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_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_黄皮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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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年５月Ｍａｙ．　２０１０

第２１卷第３期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２０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度影响不小的“黄皮书”。本文检讨这套书的缘起、目的、选目方式、翻译和出版，最后分析了这套书的接受、影响和特别作用。

关键词：“黄皮书”；翻译选择；接受；特殊作用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４３－０５

王友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一、文化怪胎“黄皮书”：缘起与目的

“黄皮书”乃中国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产品。因其封面十分简单，常用黄色胶版纸作封面封底，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故俗称“黄皮书”。其中不乏后来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它的存在表明１９６０－７６年的中国一方面拒绝包括苏联在内的当代欧美日外国文学，否认其合法性，拒绝与之公开发生关系，别一方面又有压不住的强烈翻译需要。有趣的是，其中不少译著到８０年代摇身一变“扶正”了，从“内部”到“公开”；其中部分作品给特殊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黄皮书”缘于中苏两党生重大分歧之初。其前身是分歧初起之１９５７年便开始选译的“内部参考”作品，如苏联的《不单单是面包》（１９５７）。与其前身相对应者，是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参考消息》由刊物变为报纸，４开４版。“黄皮书”作为批量翻译的书籍，其正式启动略晚一点，在５９年１２月至６０年１月北京新侨饭店的一次会议上启动［１］，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奉命编选《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陆续出版。“黄皮书”前后历时约１９年，正式启动前的１９５７－５９年可谓预备期，文革初期４年（１９６７－７０）停译，１９７７－７８年是其尾声。其正式批量翻译在６０年代初。最初推出的“黄皮书”并非黄皮裹身。据参与其事的秦顺新回忆，出

了十几本“内部发行”之后，主其事的林默涵找人文社总编韦君宜商量，建议统一采用不显眼的土黄色作封面，人文社照办。后来文化界、读书界袭用“黄皮书”专指６０－７０年代翻译的“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书（不过７０年代始见白皮、灰麻麻的纸作封）。它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上海方面偶尔参与，具体由人文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充任出版者；后期上海方面参与程度高，与人文社共同负责。“黄皮书”仅是皮书系列内的一大类，类似的还有“灰皮书”，译著更多。“灰皮书”指内部翻译的“修正主义”和欧美历史、传记、政治、理论等社科著作，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商务、中央编译局、世界知识出版社参与其事，当时人民社的副牌“三联”亦参与。

出版界资深文化人陈原先生这样描述非常时期的这两类书［２］：

六十年代初，反修的热浪席卷全国，出版了两套很别致的所谓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一套用灰色纸作封面封底，习惯上称之为“灰皮书”，一套用黄色纸作封面封底，叫“黄皮书”。灰皮书收录社会科学论著，包括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等人的著述或评传；黄皮书则收录所谓“修正主义”文学作品。

承担“灰皮书”部分任务的原商务负责人陈翰伯先生曾经在文革中一份交代材料里谈及这个任务的缘起：“１９６１年底或１９６２年初钓鱼台反修小组，康生同志通过包之静要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东省“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视野

的文学通化研究》子课题“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家翻译群体研究”（项目编号：ＧＤＵＦＳ２１１－２－００２）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友贵，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

国文学，中国２０世纪翻译文学史，翻译史，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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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出版社组织大批人力，赶快配合反修斗争的书，供中央参

考。”［３］

　陈翰伯回忆的时间有误，晚了一年，因１９６１年已有

“灰皮书”问世。比二陈更了解前后经过者有一人，即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李曙光（黎之）。他亦参与其事，且从直接领导机构中宣部的角度，也就是从发起、领导一方的角度回忆“黄皮书”之缘起［４］：

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收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另据人民社负责“灰皮书”的编辑之一张惠卿回忆，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央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出版一批相关书籍［５］。“反修小组”组长是康生。上述４人的回忆，清楚指明两套书的缘起与目的，是要直接了解苏共２０大之后的苏东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由此，我们了解到，中国文艺界在“反帝”同时又多出一个“反修”任务。两套“皮书”范围相异，目的相同，即配合“反帝反修”斗争，为领导干部提供“反面教材”，让高级干部和文艺界领导不至于像新侨饭店会议上周杨说的对苏联“一知半解”，

