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在出现“立法缺陷”时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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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与缺憾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与缺憾作者：杨公院来源：《时代经贸》2013年第12期【摘要】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

在这几个世纪中，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深深地影响着世界与各国的法律与法治的发展变化，并对罪刑法定这一悠久的刑法基本原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及在中国立法与司法贯彻中的缺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国；罪刑法定；确立；缺憾罪刑法定原则是中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它确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从其诞生之初，就以限制权利、保障人权为己任，因而顺应了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趋势。

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成为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乃至宪法所明文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典中的明确规定，对于中国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乃至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推行，无疑均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1.罪刑法定原则明文规定的立法价值刑法上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推动中国刑法立法的完善和进步。

2.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司法价值罪行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不仅会促进或有助于刑法立法上的完善与进步，还会有力地改善和强化刑事司法。

3.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社会价值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切实贯彻体现，亦会产生显著的社会积极效应。

二、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立法与司法贯彻中的缺憾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不应当仅仅表现为形成于法条的文字。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憾(一)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憾(一)摘要]在刑法理论上，罪行法定原则被称之为“刑法的铁则”1]和理论基石，它的价值与功能是其他刑法原则无法替代的。

我国在1997年新刑法典第3条中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我国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

罪刑法定原则虽已经在刑事立法上得以明确，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本文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进行探讨。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事立法刑法典颁布以来，虽在法典的完善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罪刑法定方面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罪行设置模式不完整刑法是各种法律的保障力量和各类违法行为的最后制裁力量，在规范模式的设置上，应当采取“禁止性规范+惩治性规范”或者“命令性规范+惩治性规范”的模式。

罪刑法定原则应从“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两个方面来要求：既不能仅有法定的罪没有法定的刑，也不能仅有法定的刑而没有法定的罪；反映到刑法规范上就是既不能仅有禁止性规范（或命令性规范）而没有惩治性规范，也不能仅有惩治性规范而没有禁止性规范（或命令性规范）。

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典在这个方面做的却不尽如人意，以下从两点进行分析：（一）有罪不能罚。

由于法条设置的逻辑漏洞，导致严格遵照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追究对于某些犯罪而言将变得困难重重。

例如，对于侵占罪。

刑法第270条规定为，“本条罪，告诉才处理”。

而按刑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

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根据被害人存在近亲属以及被害人可能被强制、威吓等立法规定，一般认为，“被害人”只能限于自然人而不可能是法人。

因此，如果犯罪人所侵占的财物属于公民私人所有的财物时，则非经被害人本人告诉不处理。

但是按刑法通论，侵占罪侵犯的对象应是公私财物，如果犯罪所侵犯的是国有财物或其他公共财物时，应当由谁来告诉呢？假由检察机关来行使告诉权，则侵占罪将转化为公诉罪，这就直接违背了法条所规定的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立法宗旨，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试谈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缺陷与对策

试谈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缺陷与对策作者：田小满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4年第11期摘要：本文就罪刑法定原则，解释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缺陷及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之措施。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缺陷；对策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制，我国在1997年的刑法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至此，中国有了第一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典。

由此我国进入了一个罪之法定的与刑之法定的时期，使我国的立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没有的新阶段。

该刑法典进一步确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指除了对非犯罪化（除罪化）、弱化惩罚或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之外，刑法不得有溯及即往的效力。

）；进一步完善罪名的规定；统一了刑法罪名称谓。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什么叫犯罪，哪些属于犯罪的范畴，各种犯罪的构成的因素有哪些，我国现行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大小，刑法给予了严格的规定。

对于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

具体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我国刑法第3条确立了这项原则，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

形式的侧面包括法律主义、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类推解释、禁止绝对不定期刑。

①法律主义。

成文法、行政法与规章、习惯法、判例不能成为刑法的渊源，但是也许成为理解构成要件要素的材料。

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所以行政规章不能制定法律；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必须由本国通用的文字表述；习惯法和判例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②禁止溯及既往。

既是司法原则，也是立法原则。

规定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事后提高法定刑；改变刑事证据规则。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误区和立法不足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误区和立法不足院系学号姓名内容提要：罪刑法定原则自法定化以来，频频引起学界和法律界的争议，本文旨在选取争议中的几个小话题简要谈谈我所看到的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误区和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不足。

