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以纳布尔哈贝马斯（Norman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为例，来论述公共领域的相关理论和观点。
首先，“公共领域”是指一个应当被所有人尊重和保护的空间，其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想法和观点，进行公开讨论，展示自己的文化和意见。
这个空间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或社会制度，而是一个共同的域，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纳布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如果社会允许政治伦理讨论，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
他的理论提出了“公共领域”的关键原则，即“参与权、利益平等和客观性”。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要保持“参与权”，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权利，无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宗教信仰或性别。
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不能被任何专制形式称为自己的，而是一个全体共有的区域，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强权和压迫。
此外，“利益平等”这一原则也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的重要方面。
所有公共领域的交流和回答都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被普遍接受或否定的，这样才能保持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同时，公共领域也应该是一个“客观”的领域，不能被任何特定意识形态所影响，所有参与者都应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平等尊重地看待他人的言论和观点。
纳布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公共领域”的概念，而且可以提供一个道德基础，使个人和团体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
纳布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它可以帮助人们充分发挥自身贡献，关注普遍关切，推进政治和社会变革。
总体而言，公共领域是一个必须平等尊重的独立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才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发展自身的审美和智慧，参与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变革。
纳布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了“参与权、利益平等和客观性”这三点重要原则，帮助大家理解并发挥公共领域的意义，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
分化与循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理论研究
分化与循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理论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一种政治权力理论模型——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
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在理想的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权力应当发生结构分化,形成以商谈论为基础、诸种权力形式保持良性循环的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以一种十分明确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既从构造上把政治系统和社会清楚地划分开来,又通过哈贝马斯所谓权力流动的方式,把它们紧密关联起来。
通过这种权力结构,哈贝马斯试图构造出一个具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或层面的权力复合体:在纵向层面上,它包括社会权力、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三种类型;在横向层面上,行政权力进一步分化为立法系统权力、行政系统权力和司法系统权力三种形式。
在这些分化而立的权力形式之间,始终有权力之流涌动其间。
权力之流沿着从社会权力到交往权力到行政权力然后再由行政权力反馈回来的流动方向,形成了权力循环回路。
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的主要观点。
当然,以上所述,乃是本文对哈贝马斯基本观点所作的提炼和概括。
在哈贝马斯的文本(主要是《事实与规范》)中,这种理论模型在表述上要远为分散得多、隐晦得多。
事实上,在《事实与规范》一书中,这一模式往往“掩映”甚至湮没在关于法律理论、民主理论、权利理论、道德理论等论题的论述中,并不易于辨识。
鉴于研究对象的这一特征,并依照哈氏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的内容,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言和第一章,提供的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循环模式的“平面图”。
它们各有分工。
前言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论题的研究概况,对涉及的部分有争议的概念术语作出了简要说明。
第一章对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循环模式作了整体性的勾勒。
其中,第一节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分权学说,以说明哈贝马斯的权力理论的基础;第二节从三个方面,简述了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理论特征;第三节借助于三个说明性的图表,从政治权力诸形式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循环两个方面,概括了哈氏政治权力分立和循环模式的结构特征。
哈贝马斯法律观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
哈贝马斯法律观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作者：周小玲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03期[摘要]在哈贝马斯的法律观中，法律和政治、道德密切相关又与后两者有别，而这种区别可以从他论述权利体系的两部分构成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同源共生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同源共生又恰恰是哈贝马斯的法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法律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一、法律的功能与权利的内涵法律是社会调控手段，其条款既稳定行为期待又将权利所蕴涵的精神转变成实体形态，但它必须通过得到辩护的共识的形式被认可和遵守。
被参与者达成的共识，内容是正当的利益和理念，运作形式是权利。
权利通常被理解成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权力隐含着政治力量的争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抉择；而权利所表达的则是正当性的利益要求和道德价值的选择”。
权利作为与人的属性相关的基本概念之一，体现着人（无论是个体或是群体）具有按自己意愿（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办事的能力，包含着资格、要求、自由、利益、法力、可能性、选择等形式要素，而“正当性是权利的各种要素的共同本质特征，各种要素不过是对权利即正当的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方式，它们都是基于正当的事情所派生的下位概念”。
