家为嗣。甲寅之年（安政元年）因罪下狱。一日梦见神人，赐我名刺，其上曰：二十一回猛士，旋即醒来”。事后他自释其意，我生于杉家，“杉”字，表示二十一（“木”为十和八，“三”为三，合为二十一），养父吉田家的“吉田”也表示二十一（“吉”字的“士”为十和一，是十一，“田”字中包含着十，合计为二十一），而把“吉”字的“口”和“田”字的“口”重合起来便成为“回”。另外，他当时的名字叫寅次郎，“寅属虎，虎之德是猛”，以此自称“二十一回猛士”。在吉田松阴在野山监狱服刑的十四个月中，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历史、政治、时事、小说、诗歌等方面的书籍。还写了相当多的著作，如《幽囚录》、《野山监狱文稿》、《回想录》等。学习也

是磨练个人的意志。同时，尊王攘夷的大业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完成的了的，任务非常艰巨，列强虎视耽耽，然而幕府积弱，因此要发动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为了这个目标，吉田松阴在狱中组织狱友讨论时事，并为自愿者讲授《孟子》，还召开俳句会，甚至连狱中看守有时候也参加俳句会。并请富永有邻做大家的书法教师，在其获释后，还请到松下村塾当老师。当时野山监狱共关押了十一名犯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有七十五岁，平均年龄约四十五岁。而吉田松阴当时刚满二十四周岁，又是新进的犯人，按照监狱的规矩，吉田松阴必须承担大多数杂务，包括犯人的饮食起居以及监狱的环境卫生等等。然而在短短几个月里，吉田松阴就成为了野山监狱的中心人物，受到了犯人甚至是监狱工作人员的一致尊敬和信任。而这一切和他拥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人生阅历和高洁的人品是分不开的。

松下村塾
安政二年（公元1855）十二月，吉田松阴出狱，被软禁在家。次年的七月，得藩主允许，在松下村塾讲授“家学”。松下村塾，本来是他叔父玉木文之进利用松本村新道一带的自家房屋而开办的村塾，后来因玉木文之进晋升官职，松下村塾就由其舅父久保五郎左卫门继承下来。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就是以此为基础开办起来的，开始只是招收了几个邻家的子弟讲解《武教全书》，后来学生逐渐多了起来，他便和学生们一起动手，扩建了校舍。他的私塾和专门招收武家子弟的长州藩立学校明伦馆有很大不同。在他的学生中，既有中上级武士家的子弟，也有农民、商人家的孩子。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教育事业。他的教育目的是“上明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辩，下不失孝悌忠信”。其制定了教育纲领的《士规七则》中第一条就是“人有五伦，而君者，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为此，他规定学生必须“不可违二亲之命”要“晨起洗梳，拜祖先”，“东拜天朝，虽病卧不可忘”。义勇质朴、读书尚友等也是他施教的重要内容。所以，他名义上是讲授以孔孟为主的“家学”其实并不单讲书本上的东西，而是结合当时的日本的形势，力图把他的尊王攘夷的思想传播给他的学生，他在讲课的时候，讲至逆臣贼子则怒不可竭，讲到忠臣为国殉节则热泪盈眶。他用自己的心血培育出一大批成就明治维新大业的社会栋梁。

安政大狱
吉田松阴一直都对幕府抱有幻想。他认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大敌在外，岂国内相责哉”。希望“幕府真能一日感悟，奉皇敕，率诸侯，安兆民，驭群夷”， “无愧于征夷大将军”的称号。然而

由美国带头从1854年起迫使德川幕府签订的一系列所谓的“友好条于”。只是揭开了西方列强奴役日本的序幕。“黑船来航”的主角培理在日后写的《日本远征记》中写道，“《日美神奈川条约》只是个开头，却是朝着日一后应该同日本[政*府]之间缔结的通商协定迈出最重要的一步。” 果不其然，安政三年（公元1856）八月，美国驻日本总领事哈里斯到任，开始同幕府谈判，于安政五年（公元1858）提出签订对美国更加有利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吉田松阴指出自日本开国后，一个独立的日本已经沦为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如同『河蟹』战争后的中国。他以美国吞并墨西哥的事实，驳斥了哈里斯所谓的无领土野心的谎言，“唯以其尚无力反假借仁义之言，一旦力足，无疑将日本侵略扩张，西方各国都将如此。”他认为幕府接受美国国书，如同大清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付西方，“善战而后可和，善攻而后可守。今不能战而言和，不能攻而言守，章程虽严，约束虽谨。其必与赵宋、满清归一辙而后已。”腐朽的德川幕府奏请天皇敕请求签约，但支持“攘夷”的天皇不予应允。但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还是强行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化，朝野震惊，舆论沸腾。