关键词：罪刑法定、司法、立法罪刑法定，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都必须预先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法治在刑法领域中的体现。

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其第4条中明确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的刑罚处罚之。

”从此，许多国家都相继设立了这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成为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

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经过对相关材料的学习，我认为在罪刑法定问题上也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立法、司法中的不足，这里由于篇幅有限，我将择其一二简述之：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过于理想化。

罪刑法定原则要发挥其预定的价值功能有一个首要的前提，那就是刑事良法的存在，但现在看来这种良法的存在经常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因为良法的出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立法者要具有超人的理性的预见能力，而且，立法本身已经解决了法律的正义问题，法官只需依法办事即可；二是国家形势和社会生活要相对的静止，否则，已立的法典会很快与变革中的国家和社会脱节，甚至被适用法律者所抛弃。

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虽然实行人大立法制度，但人大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以政策为导向，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大就制定何等法律，诸多法理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先有政策后有法律，法律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定型化，或者说政策被决策者认为成熟后就可上升为法律。

这种政策引导下的法律恐怕很难做到理性和足够的预见能力。

二、对刑法的基本特征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不足。

罪刑法定原则在出现“立法缺陷”时的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在出现“立法缺陷”时的贯彻一、“立法缺陷”的定义及产生根源笔者所称“立法缺陷”是指立法机关或者立法者在立法时因为立法技术、对未来的预见的偏差亦或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法律与现实的不协调。

严格的来讲，“立法缺陷”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缺陷，因为任何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以后都会有新事物出现，立法者只能尽可能的使法律具有超前性，即使如此，法律的固有的滞后性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性使法律与现实之间难免会出现不协调。

如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许霆案”的出现马上就让该条款的法定刑设置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但是不用说十多年前的立法者，即使现在谁会想到ATM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诸如此类的应该不仅仅限于个案。

又如刑法263条规定了抢劫罪，其中有抢劫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们将263条和264条的相类似条款的规定作比较，依然会发现法定刑的设置不是那么合理。

出现“立法缺陷”究其原因除了立法技术外，最重要的就是丰富的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法律的稳定性、抽象性与现实的多变性、复杂性的矛盾以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无疑是使法律“缺陷”的根源。

二、刑事司法实践中处理“立法缺陷”的研究及对策建议（一）常见的几种“立法缺陷”“立法缺陷”在刑事法中的体现较多见的就是法定刑设置的不是很合理，如前文所言的抢劫罪和盗窃罪的规定，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出台前的嫖宿幼女罪与强奸幼女罪的法定刑的设置相较又会有法定刑设置不甚合理的情况。

另外在刑事法中还有几个绝对的规定，最明显的就是“法定强奸”，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不论被害幼女是否同意，即以强奸论处。

当然，这里是司法解释如此规定的，但根源仍然是立法的抽象性不能满足现实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的需要。

2003年1月24日最高院《关于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答复》同时还规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与完善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与完善绪论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运动提出罪刑法定的思想以来，启蒙思想家又将它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述，法国最先将其纳入法律。

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全球逐渐被普遍接受，世界各国纷纷在宪法、刑法中将其确立，我国也不例外。

在刑法理论上，罪行法定原则被称之为刑法理论的基石，它的价值与功能是其他刑法原则无法替代的。

我国在1997年刑法典第3条中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推行罪刑法定原则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迫切的现实需要的。

罪刑法定原则无论是在提出的当时还是发展到现在，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被接受的事实，充分表明其本身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和内容的科学性。

这种进步性和科学性无疑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潮流，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刑法已经走向现代化，标志着法治国家的建设在刑事法领域的立法层面得到了原则的实现，其价值意义不可估量。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在实践中因罪行模式设置的不完善，则会导致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情形；而在理论层面，当今我国学者对罪刑法定原则不足之处的研究少之又少，不能形成科学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为司法实践服务。

笔者本着客观的态度，在归纳总结、综合分析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实践案例，提出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存在的缺陷，进而对其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与国外刑事法学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罪刑法定方面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完善的建议，以弥补因罪刑法定原则缺陷所引发的实践中的“不良反应”。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它确定了“适当的法律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

