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圆园19年第7期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主要特征1.以公司具有独立人格为前提。

公司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合法有效成立的公司,我国《公司法》便赋予其独立人格,这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能够适用的逻辑前提,倘若公司并未取得独立人格,那么自然就不会涉及独立人格被股东滥用的问题,也谈不上对其人格的否认。

2.该制度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

我国《公司法》在承认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的同时,又引入国外的人格否认制度,两者并不矛盾。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具体适用,并不影响公司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对公司中的其他法律关系也不会涉及,在适用的时间上,也只是暂时性的,当股东的“滥权”行为被法律给予否定性评价,债权人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后,公司的独立人格便又恢复。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价值更多的是一种保护和监督的功能,一旦出现公司股东滥用权利侵害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形时,此时公司的独立人格则不被法律承认,基于股东的滥权行为产生的责任由该股东自行承担。

3.该制度属于一种事后救济。

其事后性主要是指,该制度并非一开始就能发挥人们所预想的效果,有些公司,股东的行权行为规范,能够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不以非法手段来获取个人私利,可能在公司存续期间都不会发生法人人格否认的现象,那么此制度的价值便不能显现出来。

唯有当股东的不法行权行为已达到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地步时,该制度就会显现其功效,来惩治不法股东。

该制度虽然在法律规定当中,但事前的规范作用并不明显,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事后救济性。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一)主体要件的划分1.责任主体的界定。

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条款中,股东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但是过于原则化的法条规定,并未向我们明确界定此处的股东为何种性质。

公司的股东有积极股东和消极股东之分,笔者认为,唯有实施滥权行为,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积极股东才被认定为此处的责任主体,同时公司中的控股股东也应划入责任主体的范围。

但是对这一责任主体的范围也不能无限制扩大,要以主体是否具有股东身份为限,对于那些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公司的其他人员(如经公司章程授权的法定代表人)则不能适用该制度。

2.权利主体的界定。

“有权利必有救济”。

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当中,利益受损害的债权人当然可以作为权利主体,但当利益受害的主体是社会大众的时候是否还享有权利主体的资格,以及由谁来维护其利益,法条规定当中并未进行说明。

笔者认为,当公司股东的滥权行为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有关机关可以向股东请求损害赔偿,从而顺应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促进良好社会经济秩序的构建。

(二)行为要件解析1.滥用行为的界定。

《公司法》第20条并未对“滥用”进行明确的说明,那么对于“滥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界定,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一大难题,对此,笔者在参考多数学者的观点后,对其总结有如下含义:首先,是股东行为的违法性,获利手段不被法律所允许;其次,是股东对其行为抱有不正当之目的,意图通过非法手段满足自我的利益追求;最后,是其行为对债权人产生不良影响,致使债权人的利益受损。

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使其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上难以找到合适的范例,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就要求法官基于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来认定股东的滥权行为。

2.主观恶意的探讨。

对公司股东行为时的主观因素的考量,是学界充满争议的一个话题,有的学者主张考虑股东的主观恶意来对其行为进行评价,有的学者则主张以股东的客观行为来作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前提。

笔者比较赞同客观行为说。

因为债权人想要通过股东的主观意图来判断股东是否想要行使滥权行为难度较大,一个人的主观意思的表达就是要通过其行为,由其行为指向内在的主观想法,以客观行为为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更易于操作。

(三)结果要件———对损害程度的认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自2005年引入我国《公司法》,其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我国公司在实践操作中难以对其很好运用。

我国《公司法》对该制度适用的结果要件是要求公司股东的滥权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时才能对滥权股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适用徐冲摘要:2005年我国《公司法》引入国外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正式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然而,由于该制度引入我国的时间较短,在适用上明显经验不足,许多具体适用的要件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很难找到统一的标准,使其适用效果未能令人满意。

笔者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身出发,研究该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适用要件,分析资本制度改革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对该制度的完善构想。

关键词: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要件;适用现状中图分类号:DF411.91文献标识码:A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经济与法153东进行追责,但是在法律条文的规定当中并未对“严重损害”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义,何为“严重”没有一个法定标准,从而增加实践当中认定的难度。