吉田松阴闻此消息大怒，幕府对皇室如此不恭，“是天地反覆，阴阳倒置，而纲常灭绝也。凡在神州者，岂旁观坐视哉！”因此“幕府、诸侯早如醉人，扶之无术”，志士须不惜肝脑涂地，要以“草莽崛起之力，近以维持本藩，远则辅佐天朝中兴。”于是吉田松阴和其学生决定暗杀幕府中老间部诠胜，松下村塾也成为了长州志士的活动据点。但此计划因为他们仍对幕府抱有幻想而未能实行。同时吉田松阴也因思想言论过激再度被送入野山监狱。


安政六年(公元1859)三月“安政大狱”，幕府大肆镇压一桥派以及爱国志士，吉田松阴于这一年的七月被解往江户，被大老井伊直弼亲自定为死罪。十月二十七日，吉田松阴高声吟咏着辞世之诗，泰然自若的走赴刑场“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赏在明神。”时年二十九岁。

关于吉田松阴的教育问题

“吉田松阴在幕末是一个重要人物，与其说他是个学者，不如说作为教育家是一个重要人物。”后世的哲学家永田广志如此评价道。诚然，纵观吉田松阴一生，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就是“考松阴生平欲办之事，无一成者，初欲投西舰逃海外求学而不成，既欲纠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长藩东上而不成，事事为当道所抑压，卒坐吏议就 戮，

时年不过三十，其败也可谓至矣。”然而，自吉田松阴死后，全国讨幕攘夷运动风起云涌，成就维新大业，打开日本新局面的众多杰出人物，多为吉田松阴之门人。可见，吉田松阴的教育观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

松下村塾作为一个私塾来说，吉田松阴与学生们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们想起那种非常陈旧的师长与生徒、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封建宗法关系。然而吉田松阴在教学中几乎从来就不动用这种师长的权威来影响学生的学习，在松下村塾的师生之间，更多的是尊师爱生的平等关系。他的学生多数在十几岁和二十五岁之间，平均年龄十七、八岁，其中也有少数九岁和三十五岁前后的。从年龄上看，大多数学生已经过了那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年龄。逐渐从满足求知欲和人格完善等的需要出发，建立起他们和吉田松阴的情感。在吉田松阴看来，所有来松下村塾的学生，都是未来的栋梁之材，他于安政三年（公元1856）撰写的《松下村塾记》中说，“萩镇的未来将从松下村开始，这所私塾将使全村震动奋发，进而为天下输送有用之材。”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追求上进的理想和愿望，都希望自己能在老师的教导下学得一身过硬的本领，正因为如此，松下村塾的学生的出身也是五花八门，既有藩士子弟也有农民、商人的孩子，甚至在松下村被称为不良青年的人也来这里学习。以现在的教育实践表明，最受学生尊敬的就是那些热爱学生，全面关心学生，情操高尚，特别是学问出色的老师。吉田松阴九岁就成为明伦馆的军学师范，其后又有游学九州、江户的直接学到的知识，而且在佐久间象山的指导下通晓国内外历史，拥有着足以教人的丰富知识。


吉田松阴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他的教育观也同样是超越时代。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十分重视“知”与“行”的关系，如先秦诸子的孔、墨、孟、荀等都谈到在 “知”的同时要重视“行”，主张知行结合，以行为本，反对言行不一，学用相悖。虽然后世历代进步的教育家，也十分重视知行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上也有深刻的见解。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总体上来看知行是脱节的，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学究千哉，书总五车”，并未想到要给自己的学问派上什么用场。吉田松阴的教学，并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对要求入塾的学生，一定要询问“你为什么想要学习？”、“因为看不懂书，所以我要学会读书识字”，每当学生这样作答时，他总要正告学生，“不要做学者，对人来说，实践最重要。书籍之类，只要用心，在实践工作中，自然能逐渐读懂。”（《吉田松阴全集》第

十二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正如《学记》中所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松下村塾，学生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吉田松阴在夜间开设的“自由谈”这门课，他上这门课，不使用教科书之类的课本，而是和学生们围坐在火炉边，讲国内时事，论世界形势。学生们在吉田松阴的指导下，围绕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集思广益，互相启发着一起论说问题，针砭时弊，慨叹幕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暗弱无能，抨击锁国体制导致国人对先进文化的无知。并提出个人的见解，寻求解决办法，气氛非常的热烈。当产生分歧的时候，吉田松阴并不是以老师的身份作出对与错的裁断，而是以一个讨论小组的主持人的身份进行启发诱导，既鼓励学生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作到畅所欲言，又要抓住问题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引导讨论想纵深发展；既鼓励学生发扬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又要向学生倡导不固执己见，随时修正错误的学风。这样的讨论时常进行到深夜，甚至讨论到天明。学生们既学到了活生生的知识，又能将这些新鲜有用的知识学以致用，将其用于社会实践。


