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忘不了中学老师的哺育恩

宋才发：忘不了中学老师的哺育恩忘不了中学老师的哺育恩宋才发“复课”再进学堂门。

1967年10月14日毕竟是个值得人们记住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在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全国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堂教学工作全部陷于停顿，完全处在“停课闹革命”的瘫痪之中。

自《通知》发布后的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地回到课堂里[1]。

1968年随着地方各级“革委会”的普遍成立，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各地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中学，1968年11月27日我又有机会进入“宋巷中学”读书。

1966年上过初中的和没有上过初中的小学毕业生，以及后两届“文革”中毕业的小学生，几代同堂就读初中一年级。

当时教我政治课的是“宋巷中学”教导主任曹中延老师，语文课开始是邵林盛老师，后来是董智发老师，数学课是陈康德老师。

在这些老师当众，除了邵林盛老师是复员转业军人之外，其余老师都属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根据文件规定回原籍工作的老师。

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中学，尤其是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给学生上一些文化知识课，让我们真的学到了一点初中的知识，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1967年创办“宋巷耕读中学”的胡启桃先生，我曾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就读了几个月的书。

胡启桃先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黄冈地区高中毕业生，当时是“宋巷乡人民政府”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他实际上也是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他确实很有才华，对学生也极其关心。

记得1977年全国高考在即，离考试日期总共不到4个星期，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课本还没有找全，唯一的希望只有求助于他。

先生是读书人，爱书如命是远近闻名的。

譬如，1969年7月他的家乡闹水灾，别人都忙着抢救家里的粮食和稍微值钱的东西，而他却让人帮忙首先抢救他的书籍。

当我托人请求他帮忙时，先生二话没说立马翻箱倒柜，把全套的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课本帮我一一找全，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一个人的生命之光不在于他长命百岁，而在于他能够适时地给周围的人哪怕多一分钟的呼吸，哪怕举手之劳的一次次善举。

我当时之所以能够以高分考上华中师范学院，我以为与胡启桃先生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不是亲情胜似亲情。

在“宋巷中学”读了一年，第二年据说因为我学习成绩“冒尖”，加之属于“老三届”的学生，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点名推荐我到大金庙去读高中，1970年3月1日报到入学。

大金高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兼政治课教师是崔俊铭老师，他同赫赫有名的“数学大王”叶文森老师一样，是一位数学课教得特别棒的教师，就因为他有这个一技之长和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挨斗受批。

由于我是高1（2）排的排长（那时学校按照“五七指示”实行军事编制），他不仅鼓励我坚持写日记，并且隔月亲自检查一次，而且还在我的日记本上作详细批示，这对于我写作能力的提高起了重要的鞭策和督导作用。

在当时那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老人家能够这样关怀一个与他非亲非故的学生实在难能可贵。

大金高中的教导主任是陈永成老师，他的耳朵据说是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被大炮震聋的，平常如果你不大声地与他讲话，即使面对面地说话他也听不清。

但是他为人谦和，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

他的毛笔隶书大字写得相当漂亮，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时兴写“大幅标语”，因而整个广济县稍微出名一点的地方，无论街道、民宅、公路两旁多留有他的笔迹。

由于我爱好写作而且文章写得比一般学生稍好，粉笔字在学生中也属佼佼者，所以他特别关爱我。

他“手把手”地指导我办了两年学校墙报，这些直接经验对我后来参加工作大有补益。

我高中临近毕业时，由于生产队里的收成特别低，一个全劳力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收入只有0.16元，家里又没有任何别的收入来源，加之我母亲屡犯头疼病，照毕业照的钱实在拿不出来。

就在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他老人家像发现了我心里的秘密一样，悄悄地塞给我14元钱，使我顺利地应付高中毕业时的所有开支。

对于正在困境中挣扎的我来说，从一个充满爱心的良师那里获得教益和无私的援助，远比一支百万英镑的支票更重要。

因为友善的同情心是一种永恒的善念，更是一种大爱无疆的表示。

尽管40年过去了，但是我心里始终装着这件事无法忘怀，因为先生那一刻的主动使我懂得了感恩。

由于拥有感恩之心，所以才使我生命的历程始终充满温馨。

先生当年慷慨解囊的一片爱心，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感恩的种子，恒久地陪伴着我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终究化成了我关爱学生、扶助困难学生以及抵御各种欲望膨胀的力量源泉。

1972年12月我中专毕业，分配到“大金区文教站”工作。

“文教站”的机构设在区革委会里，但主要办公地点却在大金高中。

他老人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亲自开具证明帮助我办理有关商品供应手续[2]。

我夫人夏桂霞也是他老人家的学生。

他于丙子年仲春给我俩“题词一首”并亲自装裱，这是恩师留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礼物，现原文照录以示纪念。

“寄赠才发桂霞同志：霞光初发艳阳天，展翅腾飞耀大千；学海扬帆歌宇内，蟾宫折桂唱云巅；千株桃李溶溶月，万顷波涛浩浩篇；以沫相濡誇内外，一江春水咏双贤。

”字里行间饱含着先生对我们事业的肯定与期盼。

记得法国伟大的文学家巴尔扎克说过：“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会演变成人生的重大经历。