该条规定：No freemen shall be taken or imprisoned or disseised or exiled or in any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与完善way destroyed， nor will we go upon him nor send upon him，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罪刑法定原则缺陷之对策(一)

罪刑法定原则缺陷之对策(一)罪刑法定主义使刑法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不再仅仅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而且成为保障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大宪章。

它要求只要公民未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对该公民处以刑罚；在公民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保障犯罪人免予刑法规定以外的不应当刑罚。

这样以正反两方面使公民的个人自由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国家刑罚权受到最大可能的限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需要罪刑法定发挥重要作用，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然而，“‘没有无缺陷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例外。

”刑法典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法律载体，而成文法，尤其是法典总是相对稳定和抽象的，必须会带来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1、不周延性，即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非至上性，造成法律不能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立法者即使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是星罗棋布的漏洞和盲区。

所以有学者提出：“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刑法没有规定的‘恶行’，人民群众对该‘罪行’的容忍度如何？司法机关是否会采取类推解释的方法将该‘恶行’定罪判刑？罪刑法定原则会不会名存实亡？”这样一些尖锐的问题。

2、滞后性，即法律与社会生活条件或大或小的脱节。

法律具有稳定性特征，而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变动的。

无所谓“情无穷，法有限”。

“实质上”的犯罪可能相当严重，但刑法条文对此可能无法作出敏锐反应。

罪刑法定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克服的根本途径是实行自由裁量主义，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以人治代替法治，以个别牺牲一般。

我们应当用其他的对策加以弥补。

在笔者看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观念更新：实行罪刑法定是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刑法具有不同的使命”。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这种社会结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政治国家的一元社会结构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嬗变。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功能性转换。

2021年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贯彻与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亦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认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以刑罚。

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刑事法治的一大进步，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及其必要性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

可以看出罪刑法定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

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对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

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原则作如下理解。

一是明确性原则。

法律应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成罪当罚，该定何罪，受到何种处罚。

二是法律不溯及既往。

从法律溯及力来看，新法优于旧法，轻法优于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从法律追诉时效的角度来讲，一旦经过追诉时效，此行为也不受刑法追究。

三是禁止类推。

类推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类推的适用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使定罪量刑处于不明确状态中，有违刑法理念和罪刑法定精神。

四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

五是禁止不定之刑。

法即无明文规定为罪，则行为人不受刑，这是罪刑一致的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而且也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法治，从学术到法律，它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在现代法制社会显得尤为必要。

一是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凡是在实行专制的社会中，君主大权独揽，集立法、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实行的是罪刑擅断。

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刑法被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当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时，为防止审判中的罪刑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它对防止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是现代法制社会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和补救

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和补救罪刑法定原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类推制度，保证社会的安定，保障人权，是刑法史上一次重大的进步。

但是，随着司法的不断实践，罪刑法定原则未能得到全面、有效的发挥。

为此，将尝试从它的含义、内容角度，指出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缺憾和补救，希望能抛砖引玉，为司法实务作出一点贡献。

标签：罪刑法定；不溯及既往；禁止类推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621 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和内涵罪刑法定原则，又可以称为罪刑法定主义。

它的具体内涵是：行为是不是可以构成犯罪，所触犯的罪名是什么，其刑罚如何规定，均有法律明文规定。

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法院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该罪应该如何处罚时，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绝对不能随意的作出判决。

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如果要将某种犯罪规定为犯罪，必须要有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罪”。

总之，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应当建立在明文规定的基础加以执行，不能偏离明文规定作出有利于打击犯罪不利于保护人权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矗立体现罪刑法定的真正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指所犯之罪与所判之刑罚必须要有法律预先由法律事先作出规定。

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几点：（1）法定化的原则。

即犯什么罪和判处什么刑罚一定要事先作出规定，绝对不允许工作司法人员行使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也绝对不能让司法工作人员在惩罚之前的犯罪行为时用的是后来才颁布的法律。

（2）实定化的原则。

也就是说，对于究竟什么行为才构成犯罪以及这种犯罪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都一定要作出实体化的规定。

（3）明确化的原则。

刑法条文的表达的意思一定明确具体，一定要用清楚明白的文字去表达。

绝对不可以一词多义、不可以模棱两可、不可以含糊其辞。

2 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之处2.1 法律的制订超前或滞后于犯罪行为即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我国司法适用罪刑法定原则中存在的不足.doc

