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心理学视域下司法的“能动”与“克制”价值平衡

论法心理学视域下司法的“能动”与“克制”价值平衡

摘要：心理学作为一门与法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其着眼于人性本身，是反应司法过程中民意的走向的工具，为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与科研视角。司法模式中能动与克制的价值平衡一直是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的重点，从心理学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结合马斯洛的整体动力理论，剖析与解读两者的取舍与平衡，体现法心理学在司法实践领域实际应用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能动司法;克制司法;法心理学

近年来，司法能动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实践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作为司法第一线的各地方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都在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能动司法。江苏省各级法院“坚持能动司法，依法服务大局”，积极实践金融危机司法应对工作[1]。江苏法院陈燕萍法官通过长期的司法审判实践，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陈燕萍工作法”，成为新时期人民法官能动司法的生动实践[2]。陕西省陇县法院“能动司法八四模式”以及倡导“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3]。山东、广东等地的人民法院也积极创新，分别提出自己独特的能动司法方式以响应号召。

尽管在实践中，能动司法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在理论界就能动司法方式的取舍、实施的空间与限度以及其与司法克制价值的平衡等问题仍有着较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必须把握能动司法的基本要求[4]。与此相对，也有学者提出，司法能动主义是一种舶来品，能否把它作为中国的司法理念并指导人民法院的

司法实践，尚存疑问[5]。并且能动司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产生了一定功利上的效果，有些案件似乎被处理了，但是却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长此以往，法律的威严必将受到影响[6]。笔者认为，无论是一种理念的引入还是一种制度的改革，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7]。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如此，制度的设计与司法的理念都必须以实现法律对于人的需要的更好满足为目标，立足于人性本身，以群体利益为基础，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道路。故此，笔者以法心理学为视角，以马斯洛的整体动力理论为基础，从人的需要本身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与法理逻辑，分析能动司法之可行性与限度的把握，提出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应以司法克制为基础，以司法能动为升华，平衡两者的支点就在于对人不同需要的满足。

一、司法的“能动”与“克制”之争

(一) 能动司法的积极意义

司法能动主义起源于美国，按照克里斯托弗·沃尔夫的理论，司法能动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司法能动指的是“在何种程度上司法审查被恰当地认为是在执行宪法的意志，而没有掺入任何法官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倾向”[8]；另一种司法能动则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基本宗旨为“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

平，即保护人的尊严”[9]。我国实践中的所谓“能动司法”，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主义。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10]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能动司法”虽不同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在于“法官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社会的工程师而不是单纯适用规则的法官”[11] 。

从中西方理论与实践中可以看出，能动司法所彰显的是一种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它更注重案件的价值判断，在功能上更加关切个体切身利益的维护，更加应着眼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积极行使权利，主动采取灵活多样甚至诉讼外的手段解决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12]。正是由于能动司法模式的存在，使得法院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地发挥，让司法更加贴近群众、更加深入生活、更加积极有效、更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二) 克制司法的优势作用

与司法能动主义不同，它突出强调司法的被动性，认为从司法权运作方式看，主要采取不告不理、不诉不判、恪守中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的模式，故被动性（或消极性）被认为是司法权的基本特征[12]，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司法裁判的哲学，它要求法官在裁判时避免放任自己的公益之信念而仅仅以立法原意来解释法律并遵循先例”[13]。究其原因，一是司法作为一项以法律为基础的活动，其在运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宪法、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果片面地强调社会

效果、政治效果而违反了这些原则，就会极大地损害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法律的至上性一旦丧失，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就更无从谈起。二是正因克制司法的存在，法律的确定性、统一性、秩序性、连贯性得以保证，人们对于稳定秩序的需要得以满足。同时，所谓防止法官其个人的喜恶偏好对于案件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正确行为的标准，并将其贯彻实施。

总体而言，能动司法和克制司法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正式由于这些价值本身存在一定冲突，所以长期以来，在司法过程中究竟应当坚持司法能动主义或是司法克制主义，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或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并且在司法进程中也经历了诸多的抗争与妥协，相互交替与更迭。

二、法心理学视角下“能动”与“克制”的关系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本质上是客体的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当人们说某种事物有价值的时候，总是在对人有用、有好处、有意义的层面上使用，说明价值与主体的目的、意愿、需要相关，某个事物必须具有满足主体特定目的或需要的属性，才能成为价值关系中的客体[14]。所以无论在何种价值关系体系中，人都是价值关系的主体，没有主体的需要就无所谓价值。司法体制的价值也不例外，无论是能动司法还是克制司法，只有其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当下人们对于国家、社会、法律的需要才具备实践的意义。

那么面对人的多层次、多维度的需要，司法体制应当以何种思想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