笔者认为,只要股东的滥权行为导致公司无法清偿债权人的债务时,即可认为此时已达到法律规定中的“严重损害”的标准,符合严格遵守立法的原则。

当然,若股东的滥权行为并未导致公司无法清偿债权人债权,债权人的利益并未受损,那么则不便于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三、新资本制度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及存在的问题(一)资本制度改革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现状自2013年《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以来,就我国案例库公布的案例来说,确切运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进行审理的案件数量少之又少,同时对该制度的适用上还呈现出了地域差异性的特点。

经对法院审理的案件研究不难发现,我国大多数法院对案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持一种保守的态度,在对其运用上极其谨慎。

地域分布上呈现东部地区适用的数量超过西部地区的特点,其原因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案件涉及公司经济纠纷数量较多,对法官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自然对该制度的运用比重较大;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该制度的适用则较少。

(二)资本制度改革后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上存在的问题1.对资本数额认定上的困难。

2013年《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以后,资本实行认缴制,股东的出资方式更加灵活,对出资期限不再加以限制,这一制度改革造成的影响是增加了债权人对公司资本数额认定的难度。

在新的《公司法》下,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是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资本认缴制的存在,使得对“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这一要件的认定就显得比较棘手,不同学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同时基于我国公司类型众多,规模大小也有所不同,很难有一个具体的认定标准来作为一般规定运用于实践当中,对“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标准有待我国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2.人格混同认定标准不一。

对人格混同的认定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人格混同是人格否认的充要条件,也有学者认为人格混同只是人格否认制度的要件之一,对此问题学界并未达成一致的言论,同时,对“人格否认”的具体界定存在理论欠缺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以简短的法律术语将该制度写入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化的弊端,并未能对“人格否认”的具体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使得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有所顾忌,我国立法还需要对该制度进行细化,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三)股东对公司过度控制的认定问题在对股东过度控制公司这一问题的认定上,首先应明确,控股股东并不当然成为过度控制公司的主体。

我国《公司法》对控股股东的认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股东的出资额,二是从股东所享有的表决权。

但是对过度控制公司的股东的认定上,主要应从股东的主观上来把握,只有当滥权股东主观上为谋取个人私利,滥用股东的有限责任,将公司视为其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时,此时股东就构成对公司的过度控制。

但是在发生“过度控制”情形后,债权人在举证上也面临重重困难,使得人格否认规则的适用比较麻烦。

四、制度完善构想1.加强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完善功效。

当今社会情形复杂多变,仅仅想要依靠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对各种问题加以解决,难免会显得“强人所难”,法律术语的涵盖范围毕竟有限,此时就需要法律司法解释的补充功效。

自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引入我国沿用到现在已有14个年头,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审判实践当中,我们都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然而成文法的特有属性———稳定性,决定了我们在适用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遵从法律的规定。

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这时就需要司法解释的扩充作用,把新出现的问题与相关法律进行契合,法律难以调控的,就需要司法解释对之加以说明,从而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明确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正如笔者在前文分析,如果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适用要件上没有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那么该制度对法院的具体适用将会造成很大的不便,甚者法院为避免自身陷入风险,判错案件,则会将该制度束之高阁,所以对适用要件进行明确意义重大。

对“滥用”的评判,笔者认为客观认定原则更为合理;对“严重损害”的界定,笔者认为,股东的行为致使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即可认定为“严重损害”;对学界争议较大的连带责任的性质界定,以无限连带责任认定更具有科学性。

五、结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引入我国《公司法》,使得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明白任何制度想要充分发挥其价值都需要一个不断适应实践的过程,该制度也有许多不足有待从实践和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解决,希望通过笔者的努力,能够引起更多的法律人对此问题的关注,不断对其补充完善,进而推动该制度在我国得到更好的运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1]宁大勇.公司人格混同的司法适用[D].南京:东南大学,2015.[2]苗壮.美国公司制度与判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经济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