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投资能带动地方投资吗

2011.10中央投资能带动地方投资吗？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大-林肯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廖凯原楼508室，北京100871 中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北大-林肯中心及相关机构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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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一、引言 (3)二、中央投资和地方投资 (6)三、研究设计 (9)（一）回归等式设定 (9)（二）固定效应模型 (10)四、主要发现 (11)五、稳健性检验 (13)（一）内生性与工具变量 (13)（二）工具变量的选取 (13)1、中央转移支付的描述 (13)2、外生性 (14)3、相关性 (14)（三）工具变量的检验 (15)1、内生性检验 (15)2、显著性检验 (16)（四）工具变量结果 (17)六、结论 (18)中央投资能带动地方投资吗？郑新业一、引言政府投资是一种经济现象，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投资地区的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以及贫富差距都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调节各地区贫富差距的重要财政工具，政府资金一方面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完善社会福利建设，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直接投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切实缓解相对贫困地区财政困难和发展落后难题。

缩减贫富差，是政府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

同时，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问题，这便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减小经济波动、调节经济周期，其重要途径即为政府投资。

在经济下滑、运行低迷时，政府扩大支出增加投资，保证就业稳定，保持产出能力，促进经济复苏。

在经济发展过热时，政府调整投资规模，控制投资支出，以避免造成产能过剩、资本闲置等问题，从而稳定经济增速，保持发展潜力。

而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投资在经济中扮演的更为重要和普遍的角色则是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已有文献表明，效率高低和富裕程度是影响中央政府投资的主要因素。

就富裕地区而言，政府投资通过促进网络科研、环境治理等方面实现促进增长的目标，这可由内生增长理论所解释。

就贫困地区而言，政府投资作用方式则更可能符合传统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思路（Aschauer，1989）。

事实上，包括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和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支持此理论，并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作为直接手段，政府投资本身即为经济总产出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另外，通过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分配（Lucas，1988，1993）、技术进步（Grossman&Helpman，1991）、和基础设施建设（Faini，1984），公共投资提高了投资回报，带来总体经济增长。

作为间接手段，由于基础设施的多寡和质量高低是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的重要依据（世界银行，1994），而政府投资可以为企业投资主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私人投资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从而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渠道实现的。

第一，公共投资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吸引私人投资（Martin&Rogers，1995；Martin，1999），这在原始资本存量较低的地区效果更为显著。

如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资有利于人力资本形成，从而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并扩大私人投资需求，而事实表明，当生产性公共服务的减少时，总是会伴随着一般性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降低（Aschaeur，1989b）。

第二，包括对公共建筑、教育和医疗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完善了投资环境，减少了私人资本的运作成本，从而促进私人资本投资。

例如，对法律基础设施的提供有助于保证对私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可以弥补市场本身对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缺失，这都可以吸引私人资本（Erdal Atukeren，2010）。

第三，公共投资可以提高经济总产出，增加私人资本投资所需的物质资源和资金来源供给量和供给渠道，吸引私人资本投资。

第四，政府运用投资作为总需求的管理工具，一方面通过扩大总需求和产品市场来拉动吸引私人资本，另一方面通过控制经济波动，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来激励私人资本投资。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不同带来的投资环境的差别以及政府投资规模的不同，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挤出私人投资（Erdal Atukeren，2010）。

首先，公共投资的增长可能扭曲了资本运行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挤出私人投资。

例如，如果政府和私人部分竞争经济资源，政府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渠道，减少私人投资可能。

同时银行的贷款量会减少，私人投资的融资成本会增加，从而阻碍其投资。

求其次，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往往是外部负债或者财政支出——高外部债务意味政府在未来可能会提高税率以获取收入用于还债，这便会使私人资本产生高税负的预期，限制其当期投资（Solimano，1989；Cardoso，1993；Larrain and Vergara，1993；Oshikoya，1994）；而高财政赤字可能会降低可贷款量，提高贷款利率，增加私人投资成本并挤出私人资本。