权利是人的身份的反映，但人的身份有两种：作为个体的人（私人自主）和作为集体的人（公共自主），从而权利也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人权和人民主权，作为权利载体的法律也因此分为私法和公法。
人权和人民主权被哈贝马斯统称为主观权利，它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标志。
主观权利的概念强调“主观行动自由与法律同伴主体间承认这两种之间的关系”，它对应着“主观的行动自由”的概念，反映了权利与权利各形式要素（或称权利项目）的对应关系。
主观权利确定了主体对其意志的自由行使的正当的界限，也规定了权利项目的范围。
可以说，人权与人民主权是权利内涵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可以称它们为权利的“子权利”，由包含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权利组成的权利范畴就是权利体系。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公共辩论的开展以及民主机制的发展。
本文将探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观点，并提出可能的发展方向。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必然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
在传统的现代国家中，权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官方机构手中，而公共领域则被视为政府的延伸。
然而，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多元化，这种权力集中的模式日益不适应社会的需求。
因此，哈贝马斯主张将权力从政府机构中解放出来，使其更加分散化和民主化。
这可以通过建立独立的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来实现，使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空间。
其次，哈贝马斯强调公共辩论的开展对于公共领域的转型至关重要。
他认为，公共领域应当成为一个人们自由交流观点和意见的场所，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
公共辩论的开展可以促进信息的共享和知识的生成，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利益。
为了实现公共辩论的开展，哈贝马斯提出了“理性民主”的概念，即通过理性和公正的讨论来做出决策。
在实践中，这需要广泛的参与、平等的机会、透明的过程以及多样化的意见。
最后，哈贝马斯认为，民主机制的发展是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重要保障。
他将民主视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实践，强调人民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和控制权。
然而，他也批评了现代民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如政党政治的优势、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公众参与的不足。
因此，哈贝马斯主张对民主机制进行和完善，例如通过增加公众参与的机会、加强监督机制、提升决策的透明度等。
只有在民主机制的支持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才能得到有效实现。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观点强调权力的重新分配、公共辩论的开展以及民主机制的发展。
通过这些转型，公共领域可以成为一个更为开放、包容和民主的空间，促进公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浅析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及其意义
浅析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及其意义引言：哈贝马斯是德国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家，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其学术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从理论背景、主要观点及其意义三个角度来深入探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
一、理论背景：在理解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理论背景。
哈贝马斯主要从批判理论、法哲学、寿命哲学等多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的问题，总体来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失衡，从而导致了制度危机、信任危机以及认同危机等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像绝对主义时代那样的权威，而是得到了公民社会的制约与控制。
这种转变为代表一种制度危机，即现代国家已经无法以单方面的命令来掌控社会，也不再是绝对的权威。
二、主要观点：1. 合法性空洞化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制度危机体现在合法性的空洞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政治权力不再像以前那样绝对无瑕疵，受到了公民社会的制约。
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使享有公民权利的人们参与其中，否则这个秩序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认同。
2. 资本主义的错位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主要制度，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规律和社会效应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政治规律和社会效应之间的差异，使得资本主义存在“错位”问题。
3. 内在化的暴力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暴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的暴力，它融入到了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力量。
这种暴力不是外部加在个体身上的，而是经由某些制度、文化以及日常经验的内化而获得的。
三、意义：1. 指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断裂，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指出了制度与实践之间的断裂，注意到个体的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制度的改善及维护的重要性。
他关注到在制度危机中，个体的实践应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
2. 为社会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哈贝马斯认为，解决“合法化危机”的关键在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参与，这种参与是追求政治合法性的一种途径。
哈贝马斯著名的三个理论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批判理论、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工作重点是交流和语言在社会形成和维持中的作用，以及权力行使和制度化的方式。
