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述略

闽南文化述略在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的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生态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文化生态保护一般是保护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文化多样性是以文化独特性为前提的。

所以，在一个区域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地域文化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对闽南文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闽南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传承，主要研究对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为闽南文化的发展、闽南文化内涵和表现形态以及闽南文化特征。

这些研究非一篇短文所能为之，只是挂一漏万的述略而已。

（1）一、闽南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闽南文化经历了先秦时期闽越文化的融合、汉晋至唐末五代的形成、宋元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曲折前进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先秦时期——闽、越文化的融合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山海经》称“闽在海中”。

考古发现，福建在距今*****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

闽南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以漳州莲花池山遗址（距今约*****—*****年）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时期。

新石器文化时期则有东山大帽山遗址（距今约5000—4000年）、惠安蚁山遗址（距今约4000—3000年）等。

这些遗址多由贝壳等堆积起来，所以又称贝丘文化遗址。

这种“东越海蛤”的贝丘文化遗址基本覆盖了闽南地区，说明闽南先民过着以渔猎和捕捞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生活。

“闽在海中”的地理环境孕育着闽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基因，影响着闽南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先秦时期的闽南先民，属于《周礼·夏官》所记之“七闽”，系“百越”的南方土著民族，即闽族。

战国晚期，于越族大批入闽，与“七闽”土著融合逐渐形成闽越族。

秦废闽越王号，“降为君长”，设闽中郡，治东冶（今福州）。

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

因闽越国数反，于元丰元年（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先民多数被迁往江淮地区，闽中成为蛮荒之地。

越人入闽，也给闽人带来纺织、冶炼等越文化。

特别是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造船驾驶技术，也传入闽中。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相当发达，闽越王余善曾派遣船队从楼船将军击南越，至揭阳因海上风波而不行。

（二）汉晋至五代——闽南文化的形成从汉武帝灭闽越国至三国东吴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开始对福建的开发，福建的经济文化停滞近300年。

三国时代，吴国在闽中设“典船都尉”、“温麻船屯”，温麻船是晋代中国第一名船。

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多次入闽，主要有西晋末永嘉之乱的“衣冠南下”、唐初陈政父子率兵开发漳州、唐末王潮兄弟率部入闽三次大规模移民，汉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多次交融促进了闽南文化的形成。

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于今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汉人陆续入闽避难，特别是永嘉（公元307—312年）之乱，晋人大批进入泉州，他们沿江而居，晋江由此得名。

这是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一次大融合。

中原汉人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晋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闽南文化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基础。

同时，东南沿海的海洋地理环境，以及闽越人航海工具制作、海洋捕捞、海洋物产等文化的特殊性，也使中原文化产生变异。

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互动融合，奠定了闽南文化大陆文明与海洋文化交织的基础。

从西晋到唐末，泉州的建制不断扩大。

南朝梁天监间（公元502—519年）于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于南安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下领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龙溪（今漳州市龙海、华安、长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县，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改为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

唐代末年，泉州由中州升为大州。

与泉州相比，漳州开发较晚。

唐初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奉朝廷之命总领岭南军事，与其子陈元光率府兵来漳州平定“獠蛮啸聚”，随后开发漳州。

唐垂拱二年（公元686），朝廷从陈元光所请，在潮、泉二州之间设置漳州，州署在西林（今云霄县境内）。

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州治又从漳浦迁至龙溪（今漳州市区）。

陈元光开发漳州，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传播汉文化，促进了土著与汉族的融合，使漳江、九龙江流域成为富庶安乐之土。

唐末黄巢起义，光州固始县王潮三兄弟率士兵五千与吏民南下，由闽西直取漳州，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入泉州，在漳州、泉州驻扎五年之久，最后攻下福州，建立闽王国。

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原汉人的移民浪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与当地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处于交流的优势地位；王氏在闽建立了闽王国，其政治也处于支配地位。

同时，闽南海洋文化的开放精神也影响了王氏集团。

闽王国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重视文教，传播佛教，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促进闽南地区的文化经济的发展，使得闽南文化在此期间得到整合形成，为宋元期间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

行政区域的稳定是文化形成的标志之一。

唐中后期，泉州由中州升为“上州”，至五代，泉州领今之晋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游（莆田和仙游于宋初划出泉州置兴化军）、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长泰九县地，其范围超出今之辖地。

漳州于唐中后期辖地相当于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南靖、平和及龙海的部分地区，五代时不断扩大。

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保留唐末五代的行政区域的格局。

闽南方言在古闽越语、吴楚语的基础上，多次与中原汉语融合，在唐末五代形成较为稳定的地方语言。

据研究，唐末五代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入闽，促使闽语有别于其他方言而成为汉语的另一种方言。