”巴尔扎克的这句话不失为生活的一条真理。

最初教我高中语文课的是舒怀老师，后来是彭琼霞老师[3]，教数学课的是张金娥老师和宋正玲老师，班主任是我国末代秀才出身的胡镜莹先生。

在大金高中生活的第一年（1970年），所有的时间几乎全在劳动，主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在离学校5里地的长岭山上开垦大片荒地，栽种红薯以解决师生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同时在往鸡公岭方向去的牛栏山旁，开垦了几亩能够栽种稻谷的水田。

二是为学校挖了一口水塘，并且办了一所“校办工厂”，生产一种叫“920”的农用菌肥，大金高中还曾派我到龙坪中学校办工厂取经。

三是师生同台共演《收租院》和“样板戏”《红灯记》。

戏剧编导是舒怀老师，导演是彭琼霞老师，苏玉云、张金娥、张光美等老师与我们这些高中生同台演出。

实事求是地说，大金高中的戏演得很不错，有些剧目超过了当时“广济县文曲剧团”的演出水平，这是当时广济县领导和观众们公认的事实。

有几位学生演员如宋超、蔡超云等，高中毕业后都被县剧团接纳为剧团的骨干演员。

学校的体育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在全县乃至黄冈地区拿了不少比赛奖项。

大金高中在1971年，倒是扎扎实实地给我们传授了一些文化知识课。

学校在这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确实培养和推出了好些人才，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批较优秀的高中生，都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

这主要得益于大金高中的校领导具有战略眼光，他们不但留住了原“大金中学”时期的全部教师，而且吸纳了一批当时已分配到广济县，但是还没派下去工作的师范大学毕业生。

我于1972年2月4日在大金高中毕业[4]。

据说这个时期包括随后的几年是大金高中的鼎盛时期，再后来就逐步地走“下坡路”，最后被“武穴中学”全盘收并了。

真是应了一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我为大金高中的衰败感到悲哀，但愿大金高中被武穴中学收并后获得新生。

置身于中小学教师的摇篮。

1972年3月1日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在父亲的陪同下，跨入了“广济师范学校”（即后来“武穴师范学校”）的校门。

那年我刚满18岁，这是我求学史上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也是我一生中享受唯一的一次。

在这之前及这之后，父亲之所以再也没有陪同或者护送过我出远门，并不是他老人家不知道疼爱我，而是他懂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半点背景的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真正地站稳脚跟，得全凭我自己去摸爬滚打才行。

父母这样做是在对我早早地放手，让我早早地独自去应对世事，用自己的足迹去丈量自己生命途程。

为了节省几块搭乘公共汽车的钱，父子俩扛着我的铺盖和行李步行40多里地赶到县城。

他老人家一路上尽管没有多说话，但看得出他是非常高兴的。

他勉励我要好好读书，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今后要做一个有真本事的好老师。

他还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你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底儿薄，在生活上不要与别人攀比。

”我破天荒地看到父亲的眼眶红了，原来刚强的父亲也有流泪的时候。

他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的人，永远要知道好歹，要有感恩和报恩的心。

我父子俩刚到广济师范学校大门口，就受到学校迎新队伍的迎接，他们把我和父亲带到我就寝的宿舍，放好行李后领我们到食堂与老师们一块共进午餐。

这是我一生中与父亲一起享受到的最珍贵的一次“盛宴”。

尽管后来我受到了许多高规格的礼遇，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宴请，但是我觉得其价值和意义，其他任何一次都不足以与这一次相提并论。

吃完午饭后父亲谢绝了师范学校的老师和我的挽留，只身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此情此景终身难忘。

广济师范学校位于与庐山隔江相望的湖北省武穴市，有着近60年的办学历史。

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金长泽曾莅临视察，赞誉它是“华中大地一颗明珠，师范学校建设楷模”。

该校根据黄冈地区文教局的规定，在蕲春县、黄梅县和广济县3县招生，学校以服务广济县为主。

恢复全国高考招生制度的1978年春，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的“黄冈师范学院”，在广济师范学校分设了数学、化学大专班，由该校教师负责讲授全部课程。

足见该校师资水平是相当高的，声誉也是相当好的。

当时学校校长是翟攀蟾先生，教导主任是洪凰翔高级教师。

我所在的7206班是数学班，首任班主任是吴敢老师[6]，后任班主任是戴官龙老师，数学教师由洪凰翔教导主任兼任，物理教师是王淑华高级教师，化学教师是袁昌侠高级教师。

7206班是那一届8个班中的“尖子班”，学员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有郭新华（毕业后在武穴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周启发（毕业后先在广济县文教局工作，后任武穴市文化局长）、陈绍年（毕业后先在实验中学当教师，后在文教局搞财会工作）3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余32人全部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

所用教材都是由任课老师按照“文革”前高中课本自行编印的，采取日夜加班加点速成的办学模式，以解决当时中小学数学教师青黄不接的问题。

我们这一届学员的学制在入学时定为2年，实际上“数学班”和“语文班”只读了8个月书，就按照黄冈地区教育局的安排进行教育实习，当年12月提前毕业分配就业。

除了这两个班之外，其余6个班都是按照规定修完2年课程毕业的。

还必须提到的是我于1972年11月10日在广济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入团介绍人为7206班团支部书记汪细奎和组织委员王阳乔同学（他们都是黄梅县人），学校的团委书记是陈爱国老师[7]。

11月12日至12月10日，学校组织我们进行毕业实习。

我实习的学校是位于长江边的“黄梅县小池镇中学”，共有12位学员在这所学校实习，带队的是班主任戴官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