我国司法适用罪刑法定原则中存在的不足罪刑法定原则，佃97首次被我国的刑法采纳，其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最直白的解释是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处罚，必须预先由刑法明文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立法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在实际的司法适用中，罪刑法定原则出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症状。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国人传统上思想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漫漫2000多年，很多思想，观点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

“杀人偿命”之类的传统观点，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后，恐怕大部分的国人还是这样想的。

我们总是说“群众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古代的君王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见“水的力量” 不可小觑。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可以说是民众舆论力量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这里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吴英案。

吴英，女，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逮捕。

2009年12月，被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

吴英不服提起上诉。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该案因涉及中国民间借贷诸多法律问题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整个案件下来，反反复复在各级法院之间徘徊了近5年。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领域中的贯彻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领域中的贯彻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内涵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概括。

随着社会的变迁，国家形势政策的变化，刑事学理论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蕴含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目前，国内学者对其价值蕴含大致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含只是保障人权，尽管社会发生了变迁，但是其价值蕴含始终如一。

第二，罪刑法定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其价值蕴含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断更新发展的。

由最初的保障人权发展为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的双重价值。

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是一部社会主义刑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并不能照搬照抄其他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必须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坚持保障人权与社会防卫是相辅相成的。

坚持二元价值论，反对片面一元论，是我国刑法所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后者的观点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且比较全面，但是这种观点却明显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原本含义。

首先，我们要明晰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即刑法的价值和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

刑法的价值表述的是一个部门法的价值蕴含，它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

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而犯罪行为的衡量标准即为是否对社会造成危害及危害程度，这就体现了社会防卫这一价值蕴含。

但刑法的社会防卫价值意图又旨在保障人权，刑法通过对各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予以制裁从而保障了公民的权利。

所以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构成了刑法应有的价值。

刑法作为一个公权力行使通过打击犯罪而起到了保护人权的作用，但也同时应该看到刑法严厉性强制性的另一面。

如果一旦具有扩张和滥用刑罚权，罪不当罚、轻罪重判，也同样会严重侵害公民的权利。

为了制止并防止这种滥用权力侵害人权现象的发生，罪刑法定原则便应运而生。

所以其原则存在的价值也只能是保障人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二元价值论只能是刑法应有的价值，而不能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含。

[论罪刑法定原则]论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论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刑事与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本文通过介绍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其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最后对其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体现进行评价，以求尽可能全面、系统、客观地认识罪刑法定原则。

【关键词】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人权我国于1997年3月14日修订通过，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这一规定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为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精神提供了依据。

一、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背景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这一蕴含着罪刑法定、保障自由民权利的基本思想经过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8年的权利典章，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影响。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刑法思想，罪刑法定应该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对抗封建社会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思想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经一般人同意采纳和准许的法律，才是是非善恶的尺度。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超出法律范围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一种刑罚。

”近代刑法鼻祖费尔巴哈倡导“每一个应当判刑的行为都应当依据法律处罚”，“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刑法原则，不应当仅仅表现为形成于法条的文字，而应当首先作为一项立法指导原则而被贯穿于刑法典及其它刑法规范之中。

基于此，罪刑法定原则由单纯的法条文字转化为现实法治的前提，在于刑法典立法应当明确、具体、合理、公正，并同时体现民主、科学、文明、进步的立法趋势。

但是在1997年刑法典确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未能在法条设置上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存在诸多立法失衡的缺憾之处，而且仍有少数条文的设计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性、合理性、明确性之要求相悖，妨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甚或也有从根本上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

一、在立法合理性方面1.犯罪圈的范围有失妥当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1979年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较少，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此，现行刑法增设了许多对经济领域违法行为制裁的新罪，适度扩大了犯罪圈。

例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发票犯罪大量增多，现行刑法在刑法分则第3章第6节用12个条文共12个罪名规定了这类犯罪。

刑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只有在无民事、行政、经济法可以制裁的情况下最后才适用刑法，是其它部门法的必要补充，动辄使用刑罚，势必会导致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发生偏差，难免有侵犯人权、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嫌。