哈贝马斯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三个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和话语伦理学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也许是哈贝马斯最著名的理论，它对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互动从根本上以交流为基础，而交流是理解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关键。
在哈贝马斯看来，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交换信息的方式，而是一种建构意义和实现相互理解的方式。
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著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研究个人和群体参与公共话语和决策的方式。
根据这一理论，公共领域是个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和辩论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社会生活领域，正是通过这种审议和论证的过程，公共领域起到了制约权力的作用。
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对于民主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自由交流思想和形成可以影响当权者决策的公众舆论。
话语伦理学理论是哈贝马斯著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关注道德规范和价值的形成和正当化方式。
根据这一理论，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不仅仅是个人偏好或主观判断的产物，而是个人寻求对是非的共识的话语和论证过程的结果。
该理论强调对话和交流在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断言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只有通过理性论证过程才能得到证明。
总的来说，哈贝马斯的三个理论——交际行为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和话语伦理学理论——为理解交际和语言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影响力的框架。
这些理论对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在内的广泛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今天继续受到学者和实践者的广泛争论和讨论。
哈贝马斯的三个理论中出现的关键主题之一是沟通和对话在社会运作中的重要性。
根据交际行为理论，社会交往的根本基础是交际，个体通过交际建构意义，实现相互理解。
该理论强调语言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中的作用，并强调语言在使我们能够协调我们的行动和实现共同目标方面的重要性。
权利源于主体间商谈_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解析
清华法学Tsinghua Law Revie wVol12,No12(2008)权利源于主体间商谈———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解析高鸿钧3摘 要 权利是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
哈贝马斯批判了权利天赋论和权利国赋论以及其他各种权利观,从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论的视角出发,认为权利源于主体间商谈,权利的正当性基于民主协商的立法过程与令人信服的论证理由,基本权利与宪法和其他法律是同构的关系,道德向度的普适权利与伦理向度的特殊权利关联互动,前者包容后者。
他认为,为了强化世界范围的人权保护,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时代建构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把处于国际关系状态的人权保护转变成“世界内政”。
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既具有值得借鉴之处,也存在某些局限。
对这种理论予以扬长避短,有助于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权利理论与实践,也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人权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权利 法律 民主 全球化 国际人权 哈贝马斯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我们无论是法律职业者还是非法律职业者,都无法回避法律问题;我们无论如何理解“权利”的含义,都不会否认权利是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我们无论是否承认“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1〕都无法否认权利话语是当代最流行的法律话语;我们无论以何种立场观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都会发现人权问题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我们无论怎样思考当今世界的国际法,都会承认国际人权法日益成为了国际法的重要领域。
因此,尽管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多种多样、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以及意识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开始关注并重视人权问题,不仅在本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中确认权利的基本价值,而且相继加入了跨国的区域性人权公约和各种国际人权公约。
3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鸿钧:权利源于主体间商谈然而,在人权日渐成为人类普遍价值“公分母”的乐观局面背后,却存在着种种疑问。
其中最主要的疑问是,在国内层面,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在国际或全球层面,人权具有普遍的价值还是仅仅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两个问题直接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权利或人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围绕上述重要的问题,学界和政界提出了各种主张和观点,但是它们始终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笔记哈贝马斯：人权的合法性问题：批判与回应
笔记哈贝马斯：人权的合法性问题：批判与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试图重构民主和人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讨论西方的人权概念在今天所遭到的批判，包括西方自身的话语以及其他文化的话语对其进行的批判。
哈贝马斯在文中直言，在这场关于人权的跨文化讨论中，他想扮演的是一个“卫道士”的角色，对来自西方内部与其他文化关于人权的批判进行回应与驳斥，以此来替西方的人权辩护。
一、民主法治国家的程序论证哈贝马斯指出，政治权力概念已经表明，秩序需要合法化，而秩序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权力机构，并和氏族社会的统治结构区别开来。
由于国家权力媒介是用法律形式建构起来的，因此，政治秩序依靠的主要是法律的合法性要求。
现代国家的突出之处在于，政治权力是用实在法（也就是成文法和强制法）的形式建构起来的。
因此，政治合法化问题也涉及法律形式的转型问题。
法律规范的有效性表明，国家权力机关同时保障立法的正当性以及司法的现实性。
国家必须同时保障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服从规范的行为的正当性，这里说的是一般行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制裁来加以强制；二是规则的合法性，有了规则，才使得人们永远都会出于尊重法律而服从规范。
就法律秩序的合法性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特性，即成文法的实在性。