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执教的时间非常短暂，自从在藩主的允许下讲授“家学”以来，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接受吉田松阴教导的学生多数不满两年，不到一年或者半载者也不少。然而就在这间小屋里走出了大批成就明治维新大业的社会栋梁。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山田显义等人，他们或是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坚，或是建立明治政权，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并向外扩张的骨干，在明治维新的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有很多人虽未直接受教于他，但也受到他尊攘思想和行动的影响。



评价

吉田松阴笃信孟子，至于后世的儒者，对宋儒极为推崇，尤其拥护朱熹。他之所以如此尊重宋学，与水户学是分不开的，主要是由于它的大义名分论。并以此对佐藤一斋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思想加以驳斥。认为在日本，“天下者一人之天下”，并说“今隆兴神州，挞伐四夷者，仁道也”。他认为日本乃是天皇“万叶一统”的皇国，自天照大神以来就“列圣相承”，非他国可比，日本亦因此“尊于宇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说法只适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日本的国情。


因此，“尊王”就是明确日本的“国体”。那就是建立天皇制的国家，振奋国民精神。“美夷与欧同至，我有备何以惧，此备非舰非炮乃吾列岛之大和魂。”他认为“生为人而知所以为人，

明五伦，居皇国而知皇国之体，仕本藩而知本藩之体，以建根基，然后人人各治其职掌者，乃‘道之大本’”。根据这个“大本”，“井然划定大小纲目之后，为夕阳研究之理，亦自己不可废于世。”“夷之大炮船舰，医药之学，天地之学，于吾皆有用，宜采择之”。因此吉田松阴的“攘夷”并非如水户尊攘派那样，排斥西方的“穷理之论”，从“华夷之辨”的观点出发，排斥一切西方的人和事，主张盲目排外和锁国政策。而是要“开国进取”，以“东洋道德”为本，“西洋艺术”为其末，主以“和魂”，辅以“洋才”。要攘的是德川幕府签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和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从这一点，可说是受了佐久间象山的影响。


吉田松阴之所以主张这种“尊攘”理论，表明了以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为首的尊攘派虽然继承了早期兰学者的优良传统，承认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却不能理解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不肯再前进一步承认近代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这除了因为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制度所知甚少这个认知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与在幕末阶级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决定的，他们都是幕藩权利圈内的人物，他们只是要求在幕藩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企图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加强幕藩权力的力量。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主体乃是和幕藩制度共荣枯的。从吉田松阴至死仍对幕府抱有幻想，从他们在幕府对“尊攘”进行镇压的同时，仍只把打击的对象定为幕府内部所谓的“佞臣”，即可看出，阶级局限性在他们身上的作用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可见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派刚刚从封建阶级中分化出来，但与封建主阶层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以在幻想破灭的时候去反幕府，而不会反对封建制度，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虽然吉田松阴作为“尊王攘夷”的旗手，其思想有着种种的局限，但亦符合日本民族利益。在列强在东方架起几座大炮，以武力叩关的大背景之下，他的思想可以说是民族独立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封建制度加西方殖民思想的流毒，那就是在吉田松阴的学说中渗出来强烈的民族扩张思想。“神州临万国，乃是大道根。”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山鹿素行，山鹿素行作为山鹿流兵法的元祖，主要是以军学家闻名，作为一个儒者并没有多大影响，也没有继承者。他是一个主要把力量倾注在建立武士道上的学者，一生身居市井，讲道孜孜不倦，然而在此要说的是山鹿

素行开批判中国之先河，改称日本为“天朝”或“中华”，并说在智仁义勇上“远胜”外国，这在当时是个特殊现象。一则是由于锁国令的颁布导致了日本国内的排外主义抬头，二则在于日本对于一向尊为“大明”，“天朝”的明朝被关外的满清灭亡而产生的幻灭感。这种思想明显的影响到了吉田松阴，古老的文明古国作为日本文化的母体自隋唐起而产生的那一股脉脉温情至此已然消失殆尽了。而由明朝遗臣东渡带来的 “华夷之别”的思想更是使日本人对大清产生了深深的隔膜感。由此以吉田松阴为首的国粹主义者亦自命为中华、神州，对于周围的“诸夷”便无所顾忌了。吉田松阴从“尊王”思想衍生出的日本天皇乃天照大神的子孙，岂能只光照日本四岛，大和民族岂可只屈居二流。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说过：“当今之计，如能以和好牵制二虏（此指美国和俄国），决不可自我生事，宜严章程，某约束，不令其骄悍，乘隙实行富国强病，开垦虾夷，夺取满洲而逼俄，霸占朝鲜而窥清，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三者择其易为者为之，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很明显，他是想建立一个北至堪察加，南至南洋，澳洲，西至朝鲜、中国的东方帝国。至于以后则“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用其语就是要“并吞五大洲”。这种想法亦成为以后日本对外政策乃至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滥觞。

参考文选：

《我的人学》池田大作

《日本史论文集》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

《日本哲学思想史》永田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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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歴史探訪 吉田松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