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圣平】论共和主义的自由观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年 第２３卷 第２期・１２９・论共和主义的自由观聂　圣　平（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８）摘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各种相关的评论和研究铺天盖地而来，但国内学术界对共和主义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本文试图阐述共和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共和主义追求的自由观念。

关键词：共和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图分类号：Ｄ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５４０（２００８）０２－０１２９－０３一、共和主义的历史演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共和主义开始在西方学界复兴并迅速成为一股潮流。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复兴”而不是“兴起”，是因为事实上共和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这一传统起源于古罗马，并且和西塞罗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传统再次兴起，它构成了马基雅维利宪政思想的突出特征。

共和主义传统更为晚近的著名人物包括哈林顿，孟德斯鸠，当然还应该包括卢梭——“如果以一种非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解读他的著作的话”。

共和主义的传统也在《加图来信》和《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文本中得到清晰的体现。

传统的共和主义具有一些典型的特征，例如他们提倡“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反对君主制，尤其是在英国内战时期及其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主张不同权力相互制衡的混合宪政；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共和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主要是“公民”自由，而当时的公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精英男子，并不包括妇女，儿童和奴隶等。

随着１７、１８世纪的到来，启蒙运动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被人们普遍接受，原来传统的只适合“公民”的共和主义逐渐被适合于普通大众的自由主义所代替，并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共和主义“不但不再受到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青睐，而且还从政治思想史家的视野中消失了”。

自由主义长期“霸占”着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宝座，其推行的自由至上的理念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上热衷于“小政府，大社会”的主张，经济上反对国家干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社会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分化严重，犯罪率的上升，毒品的泛滥，社会道德的沦丧等开始凸显。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共和主义开始在欧美复兴并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对自由主义——严格的说应该是奉行自由至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复兴中的共和主义，有的学者称之为“新共和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的共和主义，以一批当代的思想家为代表，包括阿伦特、斯金纳、桑德尔、泰勒以及佩蒂特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的复兴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到了新世纪之初，这场学术运动非但没有像当初有些学者预料的那样转瞬即逝，反而由政治思想史领域扩展到法理学、规范政治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学、公共政策等领域，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令人侧目。

二、无支配的自由（一）无支配自由的定义及其理解在此，有必要对“无支配自由”和“无干涉自由”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和比较，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无支配自由不无裨益。

共和主义追求的无支配自由强调“建立在专断意志上的干涉的缺失”，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

因为在共和主义者看来，“支配”是一种罪恶，是一种建立在专断意志上的干涉。

在这种“支配”关系下，“支配者可以任意专断地干预被支配者的选择，尤其是他可以进行干预，而无需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观点”，这种“支配”典型地表现在主人与奴隶或主人与奴仆的关系上。

无支配的自由观并不反对所有的干涉行为，反对的仅仅是建立在专断意志基础上的干涉，即一种支配的干涉。

用佩迪特的话来说，共和作者简介：聂圣平（１９８６－），男，安徽巢湖人，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２００７级硕士生。

主义不反对“无支配的干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例如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或良好的法律对社会和个人实施的干涉就是一种无支配的干涉，共和主义对此不但不反对，反而主张国家和法律的存在是必要的，是保障人们享有不被他人支配的自由的必要条件。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干涉”是一种罪恶，他们追求的无干涉自由主张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干涉行为的缺失，一个人的言行不受他人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和影响。

共和主义者对这种消极自由观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一个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不被他人干涉之自由，但也可能存在着此人被他人支配的情况，用佩蒂特的话来说，这个人受到了“无干涉的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佩迪特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可能是他人的奴隶，受到了主人的支配，但实际上我的选择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

这可能仅仅因为我的主人是一个仁慈的人，没有颐指气使的脾气；也可能是因为我很狡猾，或者我对我的主人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结果能以随心所欲。

就我有一个主人而言，我受到了支配；但就这个主人无法实施干预而言，我没有受到干涉。

”主人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对自己的奴隶的生活作出任何实际的干涉，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主仆关系是一直存在的，而这种关系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支配。

