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影_一江春水向东流_中男性形象的深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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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

这是一部由联华影艺社与昆仑公司出品发行、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编导、汇聚了多位著名影星的现实主义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诞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在饱受赞誉的同时，也一直受到有关具体问题的质疑甚至否定，比如人物性格发展的现实依据、主题的现实意义等。而且提出批评的人中，不乏洪深、田汉这样权威性的影剧大家。

时代的进步使得爱国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获得了新的内涵。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这部作品，便能透过那些被诟病的地方读出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中，对现实的批判源于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在人的心理上反映为两方面：其一，现实与人之间的供需失衡；其二，人因为这种失衡而导致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便会使人产生对今后自身生存的危机感。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通过爱国知识分子张忠良的转变以及他身边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将个体的“人”扩大到整个民族，深刻的传达了编导对于整个民族生存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的危机感。

首先确定一个事实：张忠良的“转变”可以用另一个明确的词汇形容：堕落。张忠良的“抗战——上进——腐化——挣扎——堕落”构成了整部影片情节架构的主干，而这种男性形象的转变也正是自影片公映以来一直备受争议的地方。正如田汉所说：“张忠良的堕落，他的性格破裂是不太有根据的。[1]”但是脱离左翼文艺思潮某些偏颇的主张，从文本出发深层剖析张忠良的人物性格，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这个“抗战英雄”堕落的心理依据：人性中固有的弱点与矛盾。

1.生命本体的软弱与无奈

正是因为暴露出了生命的软弱以及人们面对求生欲望时的无奈，影片在情节发展上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描写张忠良作为抗战救援队员支援前线的时候，影片对他的抗战形象虽有提及，但并未着力将他塑造为“坚定的抗日战士”。在仅有的几场表现他抗日工作的戏中，要么只是白描式的交代他成为救援队员这一事实，要么是为以后人物关系的发展铺设伏笔。而离家之后，刚闻到硝烟味的张忠良便开始了“被袭击、逃生、被俘、再逃生”的经历。张忠良的抗日行为实际上是一个退化的过程：从一开始的思想宣传、积极募捐、离家上前线，到后来忍受日军的折磨，直至最终放弃知识分子的矜持与爱国者的尊严，爬到水沟前喝脏水：抗日已经从救亡图存退化成单纯意义上的对生存权利的争取。电影镜头也从张忠良演讲时的小仰拍变成俯拍。

我们从这里就开始发现了张忠良人性中软弱的一面。田汉曾质疑张忠良为什么在到达重庆之后没有联系进步团体、人士，而是在求职失败后去找王丽珍。其实就是因为此时的张忠良已经不是在抗战而是在谋生了。他在战场上、战俘营中遭遇的是一种类型化的苦难。是日寇对所有抗日者都会实施的迫害与摧残，但这些没有使他真正觉醒，走上与革命相结合的抗日之路，而是让他成为一个原始的求生者。足见张忠良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定地抗日战士。他参加抗战，大部分是出于自身朴素的忠厚与善良，而缺乏后天的革命意志与革命修养。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全国人民的民族激情空前膨胀。但激情过后，除了有坚定思想信仰的抗日战士之外，我们的大多数民众能否抵抗人性的弱点对抗日决心的冲击？虽然张忠良没有成为一个背叛民族的卖国贼，但实际情况是：他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选择以更激烈的方式抵抗，而是以逃避这一中性行为守住了自己的民族底线。而这一中性行为正是民族危机感的来源：抵抗的方式只是守住底线，而不是义无反顾的冲锋。

2.矛盾性格的挣扎与堕落

张忠良在逃到重庆之后，又展现了人性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矛盾。他的矛盾自上集《八年离乱》后半部分起，贯穿于下集《天亮前后》始终。张忠良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集中体现在他的心理矛盾上。而矛盾心里表现在行为上便是艰难的选择。上进与沉沦、独立与依附、良知与金钱，甚至包括王丽珍与何文艳，张忠良一直都在取舍，而且纵观他在取舍之前的心理活动，却又经过从痛苦的挣扎到羞涩的接受，直至最后心安理得这样大起大落的心路历程。

张忠良的选择结果总是二者中消极、反动的一方，但选择之后又流露出对另一方的留恋与歉疚，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坏到底却也变不好的人。这种矛盾的定位增加了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同时，张忠良的选择其目的与从战俘营中逃脱一样，即争取生存。这种天经地义的行为却因为社会环境的渲染而成为“堕落”。张忠良在行为上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局限，反映了抗战时期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思想上的扭曲与偏狭。肉体的生存却必须以意志的沉沦和良知的丧失为代价，体现了编导对社会环境的控诉。

在影片诞生的1947年，内战爆发，和平建国的事业再次停止不前，而且内战陷入相持阶段之后，面对国统区人民大众的艰难生活，蔡楚生、郑君里等电影编导定会感到民族前途的难以把握。在“天亮前后”，黑夜似乎已经过去，但光明仍未真正到来。这一次，电影传达的危机感来自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对于信仰选择的暧昧态度。可以说，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时代在“天亮前”与“天亮后”飘忽不定，造成了整个民族集体性的徘徊不前。这种集体徘徊才是最使我们感到不安的。八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历史的停滞甚至倒退会消磨前期牺牲的价值。在得知妻子怀孕后，张忠良感叹道：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定了。但上一代的牺牲是否能够换来下一代的安定？

张忠良的“转变”是因为他的“不变”。而这种不变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心理中长期以来固有的弱点。在战胜侵略者之后，我们人性中的软弱和矛盾心理造成的难以抉择，已经成为了民族生存的危机。这种危机汇成绵延不尽的愁思，宛如一江春水，缓缓东流。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男性人物的深层变化传达了侵略战争、人性弱点、心理矛盾、落后观念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造成的危机，而且提出了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坚持以不妥协的方式反抗，既不向侵略者妥协，也不像自身的弱点妥协，整个民族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是在躲过亡国灭种的威胁后继续沉沦。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痛斥黑暗社会对人的腐蚀之外，还难以体会到上述比较“前卫”的表达方式，但是一种由危机感引发的民族自省，已经通过电影传播开来。这种以塑造争议人物的方式传达民族危机感，不仅在中国早期电影中具有探索意义，并且对于当今的中国民族电影也具有相当大的启示与指导作用，即电影作品的民族责任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只是创作手法层面的思想，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需要有对本民族人民生存状况关注与反思的精神。

“中国电影，不能以市场化、平民化、大众化的名义，被商业消费主义遮蔽或置换人民性的价值立场，使人民性在电影中的某些构成缺席成为一种历史宿命。”[2]影片最后，张母绝望的叹道：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罪！直到这里，电影才终于揭示：人民对生的绝望和对死的向往，构成了威胁民族生存的最大也是最深的危机。在当时，这一部商业电影在票房上的巨大成功，实际上是片中深刻的思想意义在人民中所具有的号召力与凝聚力，是一种巨大的民族认同感。

注释

[1]田汉.《初评<一江春水向东流>》，《田汉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594页.

[2]黄宝富,付晓慧.《人民性：被新中国60年电影边缘化的精神词汇》，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6页.

简析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

男性形象的深层变化

王聿霄 （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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