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藏地的陕商研究

［收稿日期］2017－05－18［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招标课题（项目编号：XT －ZB2017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立云（1979—），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藏经济研究。

明清时期藏地的陕商研究刘立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北京100081；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关键词］明清；康定；陕西商帮；陕藏贸易；“一带一路”［摘要］明清时期，“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西藏，是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经济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陕商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利用血缘、乡缘、地缘关系，最早筚路蓝缕地行进在陕甘、川藏茶马古道上，在藏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600年贸易史。

由于康定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陕商“炉客”从户县集聚，经历38道驿站、总行程3088里，前往康定从事经济贸易活动。

因此，在康定“陕西街”设有陕商著名商号多家，比如户县“牛东帮”所开设“#泰和”，属当时影响颇大、历时较久的商号之一，调研分析其经营过程中的“物资流通”与“利润分配”模式，从中可窥见近代陕商经营特征及存在价值。

这段以陕西为出发点的南向经济史研究，将为明清“陕西与西藏的交往”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为当代陕商提供接力前行的基础，亦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陕藏省际跨域经济发展给以时代借鉴。

［中图分类号］K28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17）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04－0048－10一、引言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正式成为国家战略；8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8月24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搞活西藏商贸流通业，对西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再认识。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致辞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它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回顾历史，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产出上就已领先于世界，而且该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1］。

15世纪中叶，随着统治中国西北地区的瓦剌和察合台后王政权的强大，更主要是奥斯曼帝国在14—17世纪的兴起，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通道，海上丝绸之路逐渐繁荣。

这意味着丝绸之路的远洋运输可将产自中国东南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较低成本运至环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来并占据澳门，形成了澳门、日842017年8月第4期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 No.4Aug.2017本长崎和南美巴西之间的大三角贸易圈，海上丝绸之路受阻。

但是，由于唐宋以来回鹘与吐蕃等民族日益嗜茶、中原朝廷急需战马的市场诉求，供需双方道路险远等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使茶马交易成为边疆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

明清时期，“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乌斯藏，使经济联系成为西藏与明朝之间最根本、最广泛和最主要的联系［2］。

陕、甘、宁、青、蒙、川、藏、滇八省间汉藏贸易经久不息，减轻了中原地区城市膨胀的压力、满足了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消费性贸易的逐利需求①、缓解了传统农业已无处安置过多的乡村人口的窘境②；也形成了明代除江南、华南、华中、华北等区域市场以外，西北、西南、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经济活跃带。

以空间上的省际跨域经贸往来，带动了中原黄河、长江流域以外的“北狄”“南蛮”“东夷”“西戎”之地的经济发展。

当时，陕商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利用血缘、乡缘、地缘关系，最早筚路蓝缕地行进在陕甘、川藏茶马古道上，在藏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明清600年贸易史。

康定亦由元朝时的荒凉之地发展为川藏茶道“南路边茶”总汇要地，迅速繁荣。

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通至康定的“小路茶道”和“大路茶道”；再由康定往西，各自形成“南路茶道”和“北路茶道”。

笔者认为，古代商道在人们头脑中的图景多是荒野、戈壁、沙漠、草原、高山峻岭等险恶地$；事实上，如果远方没有强大的吸引力，是不可能让商人热情奔赴的。

目前学界对“一带一路”及“茶马古道”的研究，已产生丰硕成果，并颇有深度。

但是，对基于丝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视角下“商道”的关注似显不足，对行进其中的陕西商帮的研究，尚未深入到县、镇级别的地方性帮口（比如户县“炉客”）研究，对其所从事跨域贸易尚待进一步的行业性梳理；未能充分说明，陕商是如何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资本、将资源存量转化为经济增量的具体生产经营特征；特别是，对藏地（尤其是康区）的陕商在陕商整体中的地位、特殊性，及其意义的分析仍需深入。

因此，笔者重新爬梳明清陕商赴藏的轨迹，试图还原其在藏地从事跨域贸易活动的历史情境，摆脱过去或注重计量实证或偏于考证训诂的窠臼，明确回答“明清时期陕商在藏地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这段以陕西为出发点的南向经济史研究，将为明清“内地与西藏的交往”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为当代“秦商”提供接力前行的基础，亦为陕、藏省际跨域经济发展，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给以时代借鉴。

二、康定社会状况分析（一）地理因素特殊的地域文化总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相联系，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地域文化差异的要因。