所以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该奴隶可能从主人那里获得了无干涉的自由，但并没有获得无支配的自由，那么该奴隶仍然不是自由之身，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无支配自由的国家观在共和主义的理论体系当中，国家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积极角色，尤其是在促进无支配自由的实现方面。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探讨共和主义是如何理解国家及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在阐述无支配自由的国家观过程中，我们仍然把其与自由主义的无干涉自由观对国家的理解加以比较。

因为我们知道，新共和主义主要是针对自由主义的，它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批判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我们将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共和主义的观点，就如同我们想读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应该先去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恶”，“国家在理想上不过是个人追求其原子化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反对国家的干预。

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对无干涉自由的一种威胁，因为国家的存在，不管其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必然会对社会或个人进行或多或少的干涉。

而共和主义者“把国家看成是人民的受托人”，认为国家是保障人民免于支配的必要条件。

例如，国家可以通过调节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避免出现富人在金钱上支配穷人；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立法和推行民主，保证普通民众免于政府官员的支配。

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不加区分地认为所有形式的国家都是可以保障无支配自由这一目标的实现，共和主义者反对独裁和专制，因为专制独裁的国家自身就会演绎为对社会和个人实行支配的统治力量。

他们认为能促进无支配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形式，首先应该满足宪政的条件。

在佩迪特看来，宪政包括两个基本方面。

其一要满足“法律帝国的条件”，即推行法治，反对人治，实现“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反对自由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在法律沉默的时候人们才拥有自由，只有在法律没有触及的地方才拥有自由”。

其二要满足“分权的条件”，即通常为人们所熟知的三权分立。

权力对于每个人的诱惑性都很大，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其结果必然导致腐败，按照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或者“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必须分散在不同群体和机构手中。

所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集中在同一主体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者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举，均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

其次，能促进无支配自由实现的国家形式还应该满足民主这一条件。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民主都有不同的模式。

英国政治学家赫尔德将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民主模式概括为八种：雅典的古典民主、麦迪逊为代表的保护型民主、发展民主（包括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密尔为代表的代议民主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的直接民主、熊彼特提出的竞争性精英民主、达尔提出的多元民主、哈耶克和诺齐克等新右派提倡的法治民主制和佩特慢等新左派提倡的参与民主。

共和主义者所提倡的民主模式接近于新左派的参与民主，但共和主义派更喜欢称自己的民主模式为“论辩民主”。

按照这种模式，只要人民单个的和集体的对政府的决定享有永久的论辩之可能，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民主的，它就是一种为人民所控制的统治形式。

共和主义者认为，使人民获得自治或民主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他们随时能够对决策展开辩论发现它与其相关利益或观念不一致时，能够迫使它加以修正”。

共和主义者认为国家只有在同时满足宪政和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成为一个被约束性的并且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

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

共和主义者承认国家的干预以及法律的实施对个人的自由确实具有一定的干涉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并不等同于威胁，这种限制的结果会足以弥补个人因为国家和法律的限制而失去的那一小部分自由，会更好地保障无支配自由实现的最大化。

洛・１３０・克将法律视为自由的构成要素，认为“假如（法律）……单单为了使我们不致堕下泥坑金额悬崖而作的防范，就不应该称为限制……法律（最终）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三、　两种自由观的比较（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的表述散见在各种著作中，并没有系统的论述。

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范畴的定义，来自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自由的一段论述：“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给自由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认为，自由不仅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一个社会历史观的范畴，社会历史的实践是自由的来源。

就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来看，取得更大自由的主要障碍不在于自然界，而在于人类社会、人本身。

人总是通过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取得自由的，因此，社会的制度、组织状况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影响人的自由的实现的一个根本因素。

在资本主义及其它阶级社会中，人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分裂与对抗，从根本上阻碍着人类争取自由的能力的充分发挥。

因此，必须借助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

这种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将　“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