立法者随时都会改变规则，即使是宪法也会失去效用，比如在改朝换代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论证规则的合法性呢?只要还能依靠建立在宗教或形而上学基础上的自然法，我们就可以用道德来抵挡实在法所落入的时间旋涡。
一定时间内生效的实在法应当首先服从永远有效的道德法，并始终接受道德法的指引。
但是，在多元社会中，这些一体化的世界观以及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被打破了。
政治理论为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两个答案:人民主权和人权。
人民主权的原则确立了一种程序，由于这种程序就其本质而言是民主的，因此，它为合法的结果奠定了基础。
人民主权原则表现在交往权和参与权当中，保障的是公民的公共自主。
相反，古典意义上的人权保障的是社会民众具有生命权和私人自由权，也就是说，为他们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提供了活动空间。
哈贝马斯
概述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 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 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 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 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 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 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 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 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 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 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 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 法性的基础。
社会学基本理论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 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 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 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评价
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 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 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 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 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 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 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 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 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 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 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 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 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 及进化理论等等。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 旗手。 1929 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 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 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 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 盾》。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 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 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 世界研究所所长。 1994 年荣休。他 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 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哈贝马斯
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斌峰教授，主题是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国理论及其价值。
他谈了三方面的观点。
第一，从法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期望通过民主法治国的理论来构建基本权利体系，这种权利体系是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发、基于沟通理性互相承认并赋予的权利，因而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具有合法性与可接受性的特质，并有助于相互之间的沟通自由。
第二，张教授从程序主义范式角度对其观点做出了梳理，以展示程序主义法范式，这种合法之法是如何生成的，从而进一步揭示程序主义法范式的本质特征与深远意义。
第三，张教授认为民主法治国理论提出了民主的新类型，以沟通行动理论整合了民主与法治。
张教授以哈贝马斯的理解展开，认为民主法治国应是一种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的程序主义法治国。
“实质主义”是指要真正体现人权和人民主权，“形式主义”是指在法治国中是程序主义的权利，不能离开沟通预设的商谈权利的法律建构。
哈贝马斯对法治国原则的考察，总结出的其实是一种循环，开端是社会广泛存在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联合体，以互相赋予的基本权利体系为前提，通过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商谈和建制化的议会商谈，形成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将其规则化即产生合法之法，进而生成沟通权利。
沟通权利以法律为中介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并使其不被滥用，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沟通自由，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哈贝马斯商谈论语境下的权利推定
推定 能力 ， 仅有权利推定能力 的人只是权利 推定 的可 能 主体 ， 而欲成为 权利 推定 的现 实 主体 ， 必 须从事 则 法律权利 实践 活动 。这 种法 律权 利实 践活 动包 括立 法、 行政 、 司法 、 法律 监督 、 守法 等各 个 法律 权利 生成 的法律实 践环节 。 同时 ， 权利推定 的主体处 于 复杂 的社会 关 系 中。
第１ ２卷
第 ２期
黄河科技 大学学报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Ｅ Ｓ ＆Ｔ ＵＮＩ ＶＥＲ Ｉ Ｙ ＳＴ
２１ ０ ０年 ３月
Ｍ ａ ． Ｏｌ ｔ２ Ｏ －
Ｖ０ ＿ ２ Ｎｏ ２ ｌｌ ．
・
法 学研 究 ・
哈贝 马斯 商谈 论 语境 下 的权 利 推定 木
马 俊
（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４ ０ ７ ） ３０ ３
摘
要： 贝马斯是哲学领域 的“ 哈 对话、 商谈理论” 的代表人物 ， 所倡导 的商谈理 论影响甚远。在哈 贝马斯商谈论语境 下对