2．刑法规范的协调性不足法律规范必须具有内在协调性，不能自相矛盾，这是由法的本质决定的。

现行刑法的技术性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其一，法律条款自相矛盾。

如《刑法》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在逻辑上包含着，过失犯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尚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过失犯罪，这显然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悖。

其二，法定刑期配置不合理。

法定刑是刑法规范的基本内容，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每个公民对犯罪后果最直观的感知，所以对法定刑的配置必须合理。

全面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为了实现法治理想，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1997年我国对刑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

修订后的刑法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方面，那就是在刑法的显著位置上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适应三项基本原则。

而在这三项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与我国以往刑法所设立的某些制度和条款具有重大差别，体现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因而格外引起世人的关注。

现行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涵义。

就刑法的功能而言，它一方面要积极介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体现社会保护的机能。

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控制其“介入度”，以免造成对于公民正常生活的不当干预，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

虽然，打击犯罪（社会保护）和维护公民利益（人权保障）从理论上讲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却存在一定的轻重缓急之分。

在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在以发展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刑法更应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首要任务，充分体现刑事法治的民主性和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

所以，在刑事立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全面贯彻罪刑法定思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要求罪与刑的设置必须明确化、规格化；在司法上则要求严格解释法律和准确适用刑罚，禁止在刑法明文规定以外去任意定罪和随意裁量刑罚。

确立、实现这一原则，不仅有助于刑事立法的进一步科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成整个司法界严格依法办事观念的迅速形成，使定罪量刑的司法活动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运行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刑法业已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之后，一些司法人员观念中的传统定罪意识并没有真正得以消除。

有人认为，犯罪的本质属性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只要某种行为危害严重，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就可以对行为人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进而提起公诉、交付审判。

事实上，这正是一种轻视罪刑法定原则的习惯思路。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引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这一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刑法典第3条所明文确认并成为首要的刑法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刑法上的一大进步，符合当代世界刑法发展趋势，标志着中国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刑事法治的国际威望。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变迁罪刑法定原则，也称罪刑法定主义，使相对于罪刑擅断主义而言的。

所谓的罪刑擅断主义，通常是指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威吓刑时代里，犯罪和刑罚不是预先用法律加以规定，或法律上已有规定，国王和裁判官亦不受其约束和限制，而是可以自由地斟酌决定。

①（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根据德国学者修特兰达1911年发表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历史的展开》一文中，罪刑法定原则渊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

1215年英皇约翰在贵族、僧侣、平民等各阶层结成的大联盟的强烈要求下，签署了共49条特许状，就是著名的大宪章。

第39条规定：“但凡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规定以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

”这一规定奠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的基本思想。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罪刑法定思想，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

罪刑法定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当时美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著名启蒙家孟德斯鸠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早期的罪刑法定的思想。

较为明确地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贝卡利亚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

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枕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

”②贝卡利亚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达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向往。

论罪刑法定原则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容提要】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国家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

限制国家刑罚权滥用、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然容。

然而，立法滞后性及法律工具性的功能，使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然与应然相脱节，在向法治国家迈进的中国也不例外。

因此，适应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之精神，针对罪刑法定原则面临的困境提出应对之策，消弥罪刑法定原则应然与实然之差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困境与对策自1997年《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改颁布到现在，整整走过了十余年历程。

罪刑法定原则被正式明文确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实践也已有十余年。

罪刑法定原则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犯罪与刑罚的观念，罪刑擅断、类推适用等司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控制，犯罪追究行政化现象也有所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观念在司法实践阶层开始萌芽与发展。

众所周知，法律永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难以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型犯罪，，进而纵容犯罪，影响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与容（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这种行为处以何种刑罚，必须预先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的原则。

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我国的明楷教授指出：“根据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国权的原理要求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受到刑罚处罚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法定主义。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容罪刑法定原则的容，或者说它的派生原则主要有如下五项:1、成文法主义。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成文法主义，首先要求作为处罚的法律依据的刑法必须是成文的，也可称之为法律主义，即罪刑的法定性。

没有成文的法律就没有刑罚是成文法主义的经典表述，其容十分丰富。

首先，规定犯罪与刑罚必须是成文的法律，这里的“文”显然指文字，而且必须是本国公民通晓的文字。

其次，成文法主义意味着成文的刑罚法规一般应当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机关的政令或者其他命令不能制定刑罚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