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人的避难地

上海，犹太人的避难地
Michael Blumenthal, der Direktor des Jüdischen Museums Berlin, entkam 1939 dem Holocaust. Ziel der Flucht war Shanghai. Dort überlebten Tausende Juden. 米歇尔.布鲁门塞尔，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逃过了1939年的大屠杀。

避难地为上海。

那里有近千人的犹太人活了下来。

当1945年关于令人发指的纳粹集中营的消息传过来的时候，米歇尔.布鲁门塞尔正不知所措地站在上海犹太隔离区的一
座墙前。

在他位于虹口区的住所对面，一座墙上贴着长长的名单。

布鲁门塞尔读着幸存者的名字，这些人幸运得逃过了纳粹杀人机器。

在名单上没有一个他童年时在柏林的玩伴。

布鲁门塞尔当时18岁－同他的姐姐和父母一起在上海挨着饿，被凌辱，被殴打。

但是，这个家庭活了下来。

上海的犹太人把纳粹集中营认成为暴力机构，而不是系统化的屠杀地点。

战争的结束验证了之前最坏的恐惧：500到600百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

布鲁门塞尔恨上了德语并为他的祖国感到耻辱。

同样的感觉也存在于很多犹太难民身上。

当布鲁门塞尔1939年5月踏上中国的土地后，几个月以来绝望的日子终于被甩在了身后。

布鲁门塞尔的父亲在1938年的
碎玻璃之夜被抓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当他妻子将船舶通
行证呈上以后，他才被释放－掉了25公斤的肉。

这个被纳
粹剥削到只剩下最后的十帝国马克的家庭，最后从那不勒斯离开欧洲。

对当时只有13岁的米歇尔.布鲁门塞尔来说, 五个星期的航
行是一个奇特的经历。

他看到，地平线在蓝色和灰色的海面上升起和下降：”我当时非常好奇“。

只有当父母陷入紧张的
沉静之后，如他几个月以来看到的，他的情绪才黯淡下来。

上海以一个大港口城市的破旧魅力迎接他。

当远洋航轮进入扬子江口并从那里进入黄埔江后，米歇尔.布鲁门塞尔看到了连成线的船只：货轮和战舰，其中还散落着张着帆的帆船和划行的舢舨。

救援组织的代表将新来人员安排到紧急避难所。

很多犹太难民将上海称为避难地中最后的选择。

一个陌生的文化，不健康的气候－但是，自1937年以来，几乎所有的
地界都向寻求帮助者关闭了。

在上海没有人向你问起护照或是信仰。

最后一批逃亡者在1941年从陆地上经过俄罗斯和
日本到达上海。

”霍尔小吃店“，”亚特兰大咖啡馆“－字体早已经褪去了颜色，但虹口区北部的避难者开的商店的广告牌还是可以看得清。

犹太隔离区沉默的证人在今天还可以找到。

从1943年5月到1945年8月共有2万犹太逃亡者，在日
本人的驱赶下拥在这里，大多数人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

他们和1万中国人一起挤在两个半平方公里的面积上。

日本在1941年末占领了整个上海，然后迫于其同盟国德国
的压力设立了这个犹太隔离区。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者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在90天内迁往虹口。

在命令中提到为所有1937年以来来到上海的无国籍的难民提供”保护措施“。

这个拦起来的区域的边界为－惠民路，通北路，周家嘴路，公平路－在今天还存在。

在原来的犹太区的东南角上的霍山公园竖立着为当年受困者而建的纪念碑。

米歇尔.布鲁门塞尔在上海度过了8年时光。

后来，同其他流亡者一样，他返回城里，来到了他少年时居住的街道和位于舟山路59号的老房子。

一块银色的牌子是为了纪念他－前犹太区难民，之后成为了美国吉米.卡特时期的财务部长。

8个房间，一个厕所－现在依然如此。

”这房子当初就这样了。

但是我们当时住了40到50个人“，布鲁门塞尔说。

在舟山路的拐角处即是摩西会堂。

今日是一个纪念馆，当时是犹太隔离区的生活中心。

在会堂旁边是一个警察局。

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污染了的饮用水，害虫，被殴打。

近2000犹太人没能活着出去。

一次，布鲁门塞尔在犹太隔离区的医院里躺了21天。

没有药品，但他最终活了下来。

他在一家瑞士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1944年初丢掉这份工作后，他开始学习世界语。

”我坚信，在战后，世界需要一门中立的语言“。

自1997年底以来，米歇尔.布鲁门塞尔管理着柏林的犹太博物馆。

”在上海的日子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时间“，他说，”但是，我一辈子感谢这座
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