权利推定进行重新解读 ， 图发掘权利推定背后更深层次的内涵和价值。权利推 定的主体具有 多元性 ， 试 包括普通 民众、 立法机 关、 行政机关、 司法机 关等一切参与权利 实践的社会主体。权利主体具有 多元互动， 即主体之间存在一个权利诉 求、 权利讼证 ， 权利确
、权利推定主体 的多元性 度和法律制度对权利推定主体之资格正当性的要求。 他们在 不 同的层 面或 不 同的时 间介入 到权 利 推定过
程 的不 同阶段 中 ， 承担着 不 同 的推定 角 色和 任务 ， 共
同促成 了最终 以法律文 件 的形式 表达 或表 明 的推定
舒炜光教授认为 ， 之所 以成为主体有 两个条 主体 件 ：第一 ， “ 主体不 能 与客体 区分 开 的时候 ， 主体 决不
哈贝马斯的主要理论和观点总结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体制是从生活世界中独立出来的，它的理性化是目的理性不断作用的结果。但随着目的理性支配逐渐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世界便不断依附于体制，以至被体制殖民化了。生活世界殖民化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问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哈贝马斯从市场和国家两方面分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过程。他认为市场价值观以商品交易模式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的合理化，商品的排他性配合工具理性的作用。侵蚀了人类各个活动领域，掩盖了人类交往的理解本性。另外，国家也从市场的角度，通过福利国家体制，进一步把社会商品化了，因为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民主政治要求个人自由，但资本主义却以效率生产为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反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甚至牺牲生活世界的独立，从而使生活世界殖民化了。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原本有意义的人际间的语言沟通变成了一种利益交换，行动者本身的存在也丧失了目的性，而只是沦为可怜的工具性手段，人们之间没有了“对话”，只有“独白”，从而堵塞了“共识”形成的可能途径。因此出现了“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不同行为模式有着不同的世界关系前提和有效性要求，它们的这种差别在下面的行为模式图中可清晰的呈现出来。
不难看出，交往行为有着比其他行为更为合理的意义，不论是从行为模式与世界的关联角度还是有效性涉及角度，其他三种行为都只是单方面的指涉卷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有效性要求．而交往行为却是全面的协调处理了三个不同世界及三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
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社会的制度或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二是指跟生活世界一样，是了解社会世界的分析架构。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哈贝马斯权利理论浅析
哈贝马斯权利理论浅析【摘要】本文探讨的是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简单分析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下权利的两种理论路径之后，进而对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简要的总结和评价了哈贝马斯权利理论的得失。
【关键词】哈贝马斯；权利；商谈原则一、权利的两种理论路径（一）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权利自由主义权利观认为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其本质在于强调个人的消极自由，而外在干预的空缺便是自由的理想状态。
在自由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人的主体权利乃是“道德性自我决定的表达”，主观权利的正当性是以道德论证为基础的。
①自由主义依赖于普遍道德意义上的人权，认为法律并不依赖于人民的意志，道德规范才是其依赖的根本。
康德的道德自由主义理论是“法律的内容来自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自我规定，权利的本质是道德的，是个人道德自律的权利”。
②根据康德的理论，人的主体权利是人以其本性而享有的权利。
（二）共和主义理论视野中权利“共和主义认为，公民的地位不能按照消极自由的模式来确定，因为消极自由是私人所享有的。
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
”③共和主义权利观强调的是个体对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卢梭认为“在政治实践中，每个人都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私利和个人独立性要求，转向社会集体福利和政治自主性。
”④在自由主义中，法律的价值在于阻止他人对自己权利的干涉，在于划定个人自由活动的领域。
而在共和主义理论中，法律强制人们摆脱利己主义的行为模式，充分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法律被自由主义认为是权利的产物并且仅在保护权利的限度内才具有正当性，而共和主义认为法律创造并保护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并保障人们免予陷入受奴役的境地。
⑤二、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概述（一）权利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权利与法律和道德息息相关。
卢梭认为尽管人的权利以法律来规定，但是究其根本却是存在于道德之中。
哈贝马斯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同源的，即都产生于交往实践这一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独立等复杂关系，道德和法律都在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都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合法调节，多个行动如何借助于经过辩护的规范而得到彼此协调，行动冲突如何可能在主体间承认的规范性原则的背景下以共识的方法加以解决”⑥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
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姚大志高玉平提要:本文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主要包括权利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权利体系的内容以及权利的来源,在这些讨论中,重点分析了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并指出了其权利理论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权利作者姚大志,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高玉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春130012)权利是西方政治哲学最基本的概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轴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中心问题是权利与善的关系。
虽然哈贝马斯既不属于自由主义也不属于社群主义,然而他也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并提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社群主义的权利理论。
一、道德与法律权利与法律相关,也与道德相关。
从历史上看,权利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这种观点典型地表现在霍布斯和卢梭的理论中。
