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的主题

周扬最早提出反封建主题。他认为生产上周朴园是一个懂得榨取、压迫和欺骗工人的方法的资本家，但在家庭里他是一个顽迷专制的的家长，而“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杨晦也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人物”，属于所谓的“官商”：“官”者，“自然是一种封

建势力，不过却往往到国外镀过金的”；“商”者，“却多半是洋商，或准洋商的买办之流”。

朱栋霖从周朴园“这个伪善而又专横冷酷的封建家长”日常生活中对妻儿感情上、心灵上的压迫与控制，看到了封建主义对人和人性的毒害与扼杀。在朱栋霖的论述中，繁漪、周冲、侍萍、四凤等对周朴园的反抗都是反封建的个性解放，不同的是前两者是精神上人性与个性解放的追求，而后两者是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人的生存追求，“无论是人的精神要求的遭扼杀还是人的自然本性遭贱视，其源盖出于罪恶的封建势力”，“(《雷雨》里)响彻着对封建主义的悲愤控诉和对个性解放的热烈响应与追求”。

钱理群进一步说，“一切恶果都是封建主义造成”，除了四凤、周萍、侍萍、繁漪、周冲，甚至周朴园本人也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反封建”主题，相对于“资产阶级罪恶说”更有依据一些。首先，从曹禺的生平来说，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家庭中，他的父亲对孩子们非常严厉，“我在家最感到害怕的，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其次，曹禺本人的创作谈也支持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曹禺就说“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一说法“可以追认”，“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他在1980年杭州讲学时也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在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思想”，“我心中反封建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后来他虽然说他写《雷雨》时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也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但评论家说《雷雨》有反封建主题时，他也“承认他们说得很对”。最后，无论是“资产阶级罪恶说”还是“反封建”说，依据的主要是周朴园及周家的阶级划分，周家在经济上是资产阶级，然而在思想统治上却是封建家长制。从文本来看，他极力用封建淫威来压制繁漪的个性，要求她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对他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维持，都是封建性的体现。相对于从经济上来划分周朴园为无恶不作的资产者，将他当做封建大家长来看待，更能够深入的揭示他的本质。

《雷雨》中的命运观也是自从文章诞生以来就有人不断关注的。研究者围绕着《雷雨》是否有着命运观念或宿命论思想以及这种是何种命运观念、该如何评价等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曹禺在叙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

由于鬼神，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明显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

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冲突）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人的先知们咱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抛弃了这些

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恰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表现它的真实相”。（《雷雨》序）

刘西渭最早提出《雷雨》里有命运观念。他认为剧中最有力量的是一个隐而不见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但是，这种观念绝对不是作者替天说话，文中所谓的报应也

并非天意，这种命运并不是形而上的努力，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也就是说，由于剧作对现实的把握，令人们感到造成悲剧的不是命运，而是

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但剧作还是表现了命运观念的。

李树凯从曹禺写《雷雨》的创作谈出发，虽不否认写作的指导思想中有一定的唯物论的思想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无法抗拒的唯心主义的‘天意’即宿命论思想”，《雷雨》更是毫无疑问的带着宿命论的思想。

新雨认为《雷雨》中的命运观不是在命运之下诚惶诚恐和消极顺从，而是一种积极抗争的激越之情，正是这种命运观使得《雷雨》“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剧而获得一种能够具有哲理性的深沉意蕴”。

陈丁沙则明确否定了“《雷雨》的思想主题流露着一种宣传宿命论的观点”这一说法。他认为作者的“神秘的看法”、“主宰”等与宿命论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作者并不是为了写上帝主宰人的命运，而是为了情感上揭露出残忍的现实，作品在客观上也不存在宣传宿命论的嫌疑，而“作品中的人物有宿命观念，绝不等于作品本身或作者本人也具有宿命观念”。

钱谷融进一步说道，曹禺的创作谈并不足以判定《雷雨》里存在着命运观念，因为这些说法是作者“事后追加上去的”，并不是在创作构思中就存在，而且即便是作者创作前就存在这种意识，“作者的主观意图还不等于就是作品的客观思想”，我们要想得到《雷雨》的主题，还是应该从文本出发，而作者是否有命运观念姑且不论，《雷雨》这一作品客观上是没有命运观念的。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雷雨》的基督教色彩和宗教主题。曹禺虽然不是基督徒，却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据他说，他从小时候就常到教堂里去，很早就接触到《圣经》，“在清华

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的宗教音乐也有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也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基督教的各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曹禺的思想和创作，他的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着学者对《雷雨》的宗教主题研究。宋剑华认为“《雷雨》所显示的客观效果，正是人生中‘善’与‘恶’两大势力间的激烈征战，以及‘上帝’（在作品中体现为自然力）所作出的公正裁决”，具有明显的宗教主题。

宋剑华提取了《雷雨》中的二十二对矛盾，得出的结论是《雷雨》的矛盾结构模式是“体现了‘上帝’的意义”。他还用基督教的“原罪”和“报应”思想对《雷雨》进行解读。击杀周朴园的儿子，让他承受疯妻的打击，是上帝对周家的原罪施以灭族进行严厉的制

裁。作品中心人物周朴园的性格发展体现了人性战胜了兽性，周朴园的灵魂也由邪恶走向忏悔，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在环境布局上，则是用“雷雨”、“教堂”

及“巴赫的宗教音乐”将宗教色彩直接表现出来。宋剑华把雷雨当做“天意”，认为它是“上帝”发怒惩恶劝善的呈现，读者从这劝善惩恶的行为中，“得到了‘愿望’的满足和心灵

快感”，从而得出“弱小者的悲剧，能够唤醒强暴者的忏悔意识，使人间充满‘和谐’与仁爱”的结论。

曾广灿、许正林也从宗教的角度看到了忏悔意识和原罪情结，“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像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对

序幕和尾声做出了新的解读，并详细用基督教的原罪与赎罪、罪孽与报应思想解析了剧中人物形象的行为和命运。王烈耀从《雷雨》的整体结构———用序幕和尾声将所讲述故事隔在十年之外，看到了作者“悲悯之心”给了作品中所有人物的“普爱”或“泛爱”精神，并明确指出“曹禺只是从精神层面，并没有以‘信仰’的方式接受着基督教思想中的‘罪’

与‘爱’的观念”，这与许正林的“它不是属于基督教的，而是属于基督教意识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白薇抓住文中的男性话语（以周朴园的视角）和女性话语（以繁漪的视角）的不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雷雨》进行解读。“女性的无言（如侍萍）或非理性言语表达（如繁漪）都不可能成为批判社会与文化的自觉力量，批判的语言中不存在男性主体话语之外的真正的异质话语”，当周朴园良知浮现，实现救赎后，又成为新的理性的言说者，而女性则再一次成为“失语人”。因此，《雷雨》中最具完整意义的第一叙事主角是周朴园，文本真正的主题是“宗法制度中人（=男性）的变异与救赎的悲喜剧”，换而言之，也就是男性失去话语权与重新获得话语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