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的_中国腔调_林语堂_译出_策略的哲学思考_冯智强

1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腔调”*——林语堂“译出”策略的哲学思考冯智强（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87）摘　要：本文通过对林语堂汉英翻译过程中“异化”策略从形式、理据到意义的多维考察，全面探讨了林语堂哲学翻译中的翻译哲学，即中国智慧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腔调”。

“异化”翻译策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语言文化从表层结构、思维习惯到文化心理等诸多特质，“忠实”地传播了原文的“差异性”特征，从而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一个中国文化元素，同时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语言因子。

关键词：“译出”翻译；中国腔调；异化策略；林语堂［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39（2011）010-0001-06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Wisdom with “Chinese tune-pattern”——A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in Yutang’s C-E TranslationFeng Zhiqiang（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160,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Lin Yutang’s “sinicization”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tsstrategies,motivation and signi fi cance, discusses the “Chinese element” in Lin’s disseminating of the Chinese wisdom and puts forth the conclu-sion of “Chinese tune-pattern” after the exploration of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diversity of the weastern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well.Key words ：Lin Y utang’s C-E Translation; “Chinese tune-pattern”; sinicization; Lin Yut ang*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林语堂模式”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10 - 11 - 23［作者简介］ 冯智强（1970~ ），男，吉林白城人，博士，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翻译，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

一、引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20世纪的智慧人物”，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文化大使”和“真正的世界公民”，是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典型个案。

与五四前后“拿来主义”原则指导下大规模的“译入”翻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语堂的“译出”翻译坚持的却是一种“送去主义”的策略。

林语堂虽然非常认同世人对他的评价，“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但在具体的著译活动中他主要执行的却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翻译取向。

林语堂力排众议，在西方话语权笼罩的时代，以其特有的方式，汇通与整合了翻译、创作和编辑，将中国传统文化萃取为他笔下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智慧，并用毕生的心血向西方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无穷魅力，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送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智慧，同时也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从而实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历史使命。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林语堂的“异化”策略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一个中国文化元素，而且同时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语言因子。

二、林语堂汉英翻译过程中的“异化”策略1．词汇层面的“异化”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接触与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吸纳与融合。

归根结底，翻译的本质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通，甚至是“文本转换中两种文化间碰撞、吸收和变形的过程”（冯庆华、王昱，1998）。

而林语堂跨文化传播中国智慧的过程恰恰体现了汉英两种语言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是两种不同语言形式、不同思维体系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林语堂用“异化”翻译策略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语言文化从表层结构、思维习惯到文化心理等诸多特质，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了不同于本土价值观的异域特色与“他性”特征。

林语堂始终认为“翻译是寻求确切词语的艺术”（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seeking the exact word.），在找到确切词语时，可以避免拐弯抹角地说话，风格也得以保留。

同时，林语堂提出了“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的论断，认为翻译也要求一定程度的愚蠢，这样才能不越出常规而寻求“出色”的阐释（The best translation is the stupid one which does not go out of its way for “brilliant” interpretations.），因为只有蠢人才是忠诚的，因此老子的雌”一直是林语堂的翻译原则（Lin，1942：26）。

例如，《京华烟云》一书中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事物都带上了这种看似“愚蠢”的特色：小雪 / Slight snow ，清明节 / Chingming Festival，扫墓 / Sweeping the grave，如意 / Juyi，百纳 / Hundred pleated，有喜 / have happiness，洗尘 / Wash the dust，冬至 / Beginning of Winter，八股文 / eight-movement essay等不胜枚举。

这些英美人似曾相识又生动传神的中国文化特色词的“异化”翻译使得异域读者备感亲切，同时又满足了好奇心和具有新鲜感，欧美读者十分欢迎和乐于接受。

2．句子层面的“异化”为了传播中国智慧，同时也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语言表征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林语堂运用了许多他一贯主张的“笨拙的翻译”以传达“中国腔调”。