在近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自然法本身就是一个权利体系。
自然法是与成文法相对而言的,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法属于道德规则,成文法属于法律规则。
在自然法学说中,自然法不仅高于成文法,而且是成文法的基础。
这意味着,尽管人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但其基础则存在于道德之中。
哈贝马斯出于两个理由而反对自然法学说。
第一,自然法学说与形而上学是连在一起的,而现在则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后形而上学0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中,权利体系需要新的合法性,从而也需要新的证明。
第二,在自然法学说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方面,道德和法律是同源的,另一方面,道德和法律处于互补的关系之中。
哈贝马斯承认道德与法律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正当的规范来合法地调节人际关系和协调各种活动,以及在主体间得到承认的规范原则和规则之背景下,如何能够意见一致地解决行为冲突。
0¹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和法律都在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都在解决同样的问题。
分化与循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理论研究
分化与循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理论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一种政治权力理论模型——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
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在理想的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权力应当发生结构分化,形成以商谈论为基础、诸种权力形式保持良性循环的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以一种十分明确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既从构造上把政治系统和社会清楚地划分开来,又通过哈贝马斯所谓权力流动的方式,把它们紧密关联起来。
通过这种权力结构,哈贝马斯试图构造出一个具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或层面的权力复合体:在纵向层面上,它包括社会权力、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三种类型;在横向层面上,行政权力进一步分化为立法系统权力、行政系统权力和司法系统权力三种形式。
在这些分化而立的权力形式之间,始终有权力之流涌动其间。
权力之流沿着从社会权力到交往权力到行政权力然后再由行政权力反馈回来的流动方向,形成了权力循环回路。
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的主要观点。
当然,以上所述,乃是本文对哈贝马斯基本观点所作的提炼和概括。
在哈贝马斯的文本(主要是《事实与规范》)中,这种理论模型在表述上要远为分散得多、隐晦得多。
事实上,在《事实与规范》一书中,这一模式往往“掩映”甚至湮没在关于法律理论、民主理论、权利理论、道德理论等论题的论述中,并不易于辨识。
鉴于研究对象的这一特征,并依照哈氏政治权力分化和循环模式的内容,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言和第一章,提供的是哈贝马斯政治权力循环模式的“平面图”。
它们各有分工。
前言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论题的研究概况,对涉及的部分有争议的概念术语作出了简要说明。
第一章对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循环模式作了整体性的勾勒。
其中,第一节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分权学说,以说明哈贝马斯的权力理论的基础;第二节从三个方面,简述了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理论特征;第三节借助于三个说明性的图表,从政治权力诸形式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循环两个方面,概括了哈氏政治权力分立和循环模式的结构特征。
【哈贝马斯系列12】权力概念本身，存在于“对立的关系”之中
【哈贝马斯系列12】权力概念本身，存在于“对立的关系”之中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
前面我们介绍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中对主体理性的批判，而后期，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逐渐从“知识”转移到了“权力”，他的研究方法也从“知识考古学”，切换到了尼采开创的“谱系学方法”。
01什么是权力？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权力？在福柯这里，“权力”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是一个散布在社会中，像毛细血管一样，通过话语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系网络。
各种规则和条款是一种权力，各种身份和等级也是一种权力。
在福柯看来，权力无处不在，家庭、企业和各种社会关系中都充斥着权力。
上级对下级有权力，权威对普通人有权力，家长对小孩有权力。
而这种权力是通过知识和话语体系构建起来的，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统一体，它们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权力制造知识，或者说权力决定了知识，就像专家权威们定义了什么是真理一样。
02知识也产生权力另外一方面，知识也产生权力，知识表现为一种话语，而话语转化为权力，就像我们说某个行业的专家掌握了“话语权”一样。
那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福柯通过“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把知识、话语和权力结合起来。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受制于权力的形式。
在一定条件下，话语会转化为权力，真理或者知识就是权力的一种，谁掌握了真理就拥有了权力。
但知识本身的产生也来自于人的“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权力是这种意志的先验条件。
就像福柯说，知识本身倘若不是权力的一种形式，那么知识系统就无法形成；反过来，没有知识系统的运作，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
福柯通过对“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的解构式分析，消解了科学真理与理性的神话，并揭示了深蕴在真理、知识、话语背后，权力机制的作用。
福柯对知识型历史的分析发现，知识和话语形态虽然在不停转变，但其内在的权力是不变的。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一开始就详细描述了1757年3月2日达米安被处决的场景，充满了血腥和残忍。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文章结构》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文章结构》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理论来解决法律上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张力，进而实现对资产阶级形式法和社会福利国家这两种社会模式的对立超越。
第一章。
面对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哈贝马斯从哲学、社会学、法学三个层面进行了回应，从哲学到社会学，最终提出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作为解决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张力的替代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法以主观权利的客观化化解了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