对欧美“一片漆黑”［６］。

二、“黄皮书”的选择、翻译和出版

“黄皮书”作为一项政治文化工程，从中央到出版社到学术机构皆配有负责人。中宣部由副部长林默涵总其责；人文社由副主编孙绳武、秦顺新负责，孙负责挑选作品、看材料，秦亦看材料；还有《世界文学》副主编陈冰夷、叶水夫和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参与选目，提供意见。李曙光（黎之）协助林作协调、联络。作协为此专门成立“外国文学工作小组”，由陈冰夷负责［７］。选材范围，最初紧盯苏联，后来林默涵敦促进一步扩大选题，适当翻译资本主义国家尖端的、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作品。

头一本“黄皮书”何时问世，迄今无法确定。主要原因是上文说过的最初不用黄皮作封。能够确定的，是这套书经历了两个阶段①。前期从１９６０到１９６６年，后期从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８年。两期起止的直接诱因盖出政治，并非文学。对“黄皮书”关注最多、调查颇多的张福生先生认为，前期主要是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８］。根据我的调查，他所说的“主要”是指最活跃的几年。最早问世的“黄皮书”之一，是《山外青山天外天》（同上），接下来在６２－６４年形成小高潮，因６３－６４年中共组织撰写、公开发表“九评”。１９６６年只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蓝笔记本》（南生译）和《仇敌》。后期重开

译事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政变不成并切腹自杀，举世震惊，周恩来指示尽快译出三岛的书。

“黄皮书”前期挑选作品的渠道有二：一是人文社、《世界文学》两家编辑部订阅的苏联报刊，如《文学报》、《旗》、《十月》、《星》、《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列宁格勒》等；二是审阅《进口图书目录》。挑选标准、方法很简单：专挑引起轰动性赞扬或批评的作品，含获奖作品。后期挑选渠道大体如是，不过源刊还有苏联的《小说月报》等，但负责机构和人员有变，“中宣部”变成“阎王殿”，《世界文学》停办，上海的“翻译连”承担较多任务。上海不惟积极参与其事，还编辑出版了《摘译》等内部发行的文学翻译刊物（《摘译》带有鲜明的“四人帮”刊物痕迹）。

译者前期有苏杭、曹苏玲、王金陵、冯南江、王士燮、钱诚、谢素台、程代熙、秦顺新、孙广英、黄雨石、施咸荣、孟安、郑永慧、文慧如等，以通俄、英文的译者为主；后期译者有草婴、封（丰）一吟、荣如（茹）德、任溶溶、蓝英年、唐月梅、叶渭渠等，以通俄、日、英文译者居多。基本作业方式不外个人译或集体译两种。后者少则２人，多则宛若一个翻译班，把书撕开，像分地里的农活儿一样分给译者，译成后由专人统稿。草婴便是后期上海方面统稿人之一［９］，翻译小组组长。前期有个人译亦有集体译，译者有时署真名，更多时候署笔名，且是信手拈来、一次性使用那种；后期集体翻译增多，几乎不署真名，要么署“某某单位翻译组（或集体）翻译”，要么署笔名。如前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译者署名“斯人”，据张福生确认，乃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４人之谓［１０］。“五桐”或许就是“５位同志”的缩略谐音吧？一如“灰皮书”署名“齐干”，就是大家一起干。后期集体译倍增，如是翻译速度亦倍增。译者此时已沦为翻译机器，其在选目上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但译文质量不低。

署名方式折射出译者对原作态度。如“石荣”，是著名译家黄雨石和施咸荣取本名末字连缀而成，似乎表明他俩愿意让自己的名字跟译作发生松散的联系；而“斯人”不惟透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灰色幽默，还似乎说明译者不愿跟译作有任何关联吧？

苏联当代文学在“黄皮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前后两期亦然。前期出版的诗集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１９６１，指译作出版年，下同）和《焦尔金游地府》（１９６４）、梅热拉伊蒂斯的抒情诗集《人》（１９６３）、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１９６３）等几种；剧本有西蒙洛夫的《第四名》、柯涅楚克的《德聂伯河上》（１９６２）、潘诺娃的《暴风雪》（１９６３）、斯泰因的《海洋》（１９６３）、伊克拉莫夫和田德里亚科夫的《白旗》（１９６３）、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１９６３）、索伏洛诺夫的《厨娘》（１９６３）、阿辽申的《病房》（１９６４）、罗佐夫的《晚餐之前》（１９６４）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