例如，他将“无可无不可”译为“No may，no may not”，将“未知生，焉知死”翻译成“Don’t know life—how know death?”并在注释中解释说“使用洋泾浜英语的目的是为了使译文简洁明了以体现原作的力量。

”（Lin，1935：101）类似的情况还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翻译：“Sages no dead, robbers no end.”林语堂在脚注中请求读者原谅他的“语法问题”，因为只有这种译法才能体现原文的内涵与形式（Lin，1935：116）。

为了保留中国哲学典籍的这种凝练精辟的风格和简洁刚健的行文特点特别是句子的节奏与韵律，林语堂这种“异化”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汉语句法在翻译过程中的“合理性”。

3．篇章层面的“异化”篇章层面的“异化”则提高了译文的充分性，这也恰恰契合了林语堂选择中国古代哲学及文学典籍作为翻译文本、把中国文化精髓译介到西方的文化理想。

例如对《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部分文字的翻译，就充分体现了林语堂的翻译初衷。

道生一， Out of Tao,One is born;一生二， Out of One,Two;二生三， Out of Two,Three;三生万物。

Out of Three,the Created Universe.为了传达原文从语言到形式的特质，林语堂再现了原文的篇章结构，虽然从形式上讲，似乎略显笨拙，但却表现了中国语言的气韵。

为了表达原文的词义反复，林语堂没有使用同义词替换，而是同样使用词汇反复的手段来还原原文的结构与意义。

这种从词汇、结构到篇章的“愚蠢”与“笨拙”正是林语堂试图通过他的“中国腔调”实现从中国语言到文化的传播目标。

为了弥补译文的“愚蠢”与“笨拙”而使译文通顺流畅，林语堂常常在必要处添加图解与脚注等“副“知其雄，守其2文本”，以使文本的意义更为确切与清晰。

其实不管是采取“以原文为导向的翻译”策略还是“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策略，林语堂著译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而这种在“知其雄，守其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所进行的“愚蠢”翻译贯穿了林语堂整个的编译活动。

三、林语堂汉英翻译的“异化”理据1．语言学的理据林语堂的“异化”策略首先是语言形式与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一致性的体现。

反映特定世界观的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词汇上，而且体现在语言的组织方式上。

洪堡特指出，“在语言的实际研究中，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停留在任何较低层次的语言解释原则上，而是要上升至最高层次的终极的解释原则，并且把下面的论点确定为讨论精神发展对语言形式的影响问题的可靠基础：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洪堡特，1999：51）。

这种文化内涵与语言形式的一致性要求体现在林语堂的汉英翻译活动中即表现为他的“异化”翻译策略。

例如在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就表现为从词汇到句子结构的“异化”特色。

词汇层面的“异化”简直不计其数，此处仅举两例：老祖宗——Old Ancestor，孽种——seeds of sin。

而结构上的异化似乎更加“笨拙”和“愚蠢”：“是什么风把贵客吹来了——一大早？”——“What wind blew you here—so early in the day?”。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化必然都有其局限性，而英语也自然不例外。

这里，林语堂的“中国英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英语从语言到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其次，林语堂的“异化”策略与他早年对洋泾浜的认同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论语”时期，林语堂对洋泾浜英语就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从英语发展史和演化过程中发现，“在欧洲各国的语言中，英语最接近汉语的分析性”，“英语是逐渐演变趋近中国语言这一派的。

……英语早已走上中国语的路了，而且已经达到中国语在一万年前所已达到的地步了。

洋泾浜英语就是英语与中国语最天然的结合，所以是合于历史的潮流的”。

因此，林语堂坚信“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不但非常佳妙，而且是有远大的前途的”，“洋泾浜英语是真正的活的语言”，“我们不但可由克罗采氏的美学批评而明了洋泾浜英语的文学价值，并且可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辩证法证明它必于五百年后成为世界上流社会的普通话”（林语堂，2001：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