第二章。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上的事实性与有效性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指向，即内在于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与外在于法律的社会的事实性与法律的有效性之间的张力。
作者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外在张力。
社会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外在张力表现在法律有效性的理想内容与市场经济、政治权力的相互冲突。
哈贝马斯从社会学的法律理论和哲学的正义理论展开讨论，认为社会科学对法律的祛和对之反动的理性法传统的回归都不能免于局限性，而应该通过商谈将社会学的法律理论与哲学的正义理论沟通起来。
第三章。
哈贝马斯开始解决内在于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的张力这个问题。
本章是“法律重构”过程的第一步，哈贝马斯通过主观权利理论与理性法传统这两个语境解决了合法性源于合法律性这一。
在权利理论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人权与人民主权的统一依赖于主体间商谈性意见的形成；在理性法传统问题上，哈贝马斯打破了以往道德和法律的二元论，认为法律和道德的合法性最终都需要指向二者之外的商谈原则。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重构了权利理论，认为合法之法是通过商谈性的法律程序产生的法律，而这个程序由商谈的公共领域保证开放性。
第四章。
本章是法律重构的第二步，哈贝马斯对法治国原则进行了商谈论重构。
作为权利体系的法需要政治权力来确保私人和公共自主，而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要求国家权力本身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获得其合法性，这就是法治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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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姚大志高玉平提要:本文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主要包括权利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权利体系的内容以及权利的来源,在这些讨论中,重点分析了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并指出了其权利理论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权利作者姚大志,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高玉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春130012)权利是西方政治哲学最基本的概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轴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中心问题是权利与善的关系。
虽然哈贝马斯既不属于自由主义也不属于社群主义,然而他也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并提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社群主义的权利理论。
一、道德与法律权利与法律相关,也与道德相关。
从历史上看,权利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这种观点典型地表现在霍布斯和卢梭的理论中。
在近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自然法本身就是一个权利体系。
自然法是与成文法相对而言的,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法属于道德规则,成文法属于法律规则。
在自然法学说中,自然法不仅高于成文法,而且是成文法的基础。
这意味着,尽管人的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但其基础则存在于道德之中。
哈贝马斯出于两个理由而反对自然法学说。
第一,自然法学说与形而上学是连在一起的,而现在则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后形而上学0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中,权利体系需要新的合法性,从而也需要新的证明。
第二,在自然法学说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方面,道德和法律是同源的,另一方面,道德和法律处于互补的关系之中。
哈贝马斯承认道德与法律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正当的规范来合法地调节人际关系和协调各种活动,以及在主体间得到承认的规范原则和规则之背景下,如何能够意见一致地解决行为冲突。
0¹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和法律都在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都在解决同样的问题。
对于哈贝马斯,问题不在于道德和法律的共同性,而在于两者的不同。
他试图对两者加以明确的区分。
第一,道德是一种文化知识,法律不仅是一种文化知识,而且是制度的核心。
法律一身二任,它既是知识体系,也是行动体系,它既可以被理解为由法律条款及其解释组成的文本,也可以被理解为作为规范活动之复合体的制度。
第二,道德作为知识体系是自然成长起¹J rgen H ab ermas,Be tw ee n Facts and N orms,Cambridg e,M as sachus etts:Th e M IT Pres s,1996,p.106.来的,法律作为知识体系则是理性地制定出来的。
与道德相比,法律属于学理化的知识,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也更加体系化,从而对人类活动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力。
第三,虽然道德和法律都在调节人际关系和人际冲突,但道德调节的是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法律调节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所谓自然人是指不可替代的个人,这种个人是某个具体共同体的成员,是通过其生活历史而被个体化的。
所谓当事人是指这样的活动者,他们是抽象的法律共同体的成员,虽然他们也是一些个人,但其个人身份不是通过生活历史形成的,而是通过承认某种法律规范形成的。
¹仅仅区分开道德和法律是不够的,还应该对它们给予解释和论证。
为了解释和论证道德和法律,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商谈原则:/只有这些行为规范才是有效的,即这些行为规范是能为所有可能相关者作为理性商谈之参与者所同意的。
0º道德和法律都是行为规范,都需要人们加以服从。
人们为什么服从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从商谈论的观点看,人们所以服从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因为所有受到这些规范影响的人们都同意它们。
人们的同意是对道德和法律的最好证明,正如罗尔斯主张人们的同意是对正义原则的最好证明。
在这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实质上是一种契约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商谈原则既可以应用于道德,也可以应用于法律。
当人们将商谈原则具体地应用于道德行为规范的时候,道德原则便产生了;当人们将商谈原则具体地应用于法律行为规范的时候,民主原则便产生了。
道德行为规范只能从道德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而所谓道德的理由是指对所有相关者的利益都给予平等的考虑。
法律行为规范则不仅可以从道德的理由加以论证,而且也可以从实用的理由和伦理)政治的理由来加以论证。