第三，若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可替代性，政府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市场，那么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直接竞争也将会挤出私人投资。

因此，在理论分析上，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会产生挤入还是挤出效应尚无定论。

在经验分析中，学者们对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相关关系也难以达成一致，其采用不同理论模型和不同数据得到了不同的经验分析结果。

尽管多数学者的分析结论均证实了公共资本投资和私人资本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在其正负关系的讨论中始终存在分歧。

部分学者认为公共投资会显著拉动私人投资，即产生挤入效应。

Aschauer在1985和1988年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没有产生挤出效应，Aschauer（1989）进一步采用美国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公共投资支出在总体上带动了私人资本。

Barro（1991）运用1960-1985年间98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同样得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

Erenburg（1993）运用非线性参数限制，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的统计方法建立两方程模型，并分析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不同影响，结论证实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Erenburg和Wohar（1995）则采用多元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1954-1989年间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反馈效应。

Argimon et al （1997）运用14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Ramirez（2000）运用1980-1995拉丁美洲国家数据作为样本，均得到公共投资挤入私人投资的结论，Albala-Bertrand 和Mamatzakis(2004)发现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对智利的研究中。

Reinikka和Svenson（2002）对乌干达243个企业的调查显示，政府对电力公共投资的不足则成为私人投资的最大阻碍。

在最近的研究中，Erden和Holcombe（2006）采用具有代表性的1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8年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同样具有显著拉动作用。

Kollamparambil和Nicolaou（2010）以南非1960至2005年数据为样本，认为尽管公共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或挤出效应，但其的确通过“加速器效应”间接促进了私人投资，从而得出财政政策应提高投资产出比以带动经济增长的结论。

然而，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在多篇文献中得到支持。

在Barro的早期研究结果中（1971，1976），劳动市场存在超额供给和商品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时，公共投资的增加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这与其1991年的研究结果相反。

Cebula（1978）采用美国和加拿大1949-1976年数据而Bairam和Ward（1993）采用OECD国家截面数据，均证实挤出效应的存在。

Pradhan et al（1990）运用货币非中性的假设并采取18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公共投资可以挤出私人投资。

Voss（2002）同样以美国和加拿大作为样本，采用其过去四十年数据，根据新古典理论和基本的VAR模型分为长期与短期进行检验，并得到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结论。

Diego Martinez-Lopez（2006）以1965-1997年西班牙各地区作为样本，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GLS估计和工具变量法对私人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生产性公共投资和社会性公共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均可以带动私人资本投资的增加。

国内学者同样对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但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均支持挤入效应存在的结论。

郭庆旺和赵志耘（1999），庄子银和邹薇（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通过不同模型分别验证了公共资本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正面影响。

然而，田杰棠（2002），张勇和古明明（2011）分别采用我国1998-2000年数据和1978-2008年数据并将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之中，得到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相反结论。

事实上，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相关关系的复杂性是造成学者们得到相悖结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我国为例，尽管在1995至2008年间，中央项目支出和地方项目支出都有大幅增长，但其增长趋势并未出现绝对的线性相关关系，这可能因为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既产生挤入效应又存在挤出效应。

另外，政府投资在刺激私人投资的同时，不可否认地私人资本的运作也同时影响政府资金的投入决策。

私人资金的参与会替代部分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并在产品供给市场和要素需求市场上与政府资本形成竞争关系，从而降低政府投资意愿，减少公共投资，从而两者之间不存在绝对地线性相关关系。

同时这种私人资本对政府资本的反向影响使我们在考虑两者相关性时不可避免地考虑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已被学者们广泛证实，但在对两者相关性研究的经验分析过程中却没有被给予足够重视。

因此，其复杂的相关性便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存在政府投资的最优规模，能够在最大限度地挤入私人投资的同时，又不产生挤出效应，从而达到政府资金的最优配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中采用我国30个地区1995至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