藏族居住地域一般被分为“卫藏”“安多”“康区”三大区域。

其中，“卫藏”包括拉萨、日喀则及山南，“安多”涉及青藏高原东北部甘、青地区及川西北区域，“康区”则涵盖川西高原大部、滇西北及藏东［3］。

特别是“康区”，地跨藏、川、滇、青四省区，属于农牧混合经济过渡地带、民族走廊地带，地处西北与西南交通要道，是自古以来民族互动和政权联系更迭的地区［4］。

康定在地域范围上属于“康区”，又名“达折多”，系川藏茶马古道上3个贸易集散重镇之一（其他两处是：西藏昌都的“察木多”，青海玉树的“结古多”）。

藏语“多”意为交汇融合之地；“达折多”乃两河交汇之意。

位于甘孜州东部的康定，由雅拉神山和雅拉英措圣湖流下的冰雪之水雅拉河与折多河水交汇形成，处于滇、藏、川大三角的中心位置。

东达四川，西通雪域高原，西北可出甘肃至“西北丝绸94西藏研究2017年第4期①②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后期各种不同的资本收益有一估计，经商或贷款可获30%以上利润，若是海运则有100%的赢利，土地和不动产的利润仅为5—10%，这与中国大致相同。

参见马克篧：《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6页。

明代陕西人口的增加率，分别记录如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户294526，口2316569；弘治四年（1491年）：户306644，口3912370；隆庆六年（1572年）：户394423，口4502067（摘自：《续文献通考》卷13：户口考）。

之路”，南联云贵地区接“南方丝绸之路”。

汉代以前，藏区的先民们就已横穿康定或南下或向东迁移。

途中虽然险峻却较平缓，可用骡马运输抵达目的地。

藏区与内地的商人交换货物之多，“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

从此，康定亦成为藏地与中原的经济交汇之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又因康定曾称“打箭炉”，据说乃古时以马易茶的商旅必经之地，藏商谓之“达甲洛”，即“马茶坐屯地”，后来音误被传为“达甲路”，直至演化为“打箭炉”，赴康定等藏地的陕西商帮亦被称为“炉客”。

据《卫藏通志》《西藏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康定辐射的道路主要有：东道通雅安，经木雅、雅家梗、摩西、冷碛的龙巴布，至化林坪、汉源、荥经、雅安；另一条从康定出，经烹坝、昂州（泸定岚安）、天全，出南门至折多山、东俄洛、泰宁、雅砻江、甘孜。

北道翻达波（大炮山）至丹巴或经过康定的中谷、新店子、台站沟、疙瘩梁子、泰宁等，均为古官道。

还有许多便道，如东北、东南、西南便道等。

（二）历史因素汉代以前，康定属于古牦牛国的疆域，谓之夷部。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曾设牦牛县，后又废之。

唐以土官分治。

宋代，处于分裂割据时期的吐蕃，茶叶烹制饮用的方法由佛教僧侣传向普通百姓。

据史书所载，“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

内受佛教僧伽之教化，人必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

边境安靖，越400年，惟其时中夏需买，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

茶马贸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5］起初，宋对茶实行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即“榷茶制度”，“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刑交易，全蜀茶尽榷”［6］。

熙宁六年（1073年），在接近康区的黎、雅等地，开辟了主要茶马市场［7］28；熙宁七年（1074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

”［7］85神宗年间，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茶叶有百余万斤［8］。

川藏茶马古道的兴盛，使作为连接川与藏区的咽喉地位的康定，开始得以发展。

元代，国家统一，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渐变为内地和藏区特产的贸易。

元世祖在汉藏聚居区交界处设置碉门宣慰司，其属地跨川西、滇北的交通要冲及汉藏茶马贸易地带。

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的广大西北地区，是边关之地，古人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叹。

陕西既属边疆，“明边重陕西”①，“九边”中就有固原、延绥、宁夏、西宁四处隶属陕西，政府为解决军需实施“食盐开中”，陕西商民“疾耕积粟，以应开中”②；政府遂将“食盐开中”的理念运用于茶马交易领域，实行“开中商茶”，允许民间商人参与并予以奖励，陕商入川赴藏。

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洪武六年（1373年）征沿边土官进京封为万户都护府。

任汉光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关于《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中谈到：“惟据安家锅庄主人称，按家谱该庄当建于五百年前，复据江家锅庄主人称，该庄明洪武年间已成立，则谓元明之际，康定已有锅庄建设，当无大误。

”［9］74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传统茶马互市的商业往来改为“差发马”的赋税关系，藏民纳马，不曰易马而曰差马，类似田之有赋，意味着臣民对政府的贡职和赋税；类似洪武十六年（1383年）朝廷在四川松潘所征收藏民马匹的“土赋”③。

据《明史·食货志》茶马互市载：“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来五千万余斤，获马一万三千八百匹”［10］。

永乐五年（1407年）征滇、碉茶马转输粮饷。

天顺二年（1458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

成化三年（1467年）“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径赴洮、岷，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