就道德的论证而言,整个人类构成了参照系,论证的规则依赖于所有人的平等利益,而关键的理由在原则上对于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可接受的。
就伦理)政治的论证而言,我们存在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之生活方式构成了参照系,论证的决定表达了真实的、集体的自我理解,而关键的理由在原则上对于分享我们共同传统和价值观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可接受的。
就实用的论证而言,社会群体或文化群体的总和构成了参照系,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加以平衡,需要在谈判中互相妥协,而谈判的条件应该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原则上对于所有当事人都必须是可接受的。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道德特别关心正义问题,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就其专门探讨正义而言,现代道德是一种知识。
就其作为正义理论要对冲突着的行动做出公平判断而言,现代道德必须转化为行动。
但是对于现代道德来说,从知识到行动的转化是困难的。
这是因为现代道德自身存在着三种限制。
¼第一,现代道德具有认知上的不确定性。
现代道德关心正义原则问题,试图为存在争议的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分歧的公平程序。
但是,引起争议的东西主要不是原则问题(如分配正义),而是如何将原则应用于具体的情境之中。
就此而言,道德是不确定的,它无法提出一个关于责任的目录,也不能提供一个关于规范的等级序列,它只好期待主体在各种具体的处境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因为需要将原则运用于具体处境的知识,所以每个人在形成其道德判断时承担着一种认知负担。
第二,现代道德具有动机上的不稳定性。
在康德的意义上,人们既是道德命令的接受者,也是道德命令的发布者。
如果两者一致,对道德的服从就叫做自律。
但是,这种一致是一种理想的情况,而现实并非总符合理想。
道德主体的动机是不稳定的,在许多场合,人们仅仅是道德法则的接受者,而并非立法者。
也就是说,道德负担不仅是认知上的,而且也是动机上的。
第三,现代道德具有义务的不可归属性。
当人们遇到事故、灾难和生命危险的时候,其他人有义务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谁对什么事情负有义务?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义务是明确的,我们知道我们负有义务来帮助遇到困难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和同事。
但是,对于陌生人,对于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这种义务的归属则是不明确的。
哈贝马斯对现代道德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
他认为,道德的这些限度可以通过法律来加以弥补。
法律条文的明确性可以免除认知的负担,法律自身的强制性可以免除动机的负担,而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责任系统则可以解决义务的不可归属性。
除了这些之外,法律还有更重要的功能。
在哈贝马斯看来,对于比较简单的社会(如古代社会),其社会整合是由道德以及自然形成的制度(如习俗和惯例)来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¹º»¼J rgen H abermas,B etwe en F acts and N orms,Cambridge,M assachus etts:T he M IT Press,1996,pp.79-80, 112,107,108,114-117.完成的。
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来调控整个社会。
¹权利同道德有关,既是指权利具有道德的意义,也指权利依赖道德的根据。
同样,权利同法律有关,既是指权利具有法律的意义,也指权利是法律的规定。
政治哲学主要关心的是后者。
哈贝马斯反对传统政治哲学将权利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主张,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而法律的合法性则来自于民主的程序。
二、权利体系西方权利体系的核心是自由、生命和财产。
这些权利为人们的行为设定了限制,不经本人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干预他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
政治哲学通常把这些属于个人的权利称为/消极的自由0。
哈贝马斯则把它们称为/主体的权利0(subject ive r ights)或/私人自主0(private auto no my),并且引用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康德的法的普遍原则和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来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主体都平等地拥有这些权利。
º哈贝马斯赞成这些权利,也承认这些权利构成了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但是他反对先前各种政治理论对权利体系的解释,如康德道德哲学、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等等。
哈贝马斯特别反对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自由主义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权利的,而自由主义的个人被理解为彼此相互分离的原子。
相反,对于哈贝马斯,权利是一种关系,一种社会惯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第二,自由主义将权利建立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之上,这种道德哲学表现为自然法理论、义务论伦理学或正义理论。
对于哈贝马斯,权利体系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权利是法律的规定。
什么是哈贝马斯的权利体系?这个权利体系由哪些权利构成?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这个权利体系中,有五种基本的权利:»1.产生于平等的自由权利的基本权利。
自由权利是指每个人都拥有最大程度的、平等的自由,而这些基本权利产生于这种自由权利之政治自主的细化。
2.产生于成员身份的基本权利。
这里的成员是指法律规范下的由伙伴自愿组成的团体之成员,而这些基本权利产生于这种成员身份之政治自主的细化。
3.法律方面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或者直接产生于权利的可诉讼性,或者产生于个人法律保护之政治自主的细化。
4.机会平等地参与舆论形成和意志形成之过程的基本权利。
在这种过程中,公民行使了他们的政治自主,并且制定了合法的法律。
5.获得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如果公民拥有平等的机会来利用从1到4所列的公民权利,那么在现有环境下这些从社会上、技术上和生态上得到保障的生活条件是必需的。
关于这些基本权利本身,没有多大的争议,因为哈贝马斯所说的这些基本权利在西方社会中已经得到公认,并且也体现在法律和社会政策之中。
问题在于这个权利体系的结构、意义以及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就权利体系的结构而言,存在着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三元结构,即这个权利体系是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组成的。
在哈贝马斯的权利清单中,第一、第二和第三种基本权利属于公民权利,第四种基本权利是政治权利,第五种基本权利是社会权利。
第二种解释是二元结构,即这个权利体系是由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组成的。
在哈贝马斯的清单中,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种基本权利属于公民权利,第五种基本权利是社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