现在，闽南语底层保留着部分古越语、吴楚语，文读层保留着部分上古和中古汉语语音、词汇，被称为“河洛语”。

唐代，闽南开始重视文教。

唐初，漳州设立州学、创办了松洲书院；唐开元年间，泉州兴建了孔庙，闽南教育初步兴起。

泉州唐代有12位进士，五代有7位进士。

五代泉州“文风大盛”，聚集了北方下来的一批诗人文学家，促进了闽南地区的文学的发展。

歌舞音乐兴盛，中原音乐也在泉州落地，后来逐渐演化为南音。

中原宗教信仰在闽南扎根。

西晋太康年间，晋江已有道教玄妙观，南安有佛教延福寺等。

唐、五代时，闽南佛教兴盛，代表性佛寺有泉州的开元寺、承天寺和漳州的南山寺等，也出现了本土的义存禅师等数位高僧。

本土民间信仰也开始兴起。

唐初开发漳州的将领陈政和陈元光（开漳圣王）、唐代的李元溥（山神、通远王）、五代将领张悃（青山王）等以及五代牧童郭忠福（广泽尊王）等被当地民众奉为神祇而祭，至宋代，闽南民间信仰更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诸多本土神祇。

农业、手工业等有较大发展。

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筑塘筑陂、开辟梯田、围海造田等，扩大了泉州、漳州平原。

矿冶业在唐代已相当成熟，五代时泉州是闽国的铸钱场；闽南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能生产青瓷，五代时还出现了白瓷。

陶瓷铜铁等成了闽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海外贸易不断发展。

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两次乘船来泉州，说明公元6世纪泉州港已开辟了到马来半岛、印度的航线。

唐代，泉州是福建两个造船中心之一。

唐中后期，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泉州港已成为与交州、广府、江都并称的南方重要大港口。

五代闽王国王审知“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开放胸怀与民间“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的冒险拼搏精神，共同构成了闽南地区海洋文化特点。

（三）宋元时期——闽南文化的发展宋代，中原文化再次南移，北宋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南宋“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

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掀起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第一波浪潮。

刺桐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泉州成为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之一。

宋代海航技术领先于世界。

泉州、漳州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

泉州造船采用比欧洲要早数百年的水密隔舱技术，这是世界造船技术的一次大革命；闽南海商率先运用了指南针进行航海，突破了“循岸梯航”的传统方法，进入了远洋航行时代。

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泉州至菲律宾、泉州至印度尼西亚尼、泉州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的航线，以及朝鲜和日本航线。

海洋商业意识和海洋习俗日趋成熟。

宋代，闽南人“多以海商为业”，而且到了“浮海之商，以死易货”的程度，出现了许多拥有自己船队的富商。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海上保护神妈祖，祈风、祭船、祭海等习俗也因航海的需要应运而生。

民间还创造了清水祖师、保生大帝等信仰，这些本土神祇后代随着闽南人的海外移民而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世界各地。

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多元宗教文化在泉州汇合，泉州至今保留了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世界仅存的摩尼教佛像石刻、千年古刹开元寺、中国最大的道教石雕老君岩等文物建筑，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各种营造、制作技艺发达。

开元寺建于唐代，唐末王审邽重修，规模宏大，开元寺的两座木塔——东塔、西塔也分别建于唐代、五代，从历史记录来看，开元寺的木构营造技艺已经到达相当高的水平。

宋代的寺庙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建筑营造技艺也进一步发展，现存国内最高最大的两座楼阁式仿木结构石塔——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以及至今保留下来的我国古代第一座海港大桥洛阳桥、最长的安平桥、用石头最大最重的漳州虎渡桥等，都是闽南建筑的杰作。

唐代、闽南开始制茶，五代时期，安溪成为重要的茶叶场地；宋代，泉州各县在崇山峻岭间开辟茶园，普遍种茶，能制作出色、香、味俱佳的茶叶。

宋代闽南能制出黑、青、白三种瓷器，北宋时期德化白瓷已进入艺术化阶段，元代成为朝廷贡品。

闽南地区的文教兴盛于两宋，其原因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官府办起官学，三是朱熹在闽南的讲学和办学。

泉州的进士北宋有494人、南宋有924人。

漳州的进士北宋有83人，南宋185人。

朱熹在闽南讲学，传播理学，闽南出现了理学家陈淳、真德秀、曾公亮，史学家梁克家，科学家苏颂等一批文化名人。

朱熹称泉州“满街都是圣人”，是指理学对普通百姓的教化程度。

“海滨邹鲁”的赞誉意味着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融合，儒家思想成了闽南文化的价值取向。

随着经济文教等的发展，古老的戏曲也在闽南孕育形成。

南宋时，闽南地区已有民俗与演戏结合的习俗，这一习俗延续与传承至今。

南戏传入闽南地区，与当地土戏相融合，形成了泉州地方戏曲；梨园戏被称为中国宋元南戏的活态传承；提线木偶戏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傀儡调”和剧目。

（四）明清时期——闽南文化的曲折前进明清时期，闽南文化在海禁的影响、倭寇的侵扰、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清廷的收复台湾、西方列强的入侵等重大事件中曲折前进。

明清时期月港、安海港、厦门港的变迁，也是闽南文化曲折发展的历史。

刺桐港衰落之后，起而代之的是漳州的月港。

从明初开始，闽南人冲破朝廷禁令，与外国商人私下贸易，终于迫使朝廷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漳州月港，这是明代中国万里海疆唯一一个对外通商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